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抢占战略要地和胜利果实，派遣大员在收复区大肆接收敌伪物资和财产，继发“国难财”之后又发“胜利财、”、“接收财”。通过对敌伪资产的接收，国民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主要表现在：一是对金融的垄断。“四行二局”通过接收敌伪的各种金融机构和大量黄金、白银、银元、美钞，大大加强了经济实力；二是对重工业的垄断。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在抗战期间就通过对重要战略物资的开发、利用和贸易活动，发展成为国家唯一的重工业垄断资本集团。抗战胜利后，又通过对敌伪重工业资产设备的接收，对行业的垄断更加集中；三是垄断轻工业。抗战后，国民政府经济部通过接收一批日伪的轻工企业，又建成了一批国家垄断的资本企业；四是外贸垄断和田赋剥削。抗战结束后继续垄断国内外贸易，1946年11月公布《进出口贸易暂行办法》，对民营贸易实行所谓的“限额管理”，以使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对进出口贸易行垄断独占之实。对田赋征收，虽在抗战胜利时，公布免收光复区人民的田赋，大后方免去1946年的赋税，但又很快下令征收，农民的田赋负担反而较前增加。
由于国民党官僚资本接收了大量的敌伪资产和大肆侵占民营企业，在重工业、轻工业、农业和对外贸易领域中实行垄断，致使国家垄断资本急剧膨胀。仅以工业为例，抗战前，国家垄断资本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0%；抗战期间，上升到50.5%；1946年，已占资本总额的70%~80%，国家垄断资本已经完全控制了中国的工业命脉。
国统区财政经济的总崩溃。由于美国经济侵略的深入，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掠夺，国家垄断资本的急剧膨胀和反革命内战的巨大消耗，国统区的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主要表现在：
一是财政上入不敷出，通货急剧膨胀。1946年全年总收入为法币19791亿元，支出55672亿元。1947年总收入130000亿元，支出400000元。巨额的财政赤字主要靠滥发纸币弥补。因而法币发行额猛增，物价随之狂涨。1947年的物价较抗战前上涨了6万倍，年底更达145000倍。100元法币，1937年能买1头牛，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
二是工商业，尤其是民族工商业纷纷停工、减产、倒闭。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上海、天津、重庆、汉口、广州等20多个大城市，倒闭的工厂商店有2.7万多家。上海原有工厂4050家，至1946年底已倒闭3160家。其中民营工厂倒闭3/4。工厂的开工率，1947年仅为平时的20%。
三是国统区的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农业经济凋落，出现了严重的粮荒。据估计，1946年农作物的总产量仅及1932~1936年平均产量的2/3；1947年农业总产量只及战前的60%；1949年农作物产量急剧下降，粮食总产量较以前的最高产量减少了24%以上。本可以自给的面粉、棉花、烟草等均需依赖进口。一些传统的农产品如大豆、桐油、生丝、茶叶等亦无法出口。国统区广大农村哀鸿遍野，农村经济满目凋零。
四是国统区人民的生活日益恶化，失业人员大增。1946年冬，仅上海、北平、南京三地即有失业和无业人员260万人。文教人员和学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农村情况更为悲惨。1946年饿死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达1亿以上。
国统区严重的经济危机是国统区人民反蒋斗争不断高涨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军事、政治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
解放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国统区经济的崩溃和解放区的扩大，新民主主义经济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结构基本上由新民主主义的国有经济、个体逐步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的小工商业者经济及中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组成。在农村，抗战胜利初期，解放区基本上仍然实行减租减息政策。但为了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及时调整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到彻底土改的过渡政策。1947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大纲》，决定彻底消灭封建土地制度。根据会议精神，各解放区开展了更加广泛、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分得了房屋和生产工具，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随着农业劳动互助组织的建立，农业生产有了显著提高。
与此同时，解放区的工商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针对新解放区一些大、中城市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情况，194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确定了“发展生产，保障供给，集中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的经济方针，提倡和保护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到1947年下半年以后，中央及时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在中共中央一系列方针的指引下，各解放区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老解放区的工业，主要是手工的棉纺织业得到了较快发展。在新解放区，对接管的城市确定的中心任务就是恢复和发展生产，对被没收的国家官僚资本企业，采取了“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办法，保证了生产正常进行。对私人工商业也采取各种措施使其迅速恢复和发展，并通过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将资本主义私人工商业纳入到新民主主义多种经济成分之中。
在财政与金融方面。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财政金融不统一的状况急需改变。1948年，各解放区先后召开了财经会议，统一了各大区内的财经工作。12月，又召开了各大区的联合财经会议，着手统一解放区之间的财政金融工作，主要是统一银行机构和货币发行业务。1948年12月将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业银行合并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2月迁至北平后，开始发行人民币。解放区货币的统一，是新中国统一的象征，它对于制止恶性通货膨胀，实现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三、文教事业的兴衰
