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场犹似露天剧院，露天舞台，又似一个草率的外景地，空旷的野地上，临时搭建了一座土台，作为主席台。土台不高，三级阶梯可上。
围绕着土台，还筑有简陋的草院，院为方形，四个方向，各有一门，有些北京四合院的古朴气质、家常气质。
鲁定公与齐景公，见了面，行了礼，面上，都很郑重，心里，都很戒备。前者因紧张而忐忑，后者因阴谋而忐忑。
二君登台入席后，各自随从，皆列于台阶之下。
会盟开始，齐国官员出班启奏，请演四方各族乐舞。齐景公准奏。
眨眼间，一群莱人蜂拥而现，持旌旗，披甲胄，舞矛戟，呱啦乱吼，跳跃喧噪。场面热闹嘈杂，混乱恐怖，毛骨悚然。
孔子眼见这支乐团，奇形怪状，荒蛮古怪，乱七八糟，但却目标一致——直奔鲁定公，顿觉诡诈，不顾礼仪，疾身出列，疾步跨越三级台阶，呼叫左右司马保护国君，自己大声谴责起齐景公来。
孔子的谴责，温煦中，不失威严，劝告中，透着刚强。他是这样说的：
鲁国齐国进行会盟，友好庄重，莱人，夷人后裔，是臣服于中原的外族俘虏，其乐舞，如何能出现于此种场合？之于德行，这是失义；之于外交，这是失礼；之于神灵，这是不祥。此非乐舞，乃武力捣乱。您不会允许吧？
齐国的主事官员，感到了压力，稍有愣怔。之后，命莱人退离。
莱人不舞了，但也不动，木然地站在台上，身上所饰的羽毛和树叶，静静地飘动着。
孔子不语了，但也不动，决然地隔离莱人，不错眼地盯着齐景公和齐国宰相晏子看。
齐景公惭色微露，肢体微动，有些不自在，冲着莱人挥了挥手。莱人这才退下了。
预谋受挫，齐国不甘心。稍后，齐国官员又奏请，表演宫中之乐。齐景公又准奏了。
照理，宫乐，应是雅正之乐，不料，却是一群侏儒翻跳鼓噪，径上了土台。孔子本已回到了队列中，看到矫健的侏儒们，暗含杀气，凛冽生寒，只好又三步两步跨过台阶，呵斥道，下等人惑乱诸侯，肆意胡闹，岂有礼法！按律当罚。
齐国方面，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只得缚住戏子侏儒，下去了。
提议挟持鲁定公的齐国大夫黎鉏，见计划落败，极为沮丧，但并未泄气。
他琢磨着，狰狞不成，还可以挣扎一下，在盟书上做做文章，制约鲁国。
于是，两国盟誓时，齐国自作主张，在盟书上，加了一项条款，意思是，若齐军出境征伐他国，鲁国作为同盟国，需派出三百辆战车参战，支持齐国，否则，就要接受惩罚。
这是齐国单方面的立项，孔子没有驳斥，而是，也提出了一项条款，意思是，若齐国不尊重鲁国领土完整，不将汶阳、郓、龟阴三地归还鲁国，却要鲁国支持齐国作战，也要接受惩罚。
汶阳、郓、龟阴之地，都属鲁国疆域，曾为叛臣阳虎私占，阳虎在逃离鲁国时，为使齐国接纳他，不将他引渡回鲁国，便将这三块属于鲁国国土的地皮，作为他私人的不动产，送给了齐国。现在，两国既然重建双边关系，势必要理清这个历史遗留问题。而此三地之田赋，确可应付三百乘甲车的供给。
孔子的态度，既不刚严，也不偏颇；孔子的语调，既不激越，也不怯懦。
他不是威胁，也不是恳求，而是以公正客观的立场，因事论事。因此，齐国君臣想起衅，也挑不出理来。
会盟结束后，齐景公要设宴招待鲁国君臣，孔子替鲁定公谢绝了。接踵而来的刀光剑影，重重杀机，让他格外审慎、精警，他知道，多滞留一刻，就多一分危险，因此，决定即刻辞归鲁国。
既要罢宴，就要有个理由。这对于孔子来说，就像佛祖拈花，随处可得。
孔子拈出的理由是：
举行国宴，就不能没有礼器，不能没有嘉乐，可是，现处郊外，若将象尊等礼器，拿出国都，将钟磬等嘉乐，奏于荒野，有违礼法；若不设礼器，不奏嘉乐，对待国君，俨如秕子、稗子般，轻贱随便，堪称羞辱，也有违礼法。两种方式，都会招致恶名。享礼的本意，是宣扬德行，若不得其宣，不如不用。何况，又使办事人员辛苦劳累。
