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七八天，听说在石窝开了个会，决定让我们妇女团和其他一些单位掩护主力部队突围。我们在牛毛山上，没有粮食，只有树枝、野草，饿极了就用它们充饥，那情形连过草地时都不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便把驮银子和烟土的牲口杀了，每人分上一小块。要维持体力的消耗，这一点东西远远不够，大伙便分头行动，一些人找柴，一些人找水，一些人找吃的，另外一些人负责警戒。柴，山上到处都是，水却不容易找。虽说是雪山，但雪上有长年累积的树枝腐渣，无法食用，只好去远处冰川里砸冰取水。吃的主要是红土，红土很沉，怕吃下去肠子受不住，就在嘴里放上一小块马皮，嚼出一些油水润滑。晚上我们用树枝点起火堆，天快亮时把火打灭，把火炭渣子铺开在地上，待些时间把灰扫起，铺上毯子挤在一起睡。开始还热，往后越睡越冷，但还得时刻提防马匪的偷袭，随时都要起来打仗。又过了八九天，领导认为呆在山上不是长久之计，便给每人发了5块银元，作为下山后的饭钱，让大家四处下山，多活一个，多走出一个，就为革命多保存一份力量。还没等走，马匪就来了。我们在毕占云的带领下占住牛毛山的高处，弹药不够，就用石头砸。这一仗后，我们转移到了马场，又遭到敌人的包围。8月25日，陈昌浩和徐向前同志召集我们开会并讲了话，说中央电令徐和陈回陕北，李先念、朱良才、李卓然带领左支队向西突围。我们妇女独立团、总医院、总部直属队由毕占云领着在祁连山打游击，这些人最后的一段经历是很悲壮的。牺牲了的，被马匪抓去的，情况就不一一细说了。
西路军虽然失败了，从过黄河时浩浩荡荡的2万多人，到最后三十军只剩下1000余人，五军只有200多人，九军也仅有300多人，一共不足2000人。但我们每一个西路军战士都是英勇的，是能吃苦、敢于为中国革命的成功牺牲自己的。忠骨埋在祁连山的无数战友，他们永远值得我们怀念，过去的那段历史，永远也不应该忘记！
陇南女红军访问记
张立强
时值初夏，受组织的委托，我沿着红军在甘肃的足迹，走访了陇南山区12位当年的红军女战士。她们中，年龄最大的75岁，最小的也已是一头白发。当年她们都追随着由锤头、镰刀和血组成的旗帜，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为此顽强拼搏、吃苦流血，甚至牺牲生命。她们的精神是光荣而伟大的，不能不令人敬佩。
我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跋山涉水走访了她们。
副班长王淑英
“那时，我还傻着呢。”71岁的王淑英说。
“我1933年2月参加了红三十一军，当时才17岁。后来转入三十三军警卫处搞后勤，在缝纫部当了个副班长。一次，部队走到中坝，刘湘的飞机来轰炸，别人都喊：‘敌机来了，快躲开——’，可我还不知道敌机是怎么回事儿。看到大伙都跑出去隐蔽起来了，也就急忙钻进屋里的一张桌子下面。幸好只炸着屋子的前半截，我才幸免。为此，我被首长狠狠训了一顿。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飞机。以后演习时，一听到‘飞机来了——’我就赶紧往外跑，逗得大伙直笑。”
“我是四川人，北方的一些庄稼根本没见过，还是在长征路上认识了包谷、荞麦、糜谷、青稞，为此也闹过不少笑话。记得在左城，我们忙着发动群众打土豪，搞宣传，扩大红军，就在那里，我才知道除了水磨还有石头做的磨，并且也可以磨面。”
“你17岁就参军打仗，不怕吗？”我问。
“怕？怕啥！那是打仗，你不杀他，人家就会杀你的哟，娃子。”
