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1时左右，北京大学、北京高师、中国大学等13所学校3000多名学生集会天安门前，发表演说，散发传单，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手持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标语的旗子，一致强烈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集会结束后，按大会决议，学生们开始示威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一路散发传单进行爱国宣传，许多市民和群众加入学生队伍。游行队伍行至东交民巷西口，遭到使馆巡捕和中国军警的阻拦，暴晒于炎炎烈日下两个小时仍不能通过使馆区，交涉毫无结果，学生们顿时义愤填膺，怒火满腔，决定直接去找卖国贼曹汝霖问罪。游行队伍由东交民巷西口转经东长安街直往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正在曹家未及逃走的章宗祥被愤怒的学生痛打一顿，学生们捣毁曹宅器具，并放起火来。曹宅起火后，学生们陆续撤离，此时大批军警赶来，抓走了未及时撤走的32名学生。为了营救被捕学生，5月5日上午，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决定，自即日起实行北京学界总罢课，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通电全国，请求各方支援。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支持，北京14所专科以上学校校长会议决定，组成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为首的校长团，参加营救被捕学生的活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严惩曹汝霖、章宗祥、陆家舆三个卖国贼，致电巴黎专使，誓死力争收回青岛权利，决不在和约上签字。从此，北京学生运动有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和组织，开始向有组织的领导学生运动的方向发展。
北京爱国学生运动发生以后，北京政府十分震惊和恐慌。5月4日晚，国务总理钱能训召开紧急内阁会议，研究对付学生的办法，5月6日，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发布镇压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令。7日，在学生总罢课和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以学生不参加当日国民大会和各校复课为条件，被迫释放了被捕的32名学生。北京学生为了实现爱国运动的目标，在被捕学生获释后继续坚持斗争。11日，旨在声援学生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教职员联合会正式成立，表示和学生一起斗争。19日，北京学联作出从即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再次实行总罢课的决定。当日计有25000多名学生参加总罢课，并组织讲演团上街演讲，开展“维护国货、抵制日货”运动。为了扩大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让外界了解北京学生运动的真相，力争全国各界的支持，北京学联派出学生代表，南下前往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武汉、九江等地，请求和呼吁援助。6月3日起，北京二十多所学校数千名学生走上街头演讲和宣传，北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将北京大学作为临时监狱，逮捕爱国学生1000余人。但学生并没有因此停止斗争，表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在北京学生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全国各地学生纷纷起来响应，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天津、上海、长沙、武汉、成都、南京、西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人分别在各地指导并参加了爱国学生运动，甚至海外侨胞和留学生也以各种方式和行动响应国内学生运动。北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浪潮席卷中华大地。
从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天安门举行示威游行到6月3日北京政府对爱国学生实行大逮捕为止，爱国学生历时一个月的斗争，构成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爱国运动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运动的中心在北京，运动的主力军是广大的爱国青年学生，主要斗争形式是学生罢课。尽管参加运动的阶层局限于知识分子，缺乏深厚坚实的群众基础，但青年学生以他们无畏的精神和不屈服的英勇斗争行动，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军阀的统治，唤起了全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进入一个崭新阶段，向更加广泛和深入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
6月3日北京政府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由北京学联向全国通电。6月4日，上海学联获悉后，立即行动起来，并向全国各省各界发出紧急通电，呼吁全国一致行动，援救北京学生。上海工人阶级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声援北京学生。6月5日，上海日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工人首先举行罢工。从第二天开始，上海工人罢工不断增加和扩大，6月10日，上海工人罢工达到最高峰，当天，沪宁、沪杭、淞沪铁路工人全体罢工。整个上海内外交通中断，各行业全部停业，处于瘫痪状态。总之，从6月5日到10日，全上海罢工的企业、工厂达50多个，参加罢工的各行业工人多达六七万人。在上海工人的影响和推动下，长辛店、汉口、唐山、长沙、济南等地工人也开始罢工。工人阶级不仅仅是罢工，而且还举行示威游行，开展多种爱国活动，以其英勇的斗争充分显示了无产阶级巨大的战斗力，给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经济上以沉重的打击。
在工人罢工斗争的影响和青年学生的推动下，从6月5日起，上海全体商人实行罢市，全市各大小商店、影院、饭店、银行一律关门停业。与此同时，5日下午，上海各小学也一律罢课，至此，全上海大中小学实现全体罢课。这样，“六三”事件以后上海第一个在全国实现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的“三罢”局面。从上海开始的“三罢”迅速影响扩展到各地，全国有22个省150多个大中城市都发生了“三罢”斗争。甚至一些省的农界也积极投入这场斗争，开展声援北京爱国学生的活动。
席卷全国的“三罢”斗争浪潮，形成了一个汹涌澎湃、波澜壮阔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而6月5日上海“三罢”斗争的实现则标志着五四爱国运动已经进入和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广泛的全国性的革命运动。这一阶段，爱国运动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运动的中心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运动影响扩及到全国各地；运动的主力由学生转变为工人阶级；斗争方式由前一阶段的学生罢课发展为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和学生罢课，即“三罢”。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的姿态第一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向全国人民显示了其强大的威力。工、商、学、农各界，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第一次联合起来，充分显示和说明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空前的提高。这样，与第一阶段相比，五四爱国运动已远远超出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一个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广泛的群众性的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在以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反帝爱国运动的第二阶段，工商学农联合行动，给北京政府以有力的打击。
6月7日，北京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并公开表示道歉。10日被迫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这样，惩办卖国贼这一具体斗争目标基本得以实现。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但是，山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北京政府以罢免三个卖国贼作为缓兵之计，继续实行卖国政策，所以要求拒签和约就成了6月10日以后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目标和中心内容。6月9日，全国学联发出致北京政府电，表示誓不允许和约签字。全国人民、海外侨胞留学生共同向巴黎中国代表团发出七千多份电报，强烈要求他们拒绝签字。6月28日是巴黎和约签字的日子，这一天，旅法华工和留学生万人举行集会，包围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住所，不准中国代表赴会签约。最终，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拒签和约，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空前的，极大地震慑了外国帝国主义列强。
