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课”时间到了，苏珊·巴斯内特教授走进教室。她先大夸当天的食物丰盛，然后首先开始动手，大家便跟着拿着托盘，往盘子里装食物。原来，这些食物都是各人自己带来的。有的是从超市买的，有的是自己亲手做的或家属做的；除了食物，还有红酒、可乐、咖啡、牛奶等饮料。老师边吃边说，大家边听边吃。就这样，吃着说着，吃着听着，活动不知不觉地进入正题。虽然老师还在吃，学生吃的速度则渐渐放慢并不知不觉地放下手中的托盘，不知不觉地拿出纸笔开始记笔记。老师每讲一点，都会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师的话也会经常被学生的提问打断。同时，同一个研究中心的其他老师也有参加的，跟学生坐在一起，并同样提出疑问和发表感想。总之，气氛非常和谐、轻松。在这种场合，老师和学生的身份界限变得十分模糊：大家都是参与者，都是讨论者。
当学术的讨论达到一定的深度时，为了避免太紧张，讨论便暂停一下，大家再集中吃些东西，怕学术太枯燥而要用食物的美味来滋养它一下似的。
前面说过，每次Seminar一般都有个设定的议题。这次讨论的主要是学术论文尤其是博士论文的脚注（Footnote）、文献（Bibliography）、引文（Citation）这些十分“简单”的问题。这些问题，国内的博导们已经不屑跟博士生们讨论了，而是要他们如何如何创新、开拓。然而，在强调“不教学生思考什么，而要教学生如何思考”的西方大学，却把这些ABC当成一件十分重要的事集中讨论，的确发人深省。西方学者很强调学科训练。
“学科”这个词的英文是Discipline，而Discipline又有“纪律”、“训练”等意思；换言之，如果你要成为某个学科某个领域的学者或专门人才，则必须经过严格的、系统的“科班”训练。我以前也没有注意到脚注、文献和引文有什么东西好探讨，但经过苏珊·巴斯内特教授的讲授和学生们的提问，我才觉得这样的讨论实在有必要。
说着吃着，不觉两个小时过去了。我注意到，吃得最多的是老师本人；当然，人家说得最多也有理由吃得最多。讨论完了，东西也吃得差不多了；没有吃完的，大家再分一分。在这种活动中，老师是不用带东西来的（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这倒有点像中国古代的私塾中的情形。老师不但可以不用带食品，她连走时还要挑些她最爱吃的带走。她在带走一样食物时，连装食物的盘子也一并端走了；只见一个学生跟在老师后面连忙大喊：
“嘿，苏珊，那可是我的家当（Houseware）呀！”苏珊·巴斯内特教授回头笑笑，把食物倒走，把盘子还给了那学生。
渐渐地，我喜爱上了这种学术讨论的形式，甚至每周都盼望着这一天的到来。日子到了，我会一早起床，做点有中国特点的食物。常做的是豌豆火腿炒饭，还有茶叶蛋。英国人非常纳闷：为什么鸡蛋能做得那么好吃？他们希望我能把制作的步骤写下来。
虽然我已经完成了在英国的工作，但那种讨论学术的氛围，却始终令我难忘。原来，学术是可以不板着面孔的。
原来，学术是可以有滋有味的。
学术为什么不可以是有滋有味的？当然，还可以到老师家去“有滋有味”一下。
桥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它使人和人之间的交往变得更容易，心和心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它把千里迢迢的距离于顷刻间化为乌有，让汗血马少流血汗；它团结大地、联络村庄，使旷野和旷野不再成为苍天之下的孤立。
然而，桥梁的功劳再大，它不过为一器物罢了。器物实用，实用者便不美——很多美学家都是这么说的。
桥作为一种“工具”，在它成为建筑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之前，的确没有什么美可言；就算它在建筑学上具有审美的价值，如果没有人类活动的加入，或是没有传说的点染，它还只是没有肉体的躯干，或是没有灵魂的肉体。
是的，有了人间沧桑，有了悲欢离合，有了无数的阴晴圆缺，桥便脱离了器物的范畴，甚至超越了建筑学的意义，而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乃至情感和情绪的表证。“驿外断桥边”，五字一出，意境顿生；“今日云骈渡鹊桥，应非脉脉与迢迢”、“一道鹊桥横渺渺，千声玉佩过玲玲”，是欣喜还是无奈？至于“断桥”加“残雪”，更是令人感伤得一塌糊涂。此外，西人又有“魂断蓝桥”、“廊桥遗梦”之情事，又岂是缠绵悱恻？
于是，我忽然对“桥”情有独钟起来；于是，当别人留心于康河的水的时候，我却格外关注康河上风情各异的桥；于是，在康河边，当人们陶醉于康河富于灵性的流水时，当人们流连于康河两岸的风光和那远处教堂神圣的尖顶时，我却被康河上的一座座形态各异、风格别具的桥所吸引。