“其实，”她语气一转，看着我手里的本子，缓缓地说，“我们的胆量是生活所迫，在生与死的斗争中磨炼出来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死神一直跟着我们。我生来胆子小，刚参军时最害怕晚上站岗，有时谁受伤我也紧张得心跳，但到后来就不一样了，这是在拼命啊。看着许多同胞姐妹被杀害，要报仇的决心渐渐取代了害怕的心理。有一次，在茂州，敌机又来轰炸，我们有些女兵身上背的火药、硫磺被引燃，有些同志成了火人，翻来滚去，好惨！过夹金山时，当地有个习惯，过山时不让说冷、说饿、说渴，我们就用毛巾把嘴蒙住。有些人走累了、渴了，喝了点儿水，人立时就软下了。过草地时，死的人就更多了，好多人走着走着就倒下了。这样牺牲的且不说，还有中央军、川军及土匪给我们带来的伤亡。敌人围追堵截，战斗相当激烈。我们通常是夜行军，以避开敌人，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后来，红军进了藏区，由于蒋介石政府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压迫，使藏族同胞对汉族产生了很强的偏见和报复心理，加上一些反动头人的反动宣传，大部分藏民上当受骗，错把红军当作国民党的军队，给红军造成很大威胁。想想当时恶劣的环境、凶残的敌人，我们怎能不变得坚强、勇敢起来呢？”
后来，王淑英在腊子口战斗中负伤掉队，和另外两名女兵及三名男战士被藏族头人抓住，放牛，做苦力，受了几年的折磨。最后还是一位好心的四川老乡把她赎了出来。1940年，她从玛曲落户到武都，解放前夕找到了党组织恢复了联系。解放后任武都县首届妇联主任，后工作几经调动，“官”越当越小，但她始终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前年（1989年），从县城建局自来水站离休，放下了手中的权力——几把门上的钥匙。她全家9口人，住在县城一个小院中两间不大而又陈旧不堪的屋子里。
三女子从军前后
宕昌县沙湾乡寺下村，是我们行程表上的第二站。
我们到沙湾时天色已晚，就歇在乡政府里。次日，为了抢时间，和乡妇联的同志一大早起身赶路，沿公路逆白龙江而上，步行约一小时，便到了寺下村。在村头一问颇讲究的楼房里找到了村长——一位很壮实的汉子。跟着村长，我们穿过一片村宅，拐了几个弯，走进了一个容得下板车出入的门，爬上一架同房子一样陈旧的木梯，便来到何三女子家门口。屋里面很黑暗，烟夹杂着柴火燃烧的山野味，扑面而来。一位年轻妇人正蹲在灶前烧火做饭，脚旁偎着一个小男孩，紧挨着炉灶的炕上躺着一个人，由于光线太暗，无法看清。村长上前俯身说了几句话，那人依着炕慢慢靠了起来，原来是位白发老太太。看她的神情，充满了诧异和怀疑，等渐渐明白后，一句低缓的话从她口中传了过来：“我的天爷，你们怎么来了？”
我反而诧异了。想不通她为什么会吃惊？为何会说出“怎么来了？”这样费解的话？难道是……不该来吗？我琢磨了许久。
刚才烧火的是何三女子的儿媳，老人招呼她去给我们沏茶、找板凳。两个儿子也过来了，屋里顿时热闹起来。
何三女子的性格很爽快。谈话首先从她的名字开始，我问她为啥要叫“何三女子”？
“小时候家里很穷，姊妹5人，我排行第三，爹妈就叫我‘三女子’。我12岁时父母相继去世，16岁就成了人家的媳妇，名字也一直这么叫下来了。”她的宕昌话里带着明显的四川口音。
我们请她说说长征时的经历。
