1.纸马释义
纸马作为中国民俗版画系列中的一个神秘多趣、古奥质朴的门类，集宗教、艺术、民俗于一体，或者说，它以艺术象征的方式，在民俗生活的层面上，表达人们的巫术信仰、宗教情感和各种神秘观念，旨在追求天、地、人的抱合和神、人、鬼的互通。纸马的文化功用主要就在于人们在祭祀仪式中能凭此接神、送神。纸马作为岁时祭祀和其他民间信仰活动中的纸质版印神像，其表现对象包括佛祖道仙、儒圣家先、行业祖师、英雄人杰、自然之精、造物之灵等，它们因时空、功用有别而形制不一、构图各异，可谓森罗万象，蔚为大观。
纸马自唐代在我国出现以来，伴随着宗教民俗而广为流布，成为各地民间信仰活动中最常见的俗信物品。在长期的传承中，其名称也多种多样，除常用的“纸马”、“甲马”之名外，在民间各地还形成了一些不同的俗称，诸如：“楮马”、“神马”、“神纸”、“神像”、“马纸”、“佛马”、“云马”、“马子”、“菩萨纸”，等等。
自魏晋有纸钱以来，及至唐代，其信仰与功用不断增广，除祭亡外又有了迎神送神的寓意。白居易《黑潭龙》诗云：“神之来兮风飘飘，纸钱动兮锦伞摇。神之去兮风亦静，香火灭兮杯盘冷。”从诗中可知，纸钱、香火的“动”与“灭”在时人观念上已同神之来去联系在一起。
类似纸钱，以祭供和焚化的方式迎神送神的“纸马”，其名称最早出现于唐代。唐谷神子《博异记·王昌龄》载：
开元中，琅琊王昌龄自吴抵京国。……舟人云：“贵贱至此，皆合谒庙，以祈风水之安。”昌龄不能驻，亦先有祷神之备，见舟人言，乃命使赍酒脯、纸马，献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而以一首诗令使者至彼而祷之。《博异记》，旧题为唐人谷神子所作，“谷神子”为元和进士郑怀古之号。
上述引文是有关唐代用“纸马”祭神的较早而又明确的文献例证。清代王棠《知新录》曰：“唐明皇渎于鬼神，王玙以纸为币，用纸马以祀鬼神。”《知新录》虽为清人之作，但也是重要的参考，据此也可推断，唐代的纸马有类纸钱，或其本身就从纸钱化出，是用以一并焚化的祭鬼神之物。此外，唐代还见有“甲马”的名称。敦煌卷伯三八一○号载：
用甲马两个，上用朱砂写“白云飞升”四字，飞符二道，祭六甲坛下……可见，在唐代，“纸马”、“甲马”的名称不仅已经出现，而且进入了祝祷、祭祀的仪典。
在宋代，纸马的俗用已十分普及，甚至在都城汴梁还出现了专营性的“纸马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清明节”条目载：
清明节，……士庶阗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迭成楼阁之状。
此外，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在运河北岸确实绘有两间门面的“王家纸马”铺和迭成楼阁之状的纸衮。北宋东京的纸马铺在清明节期间以印售纸钱为主，但纸马、纸钱相混并用。此外，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又载：
岁旦在迩，席铺百货，画门神、桃符、迎春牌儿，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
钟馗、财马、回头马之类，是当时新年纸马的常用品类，纸马铺既印又售，作坊多与店面合一，形成“前店后坊”之制。
财马（南通平潮）在南宋，也有专印纸马的“印马”坊。周密在《武林旧事》卷六“作坊”
条目中记录下临安的15个作坊，其中便有“印马”坊。在南宋文献中，还见有“吴妆纸马”的名称。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载：
盖蜀人鬻神祠，所用楮马皆以青红抹之，署曰：“吴妆纸马”。
这“吴妆纸马”用青、红二色作渲染，恐与京师当时的黑白纸马不同，故另有地域性的别称。这正反映了南宋纸马的品类与风格已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