我记得，我从剑桥回来之后写的第一篇文章就叫《剑桥有桥》。在那篇文章里我已笼统地记到了康河上的桥。又是很多时日过去了，康河上的桥依然让我浮想联翩，特别是其中的几座，甚至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剑桥共有31个学院，而那些有康河流过的学院似乎比别的学院多了几分灵动的气息。有河就有桥，康河上的桥从北向南有很多，但最有名的当是位于校区的几座桥。克莱尔学院桥（ClareCollegeBridge）最古老，建于1640年；GarretHostelBridge最年轻，建于1960年；女王学院桥最有意思，因为它有一个奇怪的名字：“数学桥”；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BridgeofSighs）则最有诗意，最有兴味，最能勾起人们的种种联想，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一个感性的人。
叹息桥是圣·约翰学院的骄傲。值得圣·约翰学院骄傲的东西很多：
它是剑桥大学占地面积最大的学院（学院人数目前排全校第四）；在所有的学院中，它是第一个把校舍建到康河西岸去的学院；它是剑桥最富有的学院之一，其固定资产约五亿英镑（约75亿人民币），现在每年的财政收入是七百万英镑；它迄今已经培养了九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位首相。
圣·约翰学院有太多的骄傲，但是它还在“叹息”，位于其两个校区之间的叹息桥建在圣·约翰学院的三庭（ThirdCourt）和新庭（NewCourt）之间。圣·约翰学院之前的校舍都是在康河的东岸，但随着学生规模的扩大，东岸太拥挤，于是19世纪30年代开始向西岸发展。叹息桥是西岸的新庭建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新庭建成后，得和东岸的庭院形成交通，所以，叹息桥首先是服务于交通目的。但是，英国人特别是19世纪的英国人，绝不会只满足于建一座沟通康河东西两岸的桥梁；桥梁固然要建，但要符合美学原则。于是，参与西岸新庭设计的“建筑天才”亨利·哈钦森（HenryHutchinson，1800-1831)为设计这座哥特风格的桥梁付出了无数心血。或许是他的作品太杰出了，或许所有的天才总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倾注太多的心血，哈钦森在1831年叹息桥竣工的当年，离开了人世；只留下他的杰作，让后人永远为他叹息……很少有人去追问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称圣·约翰学院桥为叹息桥。
称之为叹息桥，是因为有很多传说。传说19世纪时，很多剑桥的痴情男女因为经受不住感情上的波折，从桥上跳进康河自尽，或是因为考试不及格而想不开，投河自寻短见；于是，叹息桥边上演了很多悲情故事。又传说，叹息桥原本不是现在我们所见到的廊桥，因为总是出现以上的情况后来加建上去的。有了这么多的传说，叹息桥也就变得格外传奇。
我翻阅过很多资料以查找关于圣·约翰学院叹息桥跟自杀之间的关联，虽然有所收获，但很多都具有传说特点，而不敢相信。后来，在ArthurQuiller-Couch编的《牛津英国诗歌选：1250-1900》一书中见到英国着名诗人托马斯·胡德（ThomasHood，1798-1845）写过一首题为《叹息桥》(TheBridgeofSighs)的诗歌，而且该诗恰好是献给一个投河自尽的女子的。诗中这样写道：
又是一位不幸的人儿，对生命感到厌倦，多少草率啊，多么莽撞啊，与生命决绝了！
从这首106行的抒情诗可以看出，胡德的这首诗显然是写给一个在康河上投水自尽的女子的，而且诗中写到“又是一位不幸的人啊”，似乎在告诉人们这种不幸的事情在康河上经常发生。可是，我后来又发现，有人考证，胡德的这首诗是献给雪莱的妻子哈切特·雪莱的，她于1816年投水自尽；不过，她投的是伦敦的海德公园的Serpentine湖。于是，我便不敢完全相信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会跟那些令人感伤的事情联系在一海德公园内雪莱夫人投水自尽的地方，如今是人们的乐园。
起。然而，就算胡德诗中所写的女子是哈切特，他借叹息桥来写哈切特的不幸，我想，其用意还是很耐人寻味的。
叹息桥啊，叹息桥，二叹故事太多，扑朔迷离。
当然，当我踱步在叹息桥上，徘徊在圣·约翰学院的三庭和新庭之间时，我又想起远在地中海边的威尼斯，想起位于那里的另一座叹息桥。
其实，早在1600年，威尼斯就建成了一座叹息桥，只是当时它并没有“叹息桥”这一名称。威尼斯的叹息桥建在总督府和监狱之间的河上，跟我们今天看到的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一样，为双层封闭桥。这座桥得名“叹息”据说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初的囚犯在总督府受审后，接着通过这座桥，被押送到对面的监狱。当犯人们经过这座桥时，他们总会透过桥上的小窗看一眼外面的世界，因为他们不知道日后是否还有重见天日的那一天；于是，犯人们往往都是叹息着走过这座桥；于是，渐渐地，人们便称它为叹息桥了。不过，这里的叹息就没有剑桥的叹息来得那么“浪漫”