“我的老家在四川旺苍县五泉乡。18岁那年五泉来了红军，当时乡里有个团防队，专门给财主看家护院，红军来后收为军管，做了军工厂。我丈夫被派去当股长，后转战去了通江一带，不久我也随队。当时由于我身体不好，乡里的苏维埃政府给写了证明，请沿途的苏维埃帮助照顾。到了长池，我去了兵工厂的缝纫队做军鞋，随后又到了苦草坝，我的丈夫也在那里。那年正月，国民党发动进攻，我们奉命转移。地方上组织了随军的运粮队、担架队，我生病不能步行，领导上让人做了架‘滑竿’抬我走。病好以后，沿松潘、茂州一路，爬雪山，过草地，一直到了甘肃腊子口。我们是后勤部队，对前面的战斗情形不太清楚，只听人说仗打得很激烈，死了不少人。过了腊子口，部队进行休整，给每人发了些银元，这是我们从土豪、财主家里没收来的。部队走岷县，一次夜行军，我不小心摔伤了腿，被岷县守敌鲁大昌的大队冲散，掉了队。当时，我还带着一个刚出世三个月的小女孩（我给她起名叫麻女）正生着病，没法再走，只好停在岷县了。”
“你参军时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我离开家不久，我的一个哥哥也参加了红军，后来听说牺牲在茂州了。我丈夫在过草地时生着病，连冻带饿也死了。到岷县不久，麻女染上水火热也死了。我是家破人亡啊！”
她对往事的追述，使我心中不免凄楚。人的感情确实难以想象，几十年过去了，她对往事仍有着深深的悲哀。可以想到昔日，当命运把不幸和苦难降落在一个失去了亲人、无家可归的年轻女子身上时，在那样的岁月里，她将会是什么样的情形？然而她仍活过来了，这说明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
“近年你有没有回老家看看？”
“1980年儿子陪我回去了一次，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了亲人，见到了83岁的大姐。我俩相对痛哭一场。大姐拉着我对来看望的乡亲们说：‘这就是我的三妹，参加红军走了53年的三妹呀。”’
听语气，老人很激动。离家革命几十载，不知生与死，这样悲欢离合的场面，怎不让人为之落泪呢？
看着她贫寒的家，我问她有什么要求？
“要没有政府的照顾，早就没有我了，还能有什么要求？现在政府每月给我们发40元钱，你们也来看我，太叫我高兴了。”，何三女子今年（1991年）75岁，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已成家。老太太现随小儿子生活，一家辛勤劳作，日子还算不得富裕，但却知足，只想着党和政府给自己的好处，没有一点过分的要求，这需要有何等的胸怀和高尚的品质啊！
宣传员莫金香
“莫金香，生于1920年，四川仪陇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任宣传五小队队长。1936年8月在甘肃岷县腊子口战斗中因负伤流落。现住宕昌镇中街。”
这是老红军登记册上的记录。
我们来到了宕昌中街——现在是一条农副产品贸易市场，这里来往买卖的人很多。县上的同志指着街中靠右手的一家理发店说，那就是莫金香的家。我顺着她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一位衣着齐整、神态安详的老太太手扶一根拐杖，坐在门口一张小板凳上，静静地看着路上的行人。她身后的理发铺里，有几个人在忙碌着。县妇联的同志上前同她打招呼：“莫大娘！”她就是我要寻访的“莫金香”。
屋子很小，两张理发椅占去了很大一部分空间。一位戴副老式黑圈眼镜的老人过来招呼我们，他便是理发师傅，这儿的男主人，莫金香的丈夫。
大伙坐定后，我说明了此行的来意。老太太静静地看着我们，不知她在想什么？等她丈夫凑近她的耳朵大声重复着我刚才的话时，我顿时明白了。
“省上的、地区的和咱县上的同志来看你了，把你当红军的情况给说一说。”
半晌，她开口说了我此行听到的第一句，也是唯一的一句话：“什么都说过了，现在什么也不想说了。”
她丈夫说：“她对当红军的事记得很清楚，以前也很爱对人说。最近几年她身体不太好，耳朵也聋了，精神上受了些刺激，变得不爱说话了。她不想说，我们也不去问她。”