从文献看，元代在使用“纸马”名称的同时，也有“甲马”之名。施耐庵《水浒传》第三十八回“浔阳楼宋江吟反诗，梁山泊戴宗传假信”云，戴宗“身边取出四个甲马，去两只腿上每只各拴两个，口里念起神行法咒语来”。施耐庵并写了一首《西江月》作为这“神行法”效验之证：
仿佛浑如驾雾，依稀好似腾云。如飞两脚荡红尘，越岭登山去紧。顷刻才离乡镇，片时又过州城。金钱甲马果通神，万里如同眼近。
此外，《水浒传》第五十二回还写道戴宗的“神行法”带得人同行，若把两个甲马拴在腿上，就能“要行便行，要住便住。”在施耐庵生活的年代，“甲马”作为神符仍普遍运用。实际上，这“甲马”同“财马”、“回头马”等名称一样，本是纸马系列中的一个类别。
所谓“甲马”，原指裹甲之马，后又印作无甲的单骑，专用于邀神除凶、赶路神行和替身逐疫，具有较浓郁的巫风气息。令人吃惊的是，在南京高淳县，当今的乡民们在元宵节赛龙灯时，舞者双腿上仍各绑甲马一张，信能随龙而游，疾走如飞。由于甲马仅为纸马的一个支系，因此，在整体上把“纸马”称为“甲马”，或因《水浒传》写了“甲马”，就说“元代纸马称‘甲马’”，都是偏颇的。
纸马，又有“云马”之称。所谓“云马”，即“风马”。“风马”在藏族地区随处可见。藏民的纸幡、布幡上常见有马纹图像，它们被称之为“朗达”（rlung-rta）。“朗”是“风”的意思，而“达”是“马”
的意思，“朗达”的汉译就是“风马”。所谓“风马”，实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神马或神车的别称。《汉书·礼乐志》中的《郊祀歌》有“灵之下，若风马”
句。此外，唐元稹《长庆集》二十七卷《郊天日五色祥云赋》中亦有“羽盖凝而轩皇暂驻，风马驾而王母欲前”之咏。可见，“风马”、“云马”同“纸马”、“甲马”具有相同的邀神、导神的功能，实际上，它们是同一物类在不同时空应用中的传承衍化和异称。
用以祭祀的神像画何以称作“纸马”呢？其意究竟何在？古人的解释主要有二：
其一，纸马上往往印画马图，以作为神的乘骑。清人赵翼《陔余丛考》
卷三十“纸马”条曰：
然则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马，以为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
纸上有神有马，神们骑马交通，因此便有了“纸马”的名称。此说虽较直观、浅白，但也不无道理。
其二，有说印神像之纸为神所凭依，祭时、焚时迎送有序，快捷如马，来去无影。清人虞兆隆即持此说，其《天香楼偶得·马字寓用》曰：
俗于纸上画神佛像，涂以红黄彩色而祭赛之，毕即焚化，谓之甲马。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似乎马也。
此说较为神秘，其“马”的存在仅仅是一种虚幻的想象，而“甲马”之谓，则为神像画的一种象征性称呼。在虞兆隆所称的“甲马”上，有神像的涂绘，实际上，它与赵翼所言的“纸马”相比并无区别。
其实，即使在元代，也多见“纸马”的名称。在宁希元校点的《元刊杂剧三十种》里，多种杂剧的脚本都使用了“纸马”的名称。例如，《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杂剧的第三折中有“是！是！我且认了是你儿子。父亲，将与我一陌马纸马马，去东岳庙上招魂……”的台词。此外，在《小张屠焚儿救母》杂剧的“楔子”中有这样文字：
我不合将人上了神灵的·纸马马，又将来卖与别人还愿。我卖的是草香水酒。
再者，该杂剧第一折又说：
到三月二十八日，将马纸马马送孩儿醮盆内做一枝香焚了，好歹救了母亲病好……可见，并非元代的纸马就专称“甲马”，元代不仅仍有“纸马”的名称，且“纸马”、“甲马”功用相近。可以判断，“纸马”仍是元代民间最习用的名称。
