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受党内“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部队作战连连受挫，不得不千里转战，到中央革命根据地。1931年1月，邓小平率部开始了千里转进中央苏区的斗争。2月，邓小平、李明瑞率一部到达江西崇义。3月，邓小平到杰坝与赣南特委研究下一步的军事行动。此后，前委决定邓小平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请示工作。邓小平临行前指定由许卓代理前委书记，并一再叮嘱，红七军不能独立行动，必须在有群众基础的地区，与群众会合起来，才能站稳脚跟。
7月，红七军蹈艰履险，终于在江西兴国县桥头镇与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合，以后又编入了红一方面军。红七军在长达10个多月的时间里，转战桂、黔、湘、粤、赣5省，长驱7000余里，作战百余次，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追、堵、拦、截，进入了中央苏区，实现了“会合朱、毛红军”的愿望。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第一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旗一面，以表彰红七军将士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和英勇奋斗的精神。
发动百色、龙州起义，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和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是邓小平军事生涯中的第一个创举。就是这样一个年仅25岁的青年，所发动的这样一个规模盛大的军事行动在大革命的低潮中闹红了西南半边天。他所创建的红七军，红八军为人民军队贡献了上百名高级将领，其中大将1名，上将两名，中将4名，少将12名。而没有军衔的邓小平将永远与这一光辉业绩联结在一起。
邓小平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受到打击、迫害和排挤，但他没有屈服，被称为“‘左’倾路线压不倒的硬汉子”。后主编《红星报》。长征中，“跟着走”。
邓小平离开红七军后于1931年2月到上海汇报工作。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洋洋洒洒的1.6万余字的《七军工作报告》。其中详尽地叙述了红七军、红八军的战斗历程，叙述了红七军在广西右江，转战途中以及在江西崇义开展地方党的工作及土地革命的工作状况，实事求是地总结了自己在广西工作的经验和教训。但当时中共领导人王明却主观臆断：邓小平是一右倾机会主义典型的头子。邓小平被无情地“打入冷宫”，只能坐冷板凳了。这一时期成了邓小平政治上的一个很困难的时期，然而强烈的工作愿望和献身精神使他一次次地向中央提出工作请求。
1931年夏，邓小平的请求终于得到批准，他被派往以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邓小平踏上了新的征程。
8月初，邓小平与一位叫金维映的女共产党员从上海来到了江西瑞金。几经周折，他们与中共赣东特委取得了联系，经特委决定，由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担任县委书记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主持纠正“肃反”的错误做法。心系民疾的邓小平一方面先稳住当时的县委书记李添富等人，一面深入农村调查，了解情况掌握了李添富极力推行肃反扩大化，乱捕滥杀革命干部群众的大量犯罪实事。然后果断下令拘捕了李添富等人，并召开公布大会，予以处决，同时为蒙冤的干部群众平反，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邓小平正式就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后不久，与时任于都县委书记的金维映喜结连理，开始了第二次婚姻。随后邓小平在瑞金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瑞金的政治局势得到稳定，经济建设也走上了发展的道路。
1931年9月28日黄昏，毛泽东、朱德率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机关来到瑞金叶坪村。毛泽东、朱德等人听取了江西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的工作汇报，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瑞金的工作非常满意。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召开，27岁的邓小平成为红色首都首任的地方“长官”。
邓小平担任瑞金县委书记10个多月来，政绩斐然。1932年5月，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提议他担任中共会昌县委临时书记。两个月后，会(昌)寻(乌)安(远)中心县委成立，邓小平担任中心县委书记兼第三作战分区政委。
会(昌)寻(乌)安(远)三县连在一起，构成了中央苏区的南部屏障，这一地区是否巩固，直接关系到中央苏区的安危。邓小平自知责任重大，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新的工作中去。通过调查研究，邓小平纠正了一些“左”的倾向，从根据地实际情况出发开展了一系列工作。邓小平走马上任就抓地方武装建设，设立军事部，努力扩大红军。同时，他认真抓了党的组织建设，吸收大批新党员，健全党的基层组织。另外邓小平还关注发展经济，加快边区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然而就在邓小平按照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领导中共会寻安中心县委工作，发挥才干，大展宏图之际，王明中央的“左”倾机会主义在中央苏区大肆泛滥，王明中央从政治、军事、组织上以及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否定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同时还打击执行这条正确路线、抵制王明“左”倾路线的干部、战士。他们派出自己在中央局的代表，不顾客观事实，对会寻安中心县委的工作妄加批评，对邓小平进行蛮横无理的指责，调离了他的工作。
