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拉贝是德国西门子公司的驻华代表，也是德国纳粹党的驻华负责人，在南京生活。在西门子总部命令他回国，大家为他举行欢送会的当晚，日本人轰炸了南京，拉贝也因此留了下来，他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西门子中国员工和他们家人的安全。
但是拉贝所保护的，不仅仅是西门子员工和亲属，而是在南京的几十万平民。在这座城市沦陷的最危险时刻，他联合十几位外国传教士、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了“南京国际安全区”。由于德国和日本是盟友，而他又是纳粹党成员，这种特殊的身份令他有了不少做事的空间，大家便推举他担任南京安全区的主席，全面主持安全区的工作。
从大清帝国尚未覆灭的1909年开始，拉贝就在中国工作、生活。他说：
“由我出任主席，我不应再有丝毫的犹豫。我一生中最美好的青年时代都在这个国家愉快度过，我的儿孙都出生在这里，我的事业在这里获得了成功，我始终得到了中国人的厚待。”
拉贝给中国人的厚待更值得这个民族永远记取。他所主持的安全区内，设有25个难民收容所，聚集了近30万难民。其中“西门子”难民收容所就是拉贝本人租住的院子，那里收留了600多位附近居民。
收容难民，远不仅是提供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那么简单。为了安全区的运行，拉贝带领委员们四处寻求国际援助，募集资金，购买粮食和药品，还历尽艰辛从上海设法弄到了能预防脚气蔓延的蚕豆。
难民们对这位洋人顶礼膜拜，称他为“活菩萨”。为了表达对拉贝的敬意，麦卡勒姆牧师还专门谱写了一首《南京难民合唱曲》，歌词在幽默中带着辛酸：“我们要蚕豆做早饭，我们要蚕豆做午饭……”
12月13日，日军在南京上演了血腥屠杀。拉贝见证了这一切，他写了《拉贝日记》，又在1938年回德国后马不停蹄地到各处做演讲，揭露日军暴行。
拉贝甚至还给希特勒本人寄了一份报告，呼吁德国迅速出面，阻止盟友日本仍在继续的非人道暴行。希特勒当然没有这么做，不仅如此，拉贝还受到了盖世太保的迫害。
二战结束后，身为纳粹党人的拉贝又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善有善报的古谚在这时并没有完全失效，被他帮助过的人没有忘记他的善举。正如辛德勒获得了那一千多名犹太人发起签名的证明他并非战犯的证词，拉贝也在他最消沉的日子里，每月都收到南京市民及国民政府的金钱和粮食援助。
辛德勒去世后，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被作为“36名正义者”之一安葬在耶路撒冷。但拉贝在1950年因中风去世后，就此销声匿迹，公众对此毫无所知，中国人似乎也将他彻底遗忘了。
究其原因，恐怕与拉贝去世的年代有关——1950年，中美的敌对态势愈发严重，出于政治目的考虑，中方将1937年在南京的美国人诬为帮助日本人作孽的恶棍。曾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秘书的刘易斯·斯迈思当时就在一家地方报纸读到几篇文章，有的指责安全区的外国人把南京城拱手交给日本人，让数千妇女任由日寇奸淫；有的指责1937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不仅积极响应美国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还用中国人民的血肉去保护他们的公司、教堂、学校和住宅”，称这个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是一个与日本侵略者“狼狈为奸”的帝国主义组织；还有的文章引用一个幸存者的话说：“美国鬼子点完名后，便由日本鬼子进行处决。”
虽然身为德国人的拉贝没有被点名批判，但他亦被有意淡忘。
好在历史终究还了拉贝和他的同伴们一个公道，昔日的错误被纠正。
1996年，《拉贝日记》在美籍华人张纯如女士及邵子平博士等人的寻访下得以重见天日；1997年，南京大屠杀60年后，《拉贝日记》中文版在南京得以公开出版。中国官方和民间亦掀起了一轮纪念拉贝的热潮，他获得了“中国十大国际友人”称号，和白求恩、斯诺等人站在了同样的位置上。
和拉贝一样，在20世纪风云诡谲的政治生态中经历跌宕起伏，品尝到百般滋味的“老朋友”其实不在少数。
工合运动
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项运动居然对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产生了影响！直至今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仍然自称“工合战士（Gung Ho Soldiers）”。
还记得本书开篇提及的那次发生在站台上的相遇吗？距离初次相遇过去九年之后，这两位不断熟识中国也彼此熟识的外国友人将要开始联手在中国大地上创造一项雄心勃勃的事业——当然，主人公还要加上斯诺的妻子海伦。
实际上，这项事业的最初设想就是海伦所提出的。
当时，夫妇二人参加一次聚餐，人们谈到了合作社的问题。聚餐会的发起者，英国领事馆工作人员约翰·亚历山大开始热情鼓吹合作社事业，称它可以“解决世界性的病态和灾难”。
海伦对此颇不以为然，她激烈地驳斥了这种意见，并且在辩论中压倒了亚历山大。