在宋辽时期纸马就已为少数民族所接受，《宋史·志第七十七》记契丹贺正使参加的丧礼程序有：“去杖，跪，奠酒讫，执杖，俯伏，兴，归位。焚·纸·马，皆举哭，再拜毕，各还次，服吉服，归驿。”其中，“焚纸马”已成为官方礼仪的一个部分。及至明清，“纸马”的名称相沿未改，在小说、笔记、方志、集成等文献中层出不穷。
纸马以纸本为载体，以神像为表现中心，自唐代以来，虽与纸钱混用，却有超越纸钱的特殊功能---往往以图像直观地表达延神送神、敬神如在的神秘观念。不论有无马纹的刻印，在民俗应用中，它都具有作为乘骑的象征意义。神秘的宗教观念、夸张的象征艺术，总是和实在的民俗生活联结在一起，使纸马亦圣亦俗、亦平亦奇、亦幻亦真，成为错综复杂的文化现象和多姿多彩的民俗艺术。
2.信仰背景
纸马作为信仰表达的载体，其应用属宗教民俗现象。不论是纸马包罗万象的神祇体系，还是以纸马通神的俗信观念，都具有浓郁的巫术与宗教的气息。纸马的信仰来源，既有原始宗教的成分，又有人为宗教的因素，对日月、山川、水火、动物、植物、岁时、神仙、鬼怪、祖先、英雄、教主、生死，以及对文化造物的神秘观念和宗教情感，都在纸马的天地里纠结在一起，成为民间俗用的信仰基础。
原始宗教，又称“自然宗教”，它在自然物的崇拜中，建立了物物、物人、物事的幻想联系，以及通过接触、感应使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间产生混融同一的因果想象。拿纸马来说，其信仰中的原始宗教因素就非常突出，尤其是有关“马”的信仰和“火”的崇拜支撑了纸马的名实认同与民俗应用。
马本自然之物，但在中国古代早就融入了天体信仰，成为与日相连的神物和象征太阳的“阳物”。所谓“天马行空”中的“天马”，就是太阳。《淮南子·天文训》记录了马引日车的神话，在描述太阳一天的运行时，有“爰息例如，明马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第九回载：“……来如法摆设坛场，办下些马些马些香烛之类。
只留两个极小的家人答应。”
清马西周生《醒世姻缘传》第二回载：“……浇蜡烛，炸果子，杀猪，央人写对联，买门神、马些马些，请香，送年礼。”
汉·王充《论衡·论死篇》
曰：“神者，伸也。伸复无已，终而复始。”
其马，是谓悬车”之说。再看其他古文献的载述，《白虎通·封公侯》曰：
“马，阳物。”《左传》曰：“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同时，马的无可替代的实际交通作用，又被古人视为“应阴纪阳以合功”的“地精”和“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的宝物。由于马能上下天地，连接阴阳，交通神鬼，以利天下，所以被人们用来邀神送神。明人高启《里巫行》中有“送神上马巫出门，家人登屋啼招魂”的诗句，就说马为神的乘骑。显然，马的神话与信仰构成了纸马名称及其巫术应用的前提。
纸马在祭拜仪式之后，一概焚化，以送神归去。焚化时，纸燃快捷，迅忽化作一缕蓝烟，如马绝尘而去。这一效果来自对火的观察与崇拜。火作为工具和武器，对人类的进化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火帮助人类获取熟食、退避敌害、抵御寒冷、开荒种植、制作工具，被早期人类视作天赐的“圣火”。原始人十分重视火种的保存，火塘往往是原始居室的中心，也是形成家庭的生活基础。火的神赐幻想和有效神功诱发了人们对火的敬畏与崇拜，使火具有神物的性质。《春秋说题辞》曰：“火，阳精，物炎上。”火同马一样，均被古人认作“阳物”，而神作为“伸复无已”的自然化身，也是“阳”的象征。同时，火的“炎上”与神的“伸复”，具有相同的升腾、延展之性。因此，火的信仰也就与焚用纸马、纸马可送神上天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在纸马的神系中，有“水神”、“火神”、“水土”之神、“天狗”、“白虎”等自然之神，它们都留有原始宗教和巫术信仰的遗痕。此外，山西临汾的“福水善火”甲马，江苏的“游魂”、“消灾”和“巫师”等纸马，也都显露出与巫术信仰的相伴相随。