国统区文教事业的破产。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政府为恢复收复区的文教事业，在重庆召开了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对战后教育复员问题进行了详细规划。随后，国民政府以教育部为主，派员对敌伪教育机关进行接收，并按照民国体制全面改组。同时对教育布局也进行了调整，采取免费提供住房、家具、加薪等办法奖励内迁教职员继续服务后方。改进大、中学校老师待遇，对国立中等以上、省立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实行公费，成立青年复学就业辅导委员会，帮助战时失学青年，增加高校科研经费。到1946年秋天，除留设原地的17所学校外，公、私立大、中学校共计103所已迁移完毕。停办的北洋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大学等也同时恢复。1947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学校192所，学生11万人。文化宣传机构也有所恢复。《中央日报》、《大公报》等重新在收复区发行并有大规模的扩展。一些代表中间知识分子的报刊如《联合报》、《观察》等不断创刊。英、美等国在华通讯机关也恢复并发稿。
但随着国民党专制统治的进一步加强，文化教育良性发展的势头很快转向衰败。其主要原因：一是国民党为取悦美国，纵容其文化侵略，使国统区的文化教育不断殖民地化；二是国民党继续推行党化教育政策，强化对国统区文教事业的控制，影响了基础薄弱的文教事业；三是国统区的文教事业出现了严重的危机。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师资奇缺，且教学设备简陋、师生素质低下、生活状况恶化。总之，难以解决的文教危机使知识界出现了对国民党政府不可逆转的离心离德现象。
解放区文教事业的发展。与国统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区的文教事业得到了蓬勃发展。在新闻事业方面，各解放区的报刊出版和发行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扩大和增加，出现了一批新报刊。如东北解放区的《东北日报》，中共华中局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晋冀鲁豫解放区的《人民日报》等。广播事业也开始建立并得到了发展。1945年8月26日，解放区第一座广播电台——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开始播音。此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东北广播电台相继播音。到1948年底，全国解放区共有广播电台18座，很好地发挥了对全国的广播宣传。
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在“一切为了战争、干部教育第一”的方针的指导下，通过调整、恢复、接收、新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数量到质量都有了较大发展。至1949年5月，华北解放区有中等学校150余所，小学1.59万所。同年7月，山东解放区有中等学校107所，高小1600多所，初小1.84万多所。社会教育基本实现村村有冬学、民校，并从农村向城市发展，在城市建立起大量的文化补习学校。高等教育发展尤其突出。1948年8月，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组建华北大学；西北解放区有延安大学、西北军政大学等；东北解放区有东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工学院等14所高校；山东解放区到1949年底有山东大学、齐鲁大学等公、私立专科以上学校10余所。到1949年底，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倾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解放区形成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制度逐步走向全国，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教育体系。
解放区的文化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事业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解放区的文艺界，遵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深入工农群众，创作出一批有鲜明时代特征，又有完美艺术形式的文艺作品。具有代表性的有：诗歌方面有田间的《赶车传》、李季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小说方面有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欧阳山的《高乾大》、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戏剧方面有《刘胡兰》；音乐方面有郑律成的《八路军进行曲》、曹火星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及根据民歌改编的《东方红》、《绣金匾》等；电影方面有《中华儿女》、《赵一曼》等。解放区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为配合当时的政治斗争，也做了许多工作，取得了新成就。除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社会科学作出巨大贡献外，还出现了一大批有影响的论著，如侯外庐等人的《新哲学教程》、陈伯达的《中国四大家族》、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再版）及《中国近代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一、二卷）、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等。这些著作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总结人民斗争经验，推进反蒋的民主运动，迎接全国胜利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阅读书目：
《北洋政府外债与封建复辟》，许毅主编，经济科学出版社。
《北洋军阀鼻祖袁世凯》，周溯源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传统与中国人》，刘再复、林岗著，三联书店出版社。
《五四运动简史》，彭明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沙健孙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八十年奋斗与辉煌》，郭德宏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第一次国共合作》，黄峥著，新华出版社。
《中国20世纪全史国民革命(1924~1927)》，黄修荣著，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华民国史》，李新总编，中华书局出版社。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下卷，［美］费正清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日战争史》，胡德坤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罗伯特·达莱克著，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巴巴拉·塔奇曼著，上、下册，商务印书馆。
思考题：
1.如何看待北洋政府时期的政党政治？
2.试分析马克思列宁主义能被中国先进分子接受的原因。
3.试分析国共合作破裂和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
4.试从内政外交分析南京国民政府的性质。
5.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各政治力量的重新整合？
6.如何看待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7.试分析抗日战争胜利的原因。
8.试分析各政治力量对抗战胜利后中国时局的影响。
9.试分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意义与基本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