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工业文明负面效应的感受和人类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西方在现代主义建筑运动后期，开始意识到传统聚居形态保护的重要性。枟马丘比丘宪章枠摒弃了冷漠的功能主义思想，开启了人性关怀的后现代主义时代。二战后的六七十年代，以尊重历史、尊重传统为特征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想开始出现，文脉主义、反功能主义开始在英国、德国、荷兰、丹麦、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盛行一时，影响深远。这些国家通过技术实施与制度建设，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大量的传统城镇和历史建筑，还保护了当地的文化生活传统。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数量类型众多，地域文化资源丰富，但关注其生存发展状态却是近２０年的事。８０年代开展的江南古镇保护开发拉开了我国大规模古镇保护工作的序幕，经过２０多年的保护建设，以江南古镇群、徽派古镇群、平遥和丽江为代表的一批古（城）镇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和发展，成为蜚声中外的旅游胜地，古镇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得到了全面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古镇保护不仅完成了初步的技术积累和制度探索，又以其成功实践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示范效应推动了全国古镇保护的工作进程。
从国内外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探索中，我们看到了巴蜀古镇保护的希望与方向，这些有益的探索必将为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1.2.3课题研究具有回应时代吁求的现实意义
在当代全球化与地域化两极发展的背景中，全球化以其巨大的价值话语权和跨文化影响力掩盖了地域化发展的主导性，使得地域化的发展举步维艰。传统聚居文化作为一种稀缺的文化资源，是地域化发展的支撑性内容。而古镇又是传统聚居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在地域化过程中发挥的基础性作用不容置疑。加强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探索，是对当代吁求的正面回应。
其一，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强调科学合理地保护地域传统聚居形态，体现了地域化发展对文化多样性保护的原则要求。巴蜀古镇是目前保存巴蜀传统文化最集中也是最完好的聚居地，对其展开保护研究正是维护文化多样性的一项具体工作。
其二，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本身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普遍理解、高度重视和广泛参与。对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展开探讨，有利于吸引社会关注，培养大众的保护意识，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投入到这一事业中来。
其三，通过对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实问题的揭示，从古镇的生成发展和构成格局及其特点的分析中获得保护目标与方向的正确认识，使我们能够抓住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本质核心问题，拟定出切实可行的保护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拟定和构建出具体的技术方法和制度环境，使古镇的传统性与现代化，世界性与地方化更加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为实现古镇的复兴与可持续发展铺平道路。
其四，从巴蜀古镇的本体研究中汲取有益的思想意识，并广泛应用到一般城镇的建设过程中去，有利于营造地方特色，延续城镇文脉，从而有效地促进整个巴蜀地区真正意义上的地域化发展。
１.３国内外相关理论实践评析与课题研究定位
1.3.1国内外历史小城镇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概述
１）国内外历史小城镇保护历程的简要回顾
西方历史小城镇的发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工业革命的爆发，从根本上改变了历史小城镇的生存语境与发展方向。传统的城镇格局在人口积聚与生产发展过程中急剧变化，城镇生态环境与居住条件受到严重破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被经济的增长和机器社会的进步所迷惑，过于‘向前看’的激情使得规划师们没有能够充分关注到古建筑保护、古城保护等环境问题。１９２０年代的现代建筑运动和历史虚无主义思想，也助长了对历史环境的破坏。”［６］二战以后，经济上的富足使得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生活环境和生活品质问题，文化的重要性被日益重视，历史地区建成环境的稀缺性，使人们认识到保护历史就是实现本地区、本民族文化的延续［７］。在这一背景下，西方国家开始逐渐重视和加强城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总体上来说，２０世纪以来的西方历史小城镇保护经历了一个逐渐成熟的过程。
１９３０年，法国出台枟风景名胜地保护法枠，将自然保护区、风景区、小城镇和村落列为保护对象，这是首次将历史村镇进行保护立法。１９６４年，枟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枠（枟威尼斯宪章枠）进一步扩大了保护范围，强调文物古迹包括“能够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１９７５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通过了枟关于保护历史小城镇的决议枠，正式提出了历史小城镇的概念。该文件是国际上关于历史小城镇保护的专门性文件，极大地推动了对古镇这一聚居类型的保护进程。８０年代后，随着人本主义的复兴，历史城镇的保护进入了成熟完善的阶段。１９８２年，ICOMOS通过了枟关于小聚落再生的Tlaxcala宣言枠，再次阐述了包括历史小村镇等小聚落的保护问题。１９８７年，ICOMOS又制定通过了枟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宪章枠（枟华盛顿宪章枠），指出历史城镇保护工作是城镇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及各层次城市和地区规划的组成部分，要用法律、行政和财政等各种措施手段来保证规划的实施，并应得到居民的支持和参与。１９９９年，ICOMOS通过了枟关于乡土建筑遗产的宪章枠，文件认为传统聚居形态的保护应该尊重文化价值和传统特色，其乡土性的保护原则要通过维持和保存有典型特征的建筑群、村落来实现［８］。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拥有数量庞大的历史文化城镇。古镇作为一种传统聚居形式，广泛分布于全国各地。但与历史城市和历史街区相比，古镇因地处偏远，规模相对较小且经济文化落后，保护成本较高，社会关注程度较低，古镇保护研究工作尚未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开展起来。对古镇正式展开保护工作，我国是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开始的，这在时间上滞后于历史文化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进程。１９８６年在国务院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时提出了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强调对于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予以保护。这是我国在官方文件中首次提到了将历史小城镇纳入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概念范畴。２００２年，在新颁布的枟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枠中又明确指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具有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街道、村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核定公布为历史街区、村镇，并报国务院备案”，使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被正式纳入法制化轨道。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８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先后联合公布了四批共计２５１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①，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化村镇保护体系与保护制度基本建立。