齐国大夫梁丘据，将孔子的意思，转达给齐景公。齐景公不吱声。宰相晏子不吱声。大夫黎鉏也不吱声。君臣一片沉默。
他们是郁闷的，懊恼的，不明白孔子为什么总是有话说，无论什么场合，什么情形，什么阵势，总是一席一席的，一串一串的，都是配套的，都是合卯的。而且，都极其正当，端正，有力度，让人无从辩驳。
他们的初衷，是打算让齐国做鲁国的保护国。保护国，就意味着，会给被保护国撑腰，但并不意味着，不去伤害被保护国，因此，他们还准备一手蜜枣，一手巴掌，一边支持鲁国，帮鲁国的忙，一边钳制鲁国，揩鲁国的油。不料，在会盟中，在孔子的主持下，鲁国不仅没有自甘堕落的意思，反而表现出了尊严自主的气势。这让他们很泄气，有些慌惧。
人没劫成，反丢人了。
齐景公受到很大震动，回到京都后，闷闷不乐。
道义上，有逊于鲁国，德行上，有失于鲁国；整个会盟，鲁国追求上流，齐国自甘下流——齐景公非常担心各诸侯国会因此耻笑他，悔愧不已，恼羞成怒，冲着大臣发脾气。
他叽叽啾啾地嘟咕道，鲁国的大臣，用君子之道，辅佐国君，你们倒好，专使那歪门邪道、夷狄之术，煽动国君，这下好了，人没逮着，还给得罪了！奈何？弄得我在诸侯面前，抬不起头来，也没个君子样！奈何？
齐景公连问几个“怎么办”，问得自己越发心慌意乱了。
大臣们也觉得不妥。他们意识到，孔子仕鲁，使鲁国有了脊梁骨，不好轻易操控，便道，君子有错，应秉诚致歉；小人有错，才遮盖掩饰。您既然过意不去，那就谢罪好了。
齐景公气得下巴都要拧掉了，但也不得不接受了建议。
那个时代，传媒匮乏，不像现在，一出事故，往镜头面前一抻脖，张开嘴巴一呱唧，一说对不起，就算了事了，当时，不时兴口头道歉，而是，讲求行动道歉，因此，齐景公便把汶阳、郓、龟阴三地，还给了鲁国，作为道歉之举。
夹谷会盟过后，鲁国和晋国，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鲁国国君既感动，又振奋。为铭记表彰孔子，专门在归还的失地上，建起一座小城，谓之曰：谢城。谢，是道歉之意，以齐国之歉举，念孔子之功劳。
晋国国君既受用，又体面。孔子会谈，既未忤逆齐国，又未投怀送抱，既表达友好意向，又坚持独立主权。作为鲁国的前保护国——晋国，也能够接受。
孔子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鲁国的窘境，维护了鲁国的权益；最大限度地，平息了齐国的威胁，稀释了齐国的仇视；最大限度地，打消了晋国的警惕，获得了晋国的理解。
取得如此重大成果，重在礼仪。孔子配备了军事武装，但并未动用。武力，只做背景，只做夹衬，只做花边，只做包装，而礼仪，却被演绎得实实在在、掷地有声。
夹谷会盟，在一定意义上，是孔子一个人的战争，是孔子一个人的胜利。
3.孔子杀人了
公元前498年，鲁定公十二年，五十三岁的孔子，在大司寇任上，兼行丞相事。鲁国丞相，是季桓子，季桓子授权孔子代理丞相职务，是给了孔子一个副丞相的职务，相当于国家第一副职。
弟子子路，在跟随孔子施政时，忠诚耿耿，勤苦奋勇，让人印象深刻，季桓子将其吸收为家宰，填补阳虎离任后的空缺。这是一个部长级的职务，相当于季氏第一家臣。
师生二人，成为鲁国的实权人物，斡旋在政治高层，举足轻重。
孔子面有喜色，洋洋溢溢。
弟子讶然，问道，您不是说，君子要“祸至不惧，福至不喜”么？
孔子欣然，说道，我是说过，可我不是还说，君子要“乐以贵下人”么？
喜色，非得色。前者实，后者浮；前者诚，后者骄。
孔子之喜，喜在终于可以为百姓谋福了，喜在，高高在上的国家公共权力，终于可以扶持弱势群体了。
其心情，可谓愉快；其情怀，可谓美好；其境界，可谓干净。