有趣的是，第二天一大早，海伦的脑子突然被一个与“合作社”有关的想法占据：“为什么不能把中国工人组织在合作社里，由他们自己拥有和管理合作社，根据劳动时间而不是资本来处理财务问题？”
海伦认为，应该建立生产合作社，而非消费合作社，这或许是解决中国主要问题的办法：向难民提供生产性的工作，将无事可做的技术工人组织起来，利用中国辽阔内地的资源，避开易于被日本人占领或轰炸的人口密集城市地区。
彼时，斯诺夫妇又从北京回到了上海，他们和路易·艾黎一起考察了惨遭炮火蹂躏的日本占领区域，除了发现贫民窟里的饿殍遍地与国际公共租界里的莺歌燕舞形成强烈对比外，他们重点考察了工厂和工人——他们也是艾黎所一直关注的对象。
令他们感到愤慨的是，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疏散为数不多的工厂，也没有组织工人们抢救机器设备。后来，斯诺曾如此记录这件事：“政府绝不可能事先进行这种安排，因为中国政府害怕上海工人，这种恐惧即使没有超过对日本人的恐惧，也与此相当。”
既然他们早就发现，政府是靠不住的，那么，为什么不发挥工人们的能动性呢？
海伦向还在担任工厂督察职务的艾黎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你看，路易，中国当前需要到处都有工业。中国必须有工业，要广泛发展工业，就得搞一个工业运动，眼下没有竞争。我认为，路易，你现在做的工作会使上海成为日本人能进一步剥削的好地方。你说你喜欢中国，那你就应该丢掉这个工业，出来做些当前有用的事。中国人生来是会合作的。”
一拍即合。其实，关心工业的艾黎自己已经就这个问题思考了很多，他马上连夜将自己关于在非敌占区建立一系列小工业合作社的设想重新改写，第二天下午就拿给了斯诺夫妇。
三个人又在一起对具体的文字做了些改写，并印成了小册子，散发给上海各界人士传阅。他们给这个创设合作社的计划想了一个简单的名字“工合”——意思是“一起工作”，英文名称“Gung Ho”。
“工合”诞生的这一年，路易·艾黎四十岁，他在中国已经整整生活了十年。
对于即将开始的这番事业，三位创始人颇有野心，他们认为，这项运动将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以便统一和加强抵抗力量，支持共产党控制的游击区，推进政治民主，推进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海伦说，工合是“促进进步趋势的人民运动”，是“健康的‘中间道路的’共同经济纲领，以防止中国的左翼和右翼之间发生内战”。而斯诺则认为，工合“提供了在战时创造新型社会的可能性”。
新型的社会究竟有没有因工合而创造出来，后文自有叙述，后人也自有评判。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这项运动居然对美国历史上第一支特种部队产生了影响！直至今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们仍然自称“工合战士（GungHo Soldiers）”。
这种看似毫无理由的联系是如何发生的？事情要追溯到1937年，当时，曾长期在中国工作的美国军官埃文斯·卡尔逊也在斯诺的影响下，前往延安探访共产党，他由此成为走进中共敌后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官。
在延安，朱德总司令接待了卡尔逊，并向他介绍了八路军的游击战术，还允许他接触了大量普通将士。
卡尔逊深受触动，他后来曾在信中写道：“他们更多地为人民着想而不是为一己私利。这样的转变与军队的精神紧密相关，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何而战。”
卡尔逊预测，这支军队在不久的将来会变得举世闻名。后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实了卡尔逊的判断。
回国后，1942年2月，卡尔逊受命组建美军的第一独立营。他按照5比1的比例严格挑选了1000名突击队员，罗斯福总统还把他的爱子詹姆斯·罗斯福送到卡尔逊身边担任参谋主任。在这支队伍的训练培养中，卡尔逊借鉴了颇多八路军的作战和管理经验，甚至包括每周五仿照八路军的样子召开民主讨论会，身为参谋主任的小罗斯福还像八路军中的政治委员一样给大家作形势报告。而在会议间隙，大家时常会要求他们的“老头子”卡尔逊给大家吹段口琴，听他讲自己在中国时与八路军并肩行军的故事。
至于这支队伍的名字，卡尔逊使用了“工合营”的称呼。在他看来，工合代表了他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和中国工合运动中所看到的精神——同心协力，同甘共苦。由此，“工合”一词开始进入美国词汇中，表示一种敬业的态度，一种十分朴素的“我能干这件事”的工作热情。几年后，在太平洋战场上，卡尔逊突击队口中喊着“工合”二字冲上日本人防守严密的一座座小岛时，“工合”的名称曾一度响彻太平洋上空。
不过，卡尔逊本人并未能像“工合”一词一样长久留在美军军营中。由于他所倡导的所谓“工合”精神来自共产党部队，对美国军队的传统和秩序形成了冲击，引发军中不少人的反感，1943年4月1日，卡尔逊被免去突击营指挥官的职务，转而担任团主任参谋。从那之后直到1947年5月27日溘然辞世，他再也没有被委派指挥任何部队。
宋美龄与“工合运动”
“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主运动。”
“工合”要从几个外国人脑袋中冒出来的理念变成活生生的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以说，“工合”的成功创设，其实是一种几率极小的偶然。
