３.１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语境
作为一种富有地域特色的遗产类型，“巴蜀古镇”基于特定的时空背景而存在，其生成发展无法脱离具体的地域“语境”（所谓“语境”，原是一个语言学词汇，意指“使用语言的环境”，这里借用“语境”一词，用以指代与“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衍生与发展有关的自然与人文环境）。从生成发展的综合影响因素来看，巴蜀古镇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成发展语境由环境资源、产业经济和社会文化等三方面内容组成。
3.1.1复杂丰沛的环境资源语境
巴蜀是一个广义的文化地理概念，涵盖了广大的地域空间，具有相当复杂的环境资源构成。作为本书界定的巴蜀概念，四川盆地是整个巴蜀地区的空间主体，其环境资源特色能够代表巴蜀地区的基本特征，因此可以成为巴蜀环境资源语境的研究对象。而就整个盆地地区来看，巴蜀的环境资源语境具有“复杂丰沛”的特征。
１）地形地貌
四川盆地位于秦巴山地以南，面积约１８万km２。在这之中，山地占４０.９％，丘陵占５１.９％，平原占７.２％。盆地四周被大凉山、邛崃山、岷山、大巴山、巫山及云贵高原环绕，大部分海拔在１０００～３０００m之间；盆地区大致可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周的山地为界，海拔高度在３００～７００m之间。按其不同的地形特征，盆地以龙泉山和华蓥山为界，又可分为三个部分：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龙泉山和华蓥山之间为川中方山丘陵，海拔一般在５００m以下，相对高差数十米至百余米；华蓥山以东为川东平行岭谷区，由华蓥山、明月山、铜锣山等大小二十余条条状山岭和山岭之间的丘陵谷地相间排列所组成。
２）气象水文
四川盆地及其邻近地区属于比较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春旱、夏热和秋雨的特点，四季变化明显。盆地内年平均气温为１６℃～１８℃，其中以长江河谷地带为最高，达１８℃以上，盆地边缘温度逐渐下降。盆地最冷月（一月）平均气温为５℃～８℃；最热月（八、九月）平均气温为２５℃～２９℃，局部地区最高温度有时可达４０℃以上。盆地的年降水量在９００～１２００mm之间，以东南部较多。各地雨量季节分配不均匀，夏季降水量最多，占全年总降水量的４５％～５５％，夏季雨量自东向西递增。春秋雨量分别占２０％～２５％和２５％，冬季降雨量最少，仅占全年雨量的５％左右。
图3.2巴蜀地区的水系分布盆地境内有大小河流１３００余条，其中流域面积在５００～１０００km２的有２３０多条，通航河流１２４条。
长江是盆地内的主干水系，流域面积广达５５万km２，占原四川省总面积的９７％。长江在盆地内有大小支流８０余条，其分布北边多而长，南边少而短。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分布于长江以北的盆地北部，略呈向心状分布；长江南岸仅分布有乌江、赤河、宁河以及南广河等几条河流。
３）物产资源
巴蜀地区主要的树种植被为常绿阔叶林，而动物资源极为丰富，“据现有资料统计，四川有脊椎动物１１００余种，占全国总数的４０％以上。早在远古时代，四川便生长着种类众多的野生动物。”［２６］除此之外，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因具有特别适宜农作物生长的气候、水文与土壤条件，历来便是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也是各种经济作物的主要生产基地之一。盆地中水旱粮食作物的种植比较普遍，其中川西成都平原以出产水稻为主，而川中丘陵及川东山地地区则主要出产麦、黍、粟等旱地作物，另外还包括小麦、玉米、红苕、芋等传统粮食作物。除了粮食作物外，棉、桑、麻、烟、茶、水果特别是柑橘、荔枝等经济作物的比重也相当大。盆地的边缘山地，虽然因地形陡峭、气候高寒不适宜一般农作物生长，但却是盛产各种名贵药材的地方，如党参、天麻、田七等。除了农作物、药材外，各地的土特产品也特别多，如荣昌、隆昌的夏布，永川的皮蛋，泸州、宜宾的“老窖”名酒等等，几乎每一地区都有自己地区的土特产品，成为地区间进行贸易活动的商品［２５］。
巴蜀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岩浆活动频繁，成矿条件有利，矿产资源丰富，种类比较齐全，已发现矿产１３２种，占全国总数的６９.５２％，其中已探明一定储量的就有９０种。”［２７］在所有的矿产资源中，尤以盐、煤与城镇的关系最为密切——这两种矿产资源既是工业用品，又是人们日常生活必需品，在农业社会时期属于最为重要的战略资源，直接影响着城镇的发展兴衰。由于拥有丰富的盐卤资源，自秦汉以来巴蜀就一直是全国最重要的井盐产地。除了盐卤资源外，盆地内煤炭储量也相当可观，其探明储量约占全国的15％，具有分布广、埋藏浅、煤质较好的特点，主要储藏地包括川北、川南和重庆西部以及东北部地区。
从环境资源条件的分析我们可以获知，巴蜀地区的平原、低山丘陵、高山山脉、水系等多种地理要素及其独特的空间分布，使得整个巴蜀地域表现出地貌复杂、环境封闭的空间特征；同时，由于自然环境的复杂多样，区内蕴藏或出产的物产十分丰富，又使得整个地域体现出资源丰沛、分布广泛的特征。
3.1.2依存关联的产业经济语境