五四运动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五四运动不仅是一次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已经开始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它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表明建立共产党的阶级基础和思想基础已经具备。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投身到工人群众中去做宣传组织工作，以他们为桥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到工人群众中传播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推动下，1920年年初，北京的一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到人力车工人居住区进行调查，邓中夏等组织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作革命宣传，开始同工人建立了联系。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日益结合，建立新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问题便提上了议事日程。192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开始筹建，8月正式成立，主要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雁冰（茅盾）等十多人，陈独秀为书记，并于9月把《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上海组又创办出版了半公开的刊物《共产党》月刊，李达为主编。上海共产党组织与各地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帮助与推动了其他地区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从而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
1920年10月，李大钊、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在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1920年9月，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建立武汉共产党小组；毛泽东、何叔衡等于10月到12月间建立了湖南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12月左右，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建立了党的早期组织；1921年陈独秀在广州，帮助谭平山、陈公博等人建立了广东共产党小组；此外，在留法助工俭学学生中，1921年三四月间正式成立了旅欧共产党巴黎小组，主要成员有张申府、刘清扬、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日本东京，施存统、周佛海等也组建了共产党组织。
各地（包括海外）建立的共产党组织，并无统一的名称，当时，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但在性质上都属于共产主义组织。当时，南方的建党活动主要由陈独秀负责指导，北方由李大钊负责指导。因此，在党的创建史上有“南陈北李”之说。各地共产主义组织建立后，为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加强与工人群众的联系，对工人阶级灌输马克思主义，宣传革命道理，深入开展工人运动，进行了以下活动：第一，创办通俗刊物，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宣传和教育。各地出版了《劳动界》（上海）、《劳动者》（北京）、《劳动者》（广州）等。第二，开办夜校、学社。1920年9月，上海创办了外国语学社，北京小组在长辛店举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上海党组织在沪西小沙渡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和小沙渡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两个起点。第三，帮助工人建立工会，发动斗争。1920年11月21日，上海小组组织了上海机器工人联合会，此后又组织了印刷工人联合会。北京小组于1921年“五一”劳动节组织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这些组织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初步发展。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在创建早期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中，各个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就建党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周恩来等，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尤其结合中国的国情，重视列宁关于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和原则，主张建立一个统一的、有组织有纪律的、民主集中制的党。这一思想对后来共产党的产生及其组织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出现及其一系列活动表明，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具备了。
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在上海党组织的联络和推动下，加快了建立党的全国统一组织的步伐。同时，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契机。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柯尔斯基来到中国，前往上海与在上海主持党的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建立工作联系。认为建党的条件已成熟，建议尽早召开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共产党的成立。
经过筹备，1921年7月23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聚集在上海，举行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推举参加会议的代表共13人，即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湖南）、董必武、陈潭秋（湖北）、王尽美、邓恩铭（山东）、陈公博（广东）、周佛海（日本）。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陈独秀、李大钊均因工作繁忙未到会。这次大会在法租界秘密举行，由于租界巡捕的搜查，最后一次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进行。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确定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党的根本目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同一切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先进分子经过长时期的探求比较，才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对中国革命认识上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飞跃。另一方面，党纲也反映了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此时还不可能认识中国的国情，还不懂得中国是一个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只有经过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而未能制定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
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党的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李达分管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成为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的历史事件。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80年来，中国人民为了反帝反封建，曾前赴后继，不屈不挠，进行了无数次英勇的可歌可泣的反抗和斗争，但终因没有先进的阶级和政党的领导，无一例外地遭受挫折和失败。“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