最大的偶然因素，是时代背景。倘若没有始于1937年9月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倘若中国大地仍然遭受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的双重蹂躏，这样一种在战火纷飞中建立经济生命线的设想根本不可能实现。在艾黎、斯诺和海伦的计划中，他们要集中大后方未被毁伤的工业和自然资源，召集流散难民，以小型合作社的方式生产迫切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包括供应军需用品。
如此庞大的自救运动，仅凭几位“老朋友”的力量，成功几率为零。
但艾黎等人的优势在于，常年在华的他们已经是“中国通”了，他们结识了中国社会中三教九流的人物，这成为他们运作“工合”的重要资本。
首先为“工合”提供支持的是上海各界名流，他们在1937年11月的一次“星一聚餐会”上接到了艾黎等人散发的“工合”小册子。
“星一聚餐会”是当时由上海各界有代表性的爱国人士组成的一个救国组织，因全体成员在每星期一晚上以聚餐会的形式相聚一次而得名。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个定期“饭醉”的小群体。
参加“星一聚餐会”的名流众多，以下是不完全名单——文化界：胡愈之、刘湛恩、韦捧丹、郑振铎；新闻界：王任叔、王芸生、萨空了、梁士纯；宗教界：吴耀宗、沈体兰、王国秀；工商界：陈已生、孙瑞璜、萧宗俊；银行：徐新六、胡玉琪；海关：丁贵堂、陈琼昆、孙一民；上海工部局：陈鹤琴、严景耀、秘书张宗麟和卢广绵。
一开始，聚会由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负责召集。1938年4月7日，身为上海抗日救亡运动民间领袖之一的刘湛恩被日伪收买的暴徒狙击牺牲，此后，聚会改由从事出版、宣传工作的胡愈之主持。胡也是斯诺《西行漫记》一书编译出版工作的组织者。
在“星一聚餐会”上得知几位外国友人的“工合”设想后，各界名流流露了极大的兴趣，并以极强的行动力迅速开始工作。就在这次聚会上，与会者组成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设计委员会”，并推举银行家徐新六为主席（徐亦于1938年被侵华日军谋杀），艾黎则担任召集人，合作社专家卢广绵和上海电力公司的两位工程师吴去非、林福裕被推荐参加具体设计工作。
老朋友们的好友苏吉——宋庆龄亦是“工合”的热心支持者。1937年12月23日，宋庆龄悄悄撤离已沦入敌手的上海，乘轮船于27日抵达香港。她离开上海时，正是艾黎坐一辆出租车护送她来到江边码头。路上，宋庆龄听艾黎介绍了“工合”的设想，她说，工业合作可以补充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中最重要也是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这就是他所说的‘民生’的意义，但使其成功，它必须是一个受生产者管理的真正民主运动。”
宋庆龄还说，她要去努力做她弟弟宋子文的工作，争取他也来支持这项事业。宋子文是国民政府的重要人物，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和中央银行常务理事。
果然，宋庆龄言出必行，她在香港期间，动员宋子文拨给“工合”200万元贷款，这笔钱解决了“工合”在初创时的困难。
宋家的另一位重要成员——宋美龄，也是“工合”成功道路上的重要支持者。
1938年5月，“星一聚餐会”的成员在锦江饭店的一次聚餐会上达成共识：要在全国范围开展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运动，非取得国民政府在行政上和财政上的支持不可。会上，大家推举徐新六尽快带着“工合”的发展计划去武汉，与国民政府等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但当徐新六把计划转交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时，孔并没有产生什么兴趣。“工合”之路似乎走入了死胡同。
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介入打开了局面。彼时，斯诺走了另一条途径，他通过早已相识的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将“工合”的计划介绍给了宋美龄。当时，宋被认为是国民党抗日派中最强有力的人物，虽然因为红军在蒋家王朝的后院“点火”，她勉强同意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但从小就接受了强烈民族意识教育的宋美龄对日本入侵中国的一切事情都一直持着反对态度。
如此便不难理解，宋美龄在听了大使介绍的“工合”计划后立马痛快地表示：“把路易·艾黎找到这里，让我们把这个运动搞起来！”
但宋美龄毕竟不掌握政府实权，国民政府依然对“工合”不太感冒，孔祥熙的态度半冷不热，经济部长翁文灏则把艾黎叫过去，试图劝他们打消创办“工合”的念头，他说：中国当然需要工业，但不需要一个合作社工业运动，因为“中国的老百姓都是亲共的，把经济大权放在他们手里是不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