巴蜀地区的传统经济是伴随着物产资源开发与交通线路拓展而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在历史上的曾有过较高的整体发展水平。
１）农业领域
巴蜀地区素有“天府之国”之美誉，农垦开发的历史相当悠久，农耕经济相对比较发达。
早在距今４０００多年前，巴蜀地区的土着居民依山傍水，在洪水线以上就已经开始了原始的锄耕农业；春秋至秦汉时期，铁农具的使用和水利的便利推动着巴蜀由旱地作物转向水稻的栽种，开启了水稻种植的历史；晋末僚人迁入巴蜀后，其“田”技术又有力地推动了山区的旱地农业的发展；至唐代，以水稻为主的粮食生产获得了空前发展，一度甚至达到了“人富粟多”［２８］的程度；宋元至明清，由于梯田的开垦和梯田种植技术的发展以及以“堰”和“塘”为主的各种小型水利工程的普遍修建，水田农业得以在巴蜀全境迅速推广并逐渐发展起来，水旱农业垦殖并举的产业格局基本形成，巴蜀作为全国主要农业生产基地的地位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按照农业结构及其特征，巴蜀地区形成了三个农业经济区：
成都平原水稻农业经济区——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平原地区，土地平坦肥沃、水利发达，以水稻种植为主，产量较大。
川中水、旱并重丘陵农业区——龙泉山以东、华蓥山以西的广大地区，以丘陵地型为主，兼种水稻及各种旱地作物。
川东北及重庆旱地农业经济区——华蓥山以东地区，主要为山地地形，水系较为发达，以旱地作物种植为主，浅丘地区兼种水稻。
２）工商业领域
由于不断地自我创新以及从其他地区的技术引入，历史上的巴蜀工业技术与经济水平曾经较为发达。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巴蜀逐渐形成了种类齐全的工业门类，包括采矿业、纺织业、金属制造业、造船业、陶瓷业、漆器业、造纸业、印刷业、各种其他手工业（如酿酒、制茶等等）。其中，特色突出且与城镇发展关系较为密切的是井盐资源的开发。巴蜀井盐的开采，始于李冰之时。枟中国井盐科技史枠导论指出：“秦灭蜀后，大量移民入蜀，带来了中原文化和先进的技术和人才，其中包括了中原凿水井的技术。加上当时四川人口增加，要求更多的食盐需量，这些客观条件和李冰的个人才智，他才有可能因势利导，在四川兴修水利和开凿盐井，使四川成为天府之国，稻有养生之浇焉，李冰的丰功伟绩应载入中国井盐科技史的首页。”［２９］据历史记载，秦代四川地区有３个县，至汉代就有１８个县有盐井，而且盐井数目数量巨大，如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６７年），一次就“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枟华阳国志·蜀志枠）（图３.５）。
随着钻井术的日益成熟并逐渐推广，加上各朝历代对井盐开采和经营的重视，巴蜀的井盐生产在清代已经达到发展的顶峰（据枟清盐法志枠卷２５３不准确的统计，四川在清末有盐井１００８１４眼，盐灶７９４３座，盐田２５９１３口，产量无确切统计，大约最高年产量可达５０万吨左右），这对我国南方各省人民的生产生活用盐做出了重大贡献［３０］。
工农业的发展使得巴蜀有了大量可供交易的商品，推动了巴蜀地区在整个历史时期中的商业贸易发展。秦汉时期，巴蜀人口大增，城市市场兴起，交通空前便利，促使城市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与同期关中、中原等地比，此时的巴蜀商业“具有明显的区域系统性，与周围民族联系紧密，长距离跨国贸易发达”［３１］；唐宋时期，巴蜀的商业更加繁荣，表现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来往巴蜀的外地经商者日多，其二是以“草市”兴起为标志的城乡市场的兴旺繁荣；至明清时期，巴蜀商业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以成都、重庆为首的大城市已发展成为巴蜀地区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二级城市如泸州、宜宾、自贡、万州的商业发展也渐成规模；以“草市”为基础的农村场镇数量日渐增多，农村集市网络逐渐发育完善，形成了依托于大城市的农村商贸体系。其“整体的商贸水平虽不及江南..但差距已不甚大。”
３）交通运输业领域
巴蜀的古代交通运输包括陆路和水路运输两个系统。
在陆运交通方面，作为巴蜀境内人工开辟的陆上路径，驿道承担着区内外主要的陆域交通运输任务。巴蜀驿道多修建于秦汉至隋唐时期，主要分布于四川盆地的北部和西南部，沟通了巴蜀与北方中原地区和西南边疆地区的联系。由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在北方，所以驿道总体上呈南北走向，与巴蜀与外部的联系方向保持一致。在相对闭塞的空间环境中，驿道成为当时巴蜀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联系的主要渠道。值得一提的是，西南方向中从成都出发经雅安往云贵的驿道，就是着名的南方丝绸之路①和茶马古道②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上述对外联系的驿道外，巴蜀地区的内部还修建有联系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的城际驿道，各州县之间又开辟有“官路”，它们与对外交通驿道一起构成了巴蜀地区的陆上交通网络。