夹谷会盟后，鲁国、齐国、晋国之间，国际环境尚且安定。有疑虑的鲁国，有鬼胎的齐国，有过节的晋国，均各自安抚、压制或疏解。在这般光景下，孔子的精力，主要用于国内事务。
但在孔子主政第七天，一桩血案忽地发生了。
一个叫少正卯的人，死了。
少正卯，才华横溢，强闻博记，有“闻人”之称。在政府的花名册上，他名列大夫一栏；在私学的签到簿上，他名列校长一栏。在政坛上，他有着飓风般的影响力；在公众中，他有着磁铁般的号召力。
与孔子一样，他招收了许多学苗。又与孔子一样，他对待学苗，像浇灌菜苗一样经心，像侍弄鱼苗一样经意。
甚至，他还有着孔子所没有的能耐，他在授课时，竟把孔子的学生，也都吸引过去了。而且，不是一次。是三次。
孔子一进门，惊见课堂上寂寥惨淡，空空荡荡。后进的弟子——在读的学士、硕士们，都如轻浮的粉蝶，顺着少正卯的痕迹，逐香去了；先进的弟子——深造的博士们，也只剩颜回一人。颜回独知孔子之圣，风雨不动，端矜候学。
在诸侯国间，能与孔子在学术上相峙的人，几乎是没有的。少正卯是个特例，他不仅能与孔子均势，甚至风头更健，社交更炫。
若说，孔子是一个在时尚圈跑龙套的人，上不得海报和花边新闻，那么，少正卯就是一个在时尚圈主导风向的人，垄断了海报和花边新闻。
若说，孔子是一个在娱乐圈弄水的人，只随便撩拨那么一下两下，那么，少正卯就是一个在娱乐圈扎猛子的人，整个身心都投进去了。
那么，这样一个活泼的大学者，这样一个阳光的老男孩，是谁杀了他呢？
答案是：孔子。
孔子杀人啦！
这个消息，如移动的海啸，令人惊悚，如滚动的地震，令人错愕。怎么会呢？
难道，是因为少正卯光顾着抢学生，光顾着挖墙脚，抢得奋不顾身，挖得忘乎所以，以至于招致了孔子的嫉恨，让孔子看不惯？
难道，是因为少正卯忽略了孔子因为课堂的“三盈三虚”，而产生的丢脸感？
难道，是因为少正卯漠视了孔子因为丢脸，而产生的震怒感？
所以，他才被剁小鸡似的，给剁掉了？而且，还以解剖的姿势，被曝尸三日？
孔子的学生们，极为纳罕，极为痛惜，议论纷纷。子贡忍不住要去问。
子贡，是个优秀的学生，也是个优秀的商人。有知识，有票子；又敏锐，又灵活；其聪明，似若剔透，其口才，似若江河。
子贡没有站在少正卯的立场上，询问孔子，而是站在孔子的立场上，询问后果。
他说，那个少正卯，是鲁国名流，时尚绅士，您一上台就杀他，会不会引发损失呢？
子贡很机智，可孔子善察机智，他明白子贡的意图，遂道，你坐下，我告诉你原委。
孔子遂提出了五恶之说，阐明了少正卯品性中的奸佞。一句话，少正卯虽多才，但五毒俱全。
一毒，毒在“心达而险”。他有知识，但心念不正，他通史变，但心地不纯，他是冒着邪气的精神领袖，是思想狂热的极端主义者。
二毒，毒在“行辟而坚”。他是另类，不走寻常路，专走邪僻路，他悖逆礼法，另行开辟大岔路，越走越远，但却意志坚定，顽强如石，执拗如风。
三毒，毒在“言伪而变”。他是个职业碎嘴子，文雅的野心家，能说会道，强词夺理，在全民范围内，掀起狂野的风潮，热辣的追随，煽动民情，蛊惑民意，怂恿改革、造反。
四毒，毒在“记丑而博”。他是博学者，但却博而不正，学而不端。其胸襟，尽是怪诞野论；其视野，尽是负面阴暗。
五毒，毒在“顺非而泽”。他是阴谋家，放任过错，纵容谬误；他也是个搅浑水的，模糊过错，掩饰谬误；他又是个造假、掺假的，像勾兑酒和水一样，勾兑了文化与伪文化。
这样一个人，一肚子坏水，一腔子毒气，可谓小人。世上有无数的小人，可是，像少正卯这样的小人，却是有数的。他是小人中的领袖，小人中的枭雄，是小人之首，小人的极致。《诗经》中早就有言在先：“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言下就是，最让人愁闷的，就是小人成群！少正卯这厮，鼓邪说，聚党徒，拒真理，是一个乱心的人，因而，也就是一个乱国、乱政、乱民的人。在人的品性中，有一不端，即可杀，他一人就有五不端，不杀他难道还要便宜他吗？