1933年3月邓小平告别了会寻安中心县委，调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长。然而早在2月份，临时中央已经开展了对所谓的“罗明路线”的斗争，打击了一大批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敢于抵制“左”倾路线的干部。随后，又把矛头指向了一贯坚持毛泽东正确主张，公开抵制“左”倾路线的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
4月16日，江西省委在苏区中央局的直接参与下，召开了江西党的工作总结会议，反“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开始在江西苏区全面展开。会议把邓、毛、谢、古四人打成了“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随后，展开了对邓、毛、谢、古四人的残酷斗争。
然而，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邓小平面对“左”倾领导人的蛮横和残酷斗争，没有丝毫妥协，他凛然正气，“决不向错误的判断低头”，“他支持毛泽东的策略，在这一点上谁也无法使他动摇。”
随后，邓小平被强行撤销了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职务，解送到红军总政治部驻地瑞金隔离审查，关在一间阴暗潮湿的矮房子里。在这一段时间内里，邓小平屡经“提审”，忍饥挨饿。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迫于压力，提出与邓小平离婚。邓小平咬咬牙，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名。所有的这些折磨打击都没有使他畏缩退却，而是愈加地刚强。在这一个硬汉子面前，“左”倾领导人也无计可施。最后给邓小平记了一次“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派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当巡视员。
邓小平在南村区委当巡视员不到10天，临时中央又令邓小平返回宁都。据说是因为苏区中央局认为：“邓小平不应放到这个地方，‘右’倾逃跑主义者放到前线去，不是更容易到敌人那边去？”
邓小平回到宁都后，随即被派到宁都赖村区石街乡“蹲点”，即当乡里的一名普通干部。没多久邓小平又被调到宁都县城附近一个乡的农村参加劳动，接受临时中央“左”倾领导对自己的新的打击。邓小平的处境分外艰难，生活苦不堪言。
然而，真理终将战胜谬误。随着实践的证明，一些曾受到谬误影响的领导人开始思考，从“左”倾营垒中转化出来。当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便是其中一位。当他了解到邓小平的近况后，为保护并发挥邓小平的作用，提议邓小平任总政治部代理秘书长。经过王稼祥的再三坚持，这一提议终获通过。
邓小平终于获得了重新工作的机会，在遭受“左”倾路线的极大折磨时，他能始终坚持真理，毫不妥协，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罢免，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可谓是“左”倾路线压不倒的硬汉子。
1933年6月末，邓小平来到了久别的瑞金，到王稼祥处报到。王稼祥向邓小平介绍了当前形势，指令邓小平接替杨尚昆担任秘书长的职务，协助自己抓好全军的政治工作。
邓小平担任总政治部秘书长后，肩上的担子明显加重。但他以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努力工作，真正成为王稼祥的得力助手，受到了王稼祥的称赞。同时他还把一些从下面反映上来的红军指战员对李德的的错误指挥的不满意见整理成内部参考资料，都一一送给中革军委的王稼祥、周恩来、朱德，这为以后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支持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反对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提供了宝贵材料。
1936年，红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部分干部在陕西淳化。
邓小平当了三个多月的秘书长后，又被分配到总政治部下属的宣传部当干事。在此期间，除了一些宣传工作外，他主要把精力放在了主编总政机关报《红星报》上。邓小平有着丰富的办报经验，在他的精心策划和设计下，《红星报》以各种方式全面地宣传、报道反映了党中央、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的战略部署和红军部队生活，使红军能够看到及时有力的报道，加强了党对红军的思想领导，成为党在军事工作方面的喉舌。《红星报》被广大红军指战员称之为“一面大镜子”、“红军的俱乐部”与“裁判员”，可见《红星报》所产生的巨大的影响，这与邓小平所倾注的大量心血是分不开的。
尽管有许许多多地像邓小平那样的共产党员、红军指挥员在艰苦奋战，但是在“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苏区形势日益严峻。1934年10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红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
由于邓小平在创建红七军红八军，开辟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以及主办《红星报》时所表现出的杰出才能，再加上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等人的竭力保护，邓小平才没有被“左”倾领导者留在国民党大军即将贱踏的中央苏区，而是随中央红军主力踏上了漫漫征途。
1934年年底，邓小平重返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一久别五年的位置。1935年1月他还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央的正确领导。
邓小平看到了中国革命的新曙光，坚持拥护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也十分欣赏邓小平。1935年夏，邓小平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一年后，又升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又一年，担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历经磨难后的邓小平，又一次走上了革命斗争的前台。邓小平在劫难过后，必将创造更大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