资料来源：袁庭栋．巴蜀文化［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４）：７７．在水运交通方面，长江干流及其支流是巴蜀地区主要的水系，也是古代巴蜀的水上运输通道。宋代以前，由于中国政治中心在北方，加上巴蜀境内的长江主航道艰险，交通运输一直以陆运为主，水上运输一般只局限于长江支流；自宋代以后，由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东移以及长江主航道通航条件的改善，长江主航道水运开始繁忙起来，并逐渐取代陆上驿道成为巴蜀最重要的对外联系通道。至明清时期，长江航运已集中了区内７０％以上的交通运量。
在整个水运系统中，“川江”（四川宜宾至湖北宜昌的长江干流段）是旧时巴蜀境内通舟行船的长江主航道，承担了巴蜀与外部之间的绝大部分水上运输任务。而长江的岷江、沱江、嘉陵江和乌江等主要支流则将巴蜀腹地与长江干流联系起来，输入外地或运出内陆的货物。这样，在巴蜀境内的长江干流及其支流就形成了一个主次分明、分工合理的鱼骨状水运系统。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是唐代着名诗人李白对巴蜀地区交通艰难的一种深刻体会，实际这只是他对当时蜀地与政治经济中心长安联系不便的一种夸张表述，难免给世人留下一个“蜀道艰难”的印象。事实上自隋唐以来，在广大劳动人民艰苦卓绝的开拓下，巴蜀的内外交通联系不断得以拓展，至明清时已初步形成较为稠密的交通线路。其水路和陆路交通相互配合，构建起巴蜀地区相对完善的水陆交通运输网络。
依托于储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不断提升的技术水平，巴蜀在历史进程中逐渐建立起相对完善的产业门类，并在农业、工商业和交通运输业中的某些领域里取得了较大的发展成就。综观巴蜀地区的产业经济发展我们发现，巴蜀产业经济的发展是其内外经济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彼此的发展互为依托和关联，具有高度的资源依存性与系统关联性等特征，其发展水平体现了历史上的巴蜀整体经济实力。
3.1.3开放包容的社会文化语境
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不是经济活动的直接产物，它们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复杂的变量。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等等，都给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特殊的、独一无二的场合和情境［１７］。从中国文化的版图来看，巴蜀处在我国旱地农业文化区和水田稻作农业区之间，这种粘接性的文化区位关系造成了巴蜀地区的社会文化具有高度的异质性和不稳定性，从而这使得该区域具有极为复杂和丰富的社会文化构成形态。作为一种特定的地域文化形态，巴蜀社会文化语境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多种社会文化因子通过复杂的交互作用所构成的一种复杂的文化环境。其中的文化因子包括巴蜀原生文化、移民文化、宗教文化、少数民族文化、近代西洋文化、近现代革命文化等要素。
巴蜀社会文化语境在不断变化中重塑，与巴蜀地区的历史演进同步进行，是一个逐步丰富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巴蜀地区的各族先民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与封闭型的地理条件进行顽强斗争并取得胜利的历史，可以视为巴蜀地区的先民以开放的姿态不断迎接与融合外来人群和外来文化并取得成就的历史。”
１）巴蜀原生文化
原生文化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最初形成的文化形态，它总是与人类早期活动关联在一起的。尽管巴蜀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活动的存在，不过真正有意义的文化形成却开始于古蜀国与古巴国时期。从文化学的分类来说，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内涵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是两个氏族王国原始与奴隶制文明的积淀，有着各自的分布地区和文化根源。蜀文化分布的中心是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地区；巴文化分布的中心是湖北西部以及重庆市的长江沿岸。蜀文化渊源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晚期文化，而巴文化渊源于长江三峡地区新石器晚期的季家湖文化（类型）。这两支氏族文化之间伴随着氏族的交往而互有影响，相互促进。秦灭巴蜀之后，两支文化开始逐渐融合，最终成为华夏汉文化的一个分支。从衍生到湮灭，巴、蜀两支文化以其显着而独特的内涵特点独树一帜，其原生文化的表征伴随着早期氏族王国的更替而发生演变。“夏商时代的巴蜀文化表现为神权文明，西周至春秋战国的巴蜀文化表现为礼乐文明。战国末叶秦统一中国后，巴蜀文化逐步转型，成为秦汉文化的一支重要地域亚文化，同时又给秦汉文化以积极影响。”
２）移民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