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士乐是华洋杂交的产物，最初在中国内地出现，就在上海的百乐门歌舞厅，它被称为“远东第一乐府”，中国内地娱乐的标志性场所。爵士乐自由不羁轻快随意，给老上海的纸醉金迷灯红酒绿作了最美妙的铺垫。百乐门当时有一支爵士乐队，美艳歌女在他们的伴奏下，演唱着陈歌辛的那些荡人心魄的爵士乐：《假正经》、《香格里拉》、《玫瑰玫瑰我爱你》——近百年的岁月流逝了，爵士乐给上海这座南方都市打上了一层玫瑰红底色，那其实就是爵士乐气质：时髦、怀旧、优雅、格调……一直到今天，这一层玫瑰色并没有褪净。程乃珊说：“我非常喜欢爵士乐，我的父亲和母亲都是爵士乐发烧友。在我父母亲生活的那个年代，爵士乐可以说是上海城市文化生活的一部分，那个时候有一批人都非常喜欢爵士乐，这主要和当时上海的人们开始接触好莱坞电影有关。”事实正是如此，即便在“文革”那一段非常时期，上海一些老克勒也会穿上洗得泛白的中山装，风纪扣扣得紧紧的，袖口有些破旧的毛边，也修剪得干干净净，在夜晚来临时，他们会放下窗帘，在昏暗的灯光下，用磨损的留声机播放百乐门爵士乐；用小煤油炉煮着劣质咖啡，身体在香氛中乐声里轻摇着，仿佛又回到1930年代。
张爱玲迷恋爵士乐，她说：“一般的爵士乐，听多了使人觉得昏昏欲睡，像是起来得太晚了，太阳黄黄的，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没有气力，也没有胃口，没头没脑。那显着的摇摆的节拍，像给人捶腿似的，却是非常舒服的。”爵士乐就是令人愉快和舒服，张爱玲不但自己喜欢，也会让她笔下的人物喜欢：“楼下吃完了饭，重新洗牌入局，却分了一半人开留声机跳舞。薇龙一夜也不曾合眼，才合眼便恍惚在那里试衣服，试了一件又一件，毛织品，毛茸茸的像富于挑拨性的爵士乐，厚沉沉的丝绒，像忧郁的古典化的歌剧主题曲，柔滑的软缎……像《蓝色多瑙河》，凉阴阴的匝着人，流遍了全身，才迷迷糊糊的盹了一会儿，音乐调子一变，又惊醒了。楼下正奏着气急吁吁的伦巴舞来。”
爵士的发源地是新奥尔良，据说百乐门的爵士乐与新奥尔良的爵士乐没有任何区别，那些单簧管、萨克斯、小号、长号、低音提琴、鼓、沙槌、打击乐演奏的音乐完全有别于我们耳熟能详的丝竹管弦之声，却在那些以欧化生活为时髦的摩登男女中间迅速普及，并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这只能从文化上寻找原因，而绝非音乐本身。我在派拉蒙电影里听到一句最精彩的对白：“老百乐门爵士乐队响起了，你无法拒绝华丽转身。”是的，向往品位与格调是人的天性，因为没有人天生喜欢粗俗与低劣——而爵士乐，它应该就是上海失散多年的最有格调的情人。
住楼下的姨奶奶
黄逸梵出洋后，张廷重吃喝嫖赌不算，还把姨奶奶接到家里来了，怕族人说话，让“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张爱玲难得进去一次，站在父亲的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动不动抬手就打他，打得他睁不开眼睛……
这个住楼下的姨奶奶似乎脾气很坏,动不动就打人,还用痰盂将张廷重的头砸破,最后被赶出门去,“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什。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张爱玲对姨奶奶似乎并不憎恨，甚至胜过她对孙用蕃的感情，“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裤，雪白的依偎着，像生在一起似的。姨奶奶不喜欢我弟弟，因此一力抬举我，每天带我到起士林看跳舞，面前的蛋糕上的白奶油高齐眉毛。”其实更早前父亲就带她去过小公馆，那时候姨奶奶还没进门，住在小公馆里。她从小立志写作，很会察言观色，对姨奶奶的态度应该是神秘好奇多于道德上的审判，她后来曾津津有味地谈起她看过的画作《青楼十二时》，甚至晚年花了很长时间来研究《海上花列传》，这与她童年的经历密切相关。