２）国内外历史城镇遗产保护的相关理论研究
历史小城镇属于广义的历史文化遗产范畴，其保护研究目前尚未构建起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从属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总体理论框架。关于古镇遗产保护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从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成果中获得一些基本认识。
（１）遗产保护规划体系研究
该领域一直是历史文化遗产的主要研究方向，其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和成熟。在我国，遗产保护的理论体系是随着多层次的遗产保护体系建立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从整个遗产保护理论体系来看，有从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角度入手，探讨二者辩证关系的；有从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的物质视角入手，对遗产保护原则进行深入研究的；有从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技术角度出发，系统地对遗产保护的内容方法进行归纳总结的；另外还有从西方引介先进遗产保护经验的。包括吴良镛、阮仪三、王景慧、张松、周俭、段进、季松、王海宁、俞孔坚、李伟、李迪华、赵勇等在内的很多学者在这些研究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目前，这些保护理论在我国的丽江、平遥、江南古镇群、徽派古镇群等典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实践中已得到了全面地运用，并在保护效果的反馈中被不断地修正、充实和完善。
（２）遗产适应性再利用研究
这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也是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领域，是建筑遗产保护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西方，对老建筑的适应性改造早在遗产保护概念建立起来时已被人们所自发运用。１９６４年美国景观大师劳伦斯·哈普林首次提出建筑再循环理论，引发了建筑再利用的广泛研讨。此后，意大利的卡罗、斯帕卡等人致力于历史建筑再利用的大量实践，促进了对再利用理论的进一步研究。７０年代中期，再利用理论在欧美国家逐渐成型，并成为西方国家延续至今的研究热点。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与实践开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主要的关注点有：建筑遗产再利用的理论、方法，特定类型的城市遗产再利用，再利用的技术研究等等。在这一领域有研究的主要学者包括常青、曲凌雁、陆邵明、朱伯龙、伍江等人。
（３）遗产保护的城市社会与经济学问题研究
与常规的纯技术讨论不同，这一方向是关于遗产所牵涉的社会关系研究，其关注点在于遗产保护的社会经济语境探讨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讨论。在这一领域，国内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包括对遗产保护的社会联系研究、对遗产与城镇更新管理与遗产保护的经济学分析等等专题的探讨，其代表学者包括谭英、唐东铭、陈雅慧（台湾地区）、耿慧志、阳建强等人。
（４）遗产保护的民间动员、合作与激励机制研究
西方遗产保护的民间运动和激励机制是与这些国家民主制度一脉相承的，其研究与实践已逐步规范化和法制化。从国内的情况来看，由于我国的规划编制、实施和管理主体是政府，遗产保护参与激励机制的法理基础尚不完善，规划参与制度建设的进展总体还比较缓慢，目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以台湾学者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如林靖凯、詹彩钰、夏铸九等人对台湾特色的社区营造和公共参与进行了研究；黄敏修、涂子平和汪广霖等人对容积率转移应用于台湾古迹保护进行了设想。
1.3.2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进展与相关研究
１）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概况
２０世纪的９０年代初期，四川省（含重庆市）启动了省级历史文化名镇的评选工作，由此拉开了巴蜀古镇保护工作的序幕。不过，正式的保护工作直到本世纪初才进入全面展开的阶段。最初的保护活动多是各古镇出于发展地方经济而自发进行的。２００１年和２００３年，重庆市和四川省先后公布了各自的“十大古镇”，力图通过媒体宣传来营造社会舆论，将这种原先以政府为主导的保护行为拓展到整个社会中来加以促进和推行，以便动员和引导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巴蜀古镇的保护工作中来，从而推进古镇保护的社会化；同时各个古镇也先后进行了古镇保护规划的编制，并将此作为古镇保护的技术性文件，开始全面推进古镇保护的实施工作。从保护开发的实施效果来看，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巴蜀地区基本形成了全社会广泛参与的良好局面，一大批古镇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保护和利用，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四川的洛带、黄龙溪、上里、李庄、恩阳、平乐、尧坝，重庆的磁器口、中山、涞滩、龚滩等古镇的保护开发已初见成效。但应该看到的是，目前巴蜀古镇的保护实践与国内其他地区如江南古镇相比，在思想意识、技术方法、保障制度、经营策略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小的差距，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快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步伐。
２）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研究
与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研究包括地理学、经济学、人类学、考古学等领域对巴蜀历史文化的研究，以及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考古学领域对巴蜀古镇空间形态及其保护的研究。
与巴蜀古镇关联度较高的巴蜀地域文化研究在我国已经有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开始，随着考古学的一些重要发现，巴蜀文化逐步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到８０年代末期，关于巴蜀的起源、迁徙、分布及其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早期巴蜀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已经形成了较系统的研究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童恩正的枟南方文明枠、枟古代的巴蜀枠，以及肖平的枟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枠等系列历史文化丛书。９０年代以来，地理学、文化学、社会学领域广泛开展了巴蜀人文历史研究，在巴蜀地域文化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研究方面又取得了丰硕成果，如李孝聪枟中国区域历史地理枠中的西南地区部分，蓝勇的枟西南历史文化地理枠、枟长江三峡历史地理枠和枟三峡古镇枠，郑敬东的枟中国三峡文化概论枠，卢华语的枟川渝经济探研枠，谭红的枟巴蜀移民史枠，薛新立的枟重庆文化史枠等。这些成果为研究巴蜀古镇奠定了坚实的社会文化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