孔子的结论是，诛少正卯，乃“君子之诛”。
按照孔子的说法，少正卯之死，与学术竞争无关，与抢学生无关，与公报私仇无关，而是，与极端分子的言论有关，与恐怖主义的烧包有关，与个人性格的得瑟有关。
首先，少正卯虽未组建反政府武装，未组建地下游击队，但却卖力气地团结了一支支闲散力量，拉拢了一个个游离在是非边缘的孤魂野鬼。
其次，少正卯虽未发动恐怖袭击，未在鲁国金融街掀起“占领华尔街”等示威抗议活动，但却公开发表了大量分裂祖国、颠覆祖国的言论。
种种行径，足以证明，他犯有唆使反祖国、反人类、反人道的罪行。
孔子对少正卯的判断，是站在周礼的立场上。
周礼，一本正经。相对于周礼，少正卯，就是老不正经。
然而，如果站在周礼的对面，站在行进的历史本身，那么，少正卯，就是文化先锋，就是新新人类了，就是产生了民主意识的思想家，准备解放农奴的革命家了。
就是初春里，新鲜的气息，新鲜的河流。
就是，一条野河。裹挟着陈年的残雪，陈年的碎冰，冲破重重的寒冷，冲破寒冷的封锁，哗哗地流向四方。
那么，少正卯，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根据后世学者的推测，少正卯，或者，不存在，或者，存在，但与孔子关涉不大，是自然死亡，因记录者想表现孔子的深晦，所以，特将二人，生捏一处，证据如下：
从来源上看，记录不全。
孔子诛杀少正卯的记载，最早见于《荀子》。可是，早于《荀子》问世的史书，如《左传》，如《国语》，如《论语》，如《孟子》，对此，竟无一字记载。这很诡异，很蹊跷。要知道，《左传》和《国语》，最爱寻隙，最有锋芒，最是犀利，在记载孔子言行时，最是刻毒，就像有仇似的，常有诬罔之词，常露峥嵘之容。若孔子果杀少正卯，《左传》和《国语》，岂能错过？定是要痛快淋漓地大记、特记、拼命记的！不怕浪费字，只怕字不够用！因此，此事应为虚构。《荀子》等诸子百家的著作中，很多都是寓言，此事，怕也是一篇速写的小寓言而已。
从史实上看，事理不通。
孔子在副宰相任上，只有区区七天，从大夫的身份，到副宰相的身份，才刚刚过渡，按照孔子谨慎的性格，他不弄险，不事危，不草意，不滥行，怎么可能尚未坐稳，坐实，就去诛杀一个堂堂大夫呢？未免太过突兀了。
从道义上看，于礼不合。
孔子终生推行礼制，倡导仁义，避免冲撞，反对杀戮，如果他诛杀了少正卯，那么，就是对信念的伤害，对思想的背叛，对灵魂的戕伐。这样的孔子，已然突变，已然扭曲，已然畸化，连他自己，也是要接受不了的。他身为孔子，也势必失去了意义。
从情理上看，形象不肖。
故事中，有一节，说学生们有意少正卯，不听孔子讲课了，都跑少正卯家上学去了，这一点，颇荒诞，经不起斟酌。先说子路，他虽鄙野，虽张牙舞爪，虽老责备孔子，老刺激孔子，老跟孔子怄气，但勇武诚信，最守诺，他对孔子的感情，极亲极近，他外向，张扬，好奇，他会跑到少正卯那里看热闹，然后，再跑回来报告，却绝不会离弃孔子；再说子贡，他虽好炫耀，好滔滔不绝，好讲究，好做生意，好盘算计较，但最能鼓吹孔子，最自豪，他对孔子的感情，极深极重，他机敏，善谈，善打听小道消息，他会了解少正卯的情况，然后，探问孔子的想法，绝不会贸然离去；另说闵子骞，他虽蔫巴，虽不声不响，虽总是满脸淡泊，总是鲜于生气，总是半死不活，但遵循礼法，最仁孝，他对孔子的感情，极厚极静，他恋家，恋父母，恋孔子，他甚至不会理睬少正卯，而是安于日常的学习，和简单的生活。因此，孔门“三盈三虚”的状况，杜撰的嫌疑，是很大的。
少正卯之死，是有关孔子的最血腥的杀人案，最离奇的公报私仇案。
看起来，是一个谜中谜。却原来，是一个梦中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