《海上花列传》又名《海上花》，是清末鸳鸯蝴蝶派作家韩子云用苏州方言写成的章回小说，描述的是当时上海青楼女子生活。1892年首度在上海印行，1926年，书商邀请当时推动白话文运动的胡适写序，加上新式标点符号再版。少女时期的张爱玲在父亲书桌上看到的就是这个版本，一时入迷，还让家里的私塾老先生捏着嗓子模仿女腔朗读《海上花》，笑得直不起腰。后来她赴美定居，一个庞大的计划就是翻译《海上花》。可惜她当时居无定所，在一个汽车旅馆里，译了18年的《海上花》手稿竟然被窃，张爱玲心急如焚，只得报警，幸亏后来手稿又奇迹般出现。张爱玲在如此穷困潦倒之际还在关注青楼女子，研究海上花，可见少时生活对她的影响有多深。当时的上海滩华洋杂处，现在的福州路当时叫四马路，是文化一条街，也是青楼一条街，文化人与青楼女和睦相处，是很奇特的中国现象——无论大同婆娘还是扬州瘦马，无论书寓先生还是幺二堂子，她们与文人作家在一起吃花酒打茶围，再自然不过，连张爱玲最为崇拜的胡适先生也不拒绝这些茶余饭后的“花边”，像张廷重这样的花花公子，更是趋之若鹜，继而将姨奶奶接进家门。
母亲是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反叛女子，而楼下就住着四马路接来的姨奶奶，张爱玲就生活在这古典与现代、没落与新生的夹缝之中，她一生就在东西方文化的夹缝中挤出一条路，伶仃独行，渐行渐远，她给予世人的，只是一个穿旗袍与高跟鞋的背影……
朵云轩信笺
张爱玲在《金锁记》开头这样写道：“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朵云轩信笺，就是张爱玲的最爱，尽管这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相思素笺，张爱玲更不忍舍弃吧。
在打字机没有普及的年代，所有的写作都是以笔书写在纸上。不知道在老上海时代，信笺与稿纸是不是要分开来用？据说朵云是书信的雅称，朵云轩自光绪二十六年创立起，就以信笺、画笺闻名天下，为书画家所钟情，成为美的载体，亦是美的化身——《浮生六记》中的芸娘，被林语堂称为中国文学史上最美的女人，她和《秋灯琐记》作者蒋坦夫人秋芙追慕风雅，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掺入云母粉，入纸皴染成彩笺，题上诗送给风雅友人，一时传为佳话。张爱玲喜爱的云朵轩信笺，也应该是彩笺，上面题有字：“梅花是主月是客”，或者是“洒相思之清泪，呈绝世之奇花”，这样的纸只配写诗作画来用，如果要用来写，也只配写情书，比如徐志摩的《爱眉小札》之类——云中谁寄锦书来，锦书应该就是用朵云轩信笺写的，包括张爱玲写给胡兰成的那些信，比如那封：“我已经不喜欢你了，因为你是早已不喜欢我。”张爱玲的泪滴就滴落在朵云轩信笺上，“像一个红黄的湿晕”。
张爱玲多次提到她的心爱之物，《多少恨》里她这样写：“在昏黄的灯光下，那房间如同暗黄纸张的五彩工笔一卷。”《红玫瑰与白玫瑰》里这样写道：“那空白上也有淡淡的人影子打了底子的，像有一种精致的仿古信笺，白纸上印出微凹的粉紫古装人像——在妻子与情妇之间还有两个不要紧的女人。”精致的仿古信笺，淡淡的人影子打了底子，微凹的粉紫古装人像，这就是朵云轩信笺，风雅无边，风情无限，难怪张爱玲爱不释手。在没有朵云轩的古典岁月，诗笺都是亲手制成，制笺的过程就是一个美的仪式，《红楼梦》中妙玉身在佛门却偏用粉笺，大抵也出于一个爱。薛涛制的浣花笺风靡一时，据说薛涛笺用的全是百年芙蓉树的花朵与树皮，为了制笺，薛小姐把成都的老芙蓉树采尽了花朵剥尽了皮。
芙蓉花落，薛涛笺已失传；朵云轩在，售出的大多是赝品——古典的美如秋风吹扫一朵云，正迅速远离我们，所以张爱玲早在三个三十年前就发出这样感叹：“隔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凄凉。”
十几克拉的火油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