人为宗教，作为比较成熟的宗教，有祖师，有经典，有固定的祭拜地点和神职人员，并有神者或圣者的系列，以及一套祀神的科仪制度。在中国古代，释、道、儒三教在社会生活中留下了深长的投影，成为古人的思想基础、伦理准则和信仰指南。释、道、儒三教不仅相互借取、相互融和，在正宗的寺庙信仰体系中常显现出三教的合一，而且还一起播化到民间信仰中，甚至在纸马里也有所反映，成为纸马在巫术之外的最重要的信仰基础。
佛教自汉代东传中土，就以丧葬礼俗为切入点，揳入中国的民间生活，最初在摇钱树、招魂瓶等明器上出现佛像的造型。在版印技术已趋于成熟的唐代，在武后时代的《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上出现了版印的彩色佛像，在咸通年间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和《陀罗尼经咒》中则见有黑白的佛像版画，而早在唐前已有纸钱之用，因此佛教因素进入纸钱、纸马本非难事。在江苏纸马的佛像系列中，有释迦牟尼佛、阿弥陀佛、弥勒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准提菩萨、韦驮菩萨、十殿阎王、目连、泗州大圣、胎神大圣等多种图像。在丧葬、祭祀等仪式中，与纸马一并使用的，还有经咒、文疏、路引、纸镪袋、度亡赦文、还原赦文等版印之物，也烘托着纸马的佛教背景。
道教作为本土的宗教，与佛教文化间存在着相互融摄的关系，但在民间信仰生活中，与佛教通常做“往生”不同，道教则以“延生”为主旨，在度关、过寿、婚嫁、年节、建筑等民俗活动中常有所见。道系神是纸马神像体系中队列最为浩荡的一支，反映了道教在民间的兴盛，以及纸马广博而厚重的信仰背景。江苏纸马中的道系神有：三清、玉皇大帝、张天师、王灵官、刘海蟾、三茅真君、和合二仙、八仙、张仙、灶神、财神、斗姆、北斗星君、南斗星君、紫微星君、魁星神君、太乙星君、真武大帝、辛天君、雷祖、寿星、本命星君等。他们各有职司、各有所用，显示了道教信仰在纸马中的深长投影。此外，与纸马同用的，还有道符、星告、度关符等道教符纸。
儒教以入世的正统的面目受到历代的推崇，在民间宗教和民俗信仰中，它往往与佛教、道教混融，呈现出三教合一的局面。儒教讲伦理、宗法、孝道，倡导耕读、入仕、报国，于是追求家业兴旺、多子多福、读书做官、孝敬先祖等功利也以信仰的方式渗透到纸马中来。带有五子登科图像的灶神、刻印“孔圣”的众神图、保佑读书做官的文昌帝君、祈得高中状元的魁星神君、赐予子嗣的送子观音、慎终追远的“家堂香火列位高真”等纸马，都带有或明或暗的儒教气息。同佛教、道教一样，儒教文化也构成了纸马艺术的信仰背景，并成为其民俗应用的功利动因。
纸马虽产生于我国中古时期，但积淀了自原始社会以来的多种巫术观念和宗教思想，整合了自然宗教和人为宗教的成分，并将释、道、儒的因素融入了民间信仰之中，从而为其艺术表现和民俗应用开辟了广阔的信仰空间。
3.艺术基础
纸马主要是版印的各类神像，作为民俗版画，它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情趣，并以质朴、稚气、古奥、神妙、粗犷的特征展现其艺术的魅力。纸马是在尺幅不大的平面上，用墨线或加色彩渲染的简洁方式所勾勒的神祇天地，它用象征与联想的手段唤起人们“敬神如在”的神圣情感。
纸马作为人、神交通的艺术符号，是人们生活追求的表达，也是信仰与心理的寄托。
纸马在木刻插图、版印符经、版印纸钱、版印游戏图、木刻广告、门画、中堂画、年画等“版画家族”中，是最丰富复杂、最耐人寻味的一类，其艺术基础也超越了版画的范畴，呈现出多源头的特点。汉画像石、版印符经、佛教石窟、经咒绢画、宗教壁画、印染木版、印戳雕刻等，都为纸马艺术提供了范式与经验，成为纸马创作的艺术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