看来，现在也只好由他给我们讲莫金香的情况了。
20世纪30年代的四川，军阀混战、兵匪横行，土地贫瘠，苛捐杂税民不聊生。鸦片把男人们变成了烟鬼，超强度的劳动和近于非人生活的摧残，统统落在了女人身上。
身处最底层的莫金香参加了红军，当了一名宣传员。除了训练，主要任务是鼓动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成立苏维埃，有时也配合作战。当时的红军战士大部分不识字，要理解革命道理，牢记红军的任务和各种动作要领是有困难的。因此，需要事先编好歌教他们唱，以便熟记。如《红军三大任务歌》、《革命风潮起》、《赤色苏战》、《八月桂花开》、《动作歌》、《穷人歌》、《看郎歌》等，莫金香都会唱。比如，《动作歌》就是操练时唱的，莫金香到现在仍记得歌词。
长征途中，莫金香在腊子口战役后掉了队，她和另外两名负伤掉队的女战士（一个是排长，一个是班长）互相搀扶着在崎岖的山路上追赶部队。半路上从树林里钻出一伙人把她们截住，押送到一个头人家里。她们受尽了折磨、凌辱，后来，那两位同志被杀害了。头人看她年纪小，就把她关起来，强迫她干活。一天，她趁人不注意偷偷地逃了出来。不幸，又被抓了回去，一顿毒打后，又把她的头发剃光，锁在一间屋子里，给头人家纺线、织布。要是织得少了，便是一顿打。她那时还小，终于被折磨出病来了。后来那头人见她快不行了，就将她给了一个长工。
莫金香的丈夫还告诉我：他和莫金香是1951年才生活在一起的。他们有一个女儿，30多岁了，前年患癌症死了。莫金香受了刺激，引发旧病，精神失常，经常叫着自己的名字在街上乱跑。现在好多了，在家休息。他们的理发铺子生意也不好，莫金香一发病，他就得放下活来照顾她。
我问他有什么要求，他略沉吟了一下，又接着说：“什么要求谈不上，我只希望她的身体能再好一点。我们一起把孙女拉扯大，让她们念些书，学些文化，以后日子过得幸福些。她常说起当年同她一起参加红军的姐妹，为了革命胜利不知牺牲了多少，和死去的战友们相比，她能活着看到革命成功就已经不错了。政府给她发了光荣证，每月还发40元钱。如今政策好，我这个小铺子一年多少还可以赚几个钱，补贴补贴生活也就够了。”
谭桃秀和母亲一起当红军
谭桃秀，今年（1989年）73岁，四川芦山人，现住宕昌县阿鸣乡。她当红军的经历更具传奇性。
1932年，谭桃秀跟着她母亲去交租，半道上被一群往回走的人围住，说是来了红军，保长家被打了土豪，不用交租了。这些人有的疑惑，有的高兴地回家了。她们母女俩犹豫了一阵，还是继续往前走，去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她们看到了红军，看到了红军如何对待穷苦百姓，也看到了平时耀武扬威的保长和他的家丁的狼狈样儿。她们从心里感到这样的队伍是贫苦人自己的队伍，是可以信赖的。正好，红军招收民工，她们便背着背篓进了登记处，从此母女俩开始了新生活。她们随部队过了甘孜、巴隆寨，又翻过雪山，走过草地，从民工正式成为红军战士。
将近雪山时，越走天越冷，她们穿着单衣，冻得实在受不了，就找块羊皮捆在身上，用毛毡裹住脚。她们和男战士一样吃的是野白菜、猪耳朵草和牛舌头草，有时宰一头牲口，把皮和肉割成小块，每人一块，饿了就放在嘴里嚼。在一次战斗中，她母亲和战友们一起冲过一座桥时，不幸中弹，跌入江中牺牲了。谭桃秀随后调到二十四团团部当勤务兵。
腊子口战斗十分激烈，谭桃秀带病参战。天险终于被红军攻克，但形势十分紧迫，部队须快速转移，但是伤员、病号怎么办？
为了不拖累部队，伤员和病号们决定离开部队自己走。临别，领导召集他们开了会，发了些钱，还给每人发了一个小本，说等将来革命胜利了，凭它走到哪里，哪里也会把他们当红军，都会好好照顾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