了。还有一个说法，认为威尼斯的叹息桥主要得名于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拜伦曾旅居威尼斯，他在着名诗篇《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中曾这样写到过威尼斯的这座桥：
我站在威尼斯的叹息桥上；一端是宫殿，一端是牢房；我看到，桥身从波浪间升起，宛如魔法师挥舞着他的魔杖。
——拜伦《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我们现在无法确定的是，究竟是威尼斯的那座桥先“叹息”还是圣·约翰学院的这座桥先“叹息”，虽然拜伦是19世纪早期的诗人，他的这首诗完成于1817年。但不管怎么说，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的声名要远远超过威尼斯的叹息桥，它如今仍然是剑桥大学最吸引游客的地方之一；据说，剑桥所有的地方，维多利亚女王最爱去的就是叹息桥。
叹息桥啊，叹息桥，三叹有了文学，世间的许多事情开始变得缠绵。
从剑桥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到威尼斯RiodiPalazzo河上的叹息桥，我们不禁又想到牛津大学也有座叹息桥。在牛津时，我的确见到了那座叹息桥，当时，一个同伴提醒我，那座过街的天桥叫“叹息桥”；只是我当时并没有很留意，因为我对叹息桥产生兴趣，是到了剑桥之后。
牛津的叹息桥也叫赫特福德桥（HertfordBridge），因为它位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连接着这个学院的两个方庭：新方庭（TheNewQuadrangle）和旧方庭(TheOldQuadrangle)。牛津和剑桥从来就爱比高下，不仅他们自己比，外人也爱将它们两家放在一起比。就叹息桥这一点上，他们至少打了个平手。不过，恕我直言，牛津的这座叹息桥其知名度要远远在剑桥的那座叹息桥之下，虽然牛津的叹息桥也是石结构，也是哥特风格，而且它的窗户比剑桥的那座桥更漂亮，且是由大名鼎鼎的建筑师托马斯·格雷厄姆·杰克逊（ThomasGrahamJackson，1835-1924）设计建造；但是，牛津的叹息桥在1914年才完工，比剑桥的叹息桥（1831）晚了整整83年。这还不是最主要的：牛津的叹息桥只是两个方庭之间的交通连接，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桥”，因为它的下面没有河，因为它的下面不过是一条街——NewCollegeLane。有桥而没有水，就有如有躯干而没有灵魂；有桥没有河，就有如镶着宝石的戒指而没有找到纤纤玉指来佩戴。伫立在牛津街头，望着远处的叹息桥，我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叹息桥啊，叹息桥，四叹牛津跟剑桥比，牛津少了几分灵动。
“零丁洋里叹零丁”，叹息桥边说叹息。没想到，桥梁除了具有交通功能之外，其背后还会有那么多的故事；更没想到，桥梁能由器物的层面上升到精神的高度。子曰：“知者动，仁者静。”河流与桥梁，有如智者与仁者。康河的水日夜流淌，惟康河上的桥，康河上的叹息桥，静静地立在那里；从它身上走过的，有智者，有仁者，也有极其普通的人，它自己其实从未叹息过。
只有我们远远地看着它，说：“那就是圣·约翰学院的叹息桥。”然后轻轻地叹息一声，走开……自幼害怕数学。可是，剑桥居然真的有座桥名字就叫“数学桥”，够刺激我的！还好，那只不过是一座桥，而不是一道题，我虽然心惊但并没有胆战。
我曾经在两篇文章里写过剑桥的桥，一篇叫《剑桥有桥》，另一篇叫《叹息桥边说叹息》。可见，我对康河上的桥的确是情有独钟。剑桥固然美，但要是没有了康河，它的美便要失掉一大半；康河固然流淌着灵动之美，但要是河上面没有桥，便好像是舞女的柔腕上少了精美的装饰。康河上的桥最令我心驰神往的有两座，一座是稍北一点的，在玛达莲桥（MagdaleneBridge，1823）南面的叹息桥（BridgeofSighs，1831），再一座就是康河南端的位于银街桥（SilverStreetBridge，1958）和国王学院桥（King’sCollegeBridge，1819）之间的数学桥。这些百年老桥没有一座被当作文物封存起来，它们一方面发挥着交通功能，另一方面凭着它们的艺术魅力和传奇色彩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