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岁之前的孔子，尚未出仕，一个人，如同一部无声电影，看起来，沉默静寂；实际上，孔子并不寂寞，他在历史的黑白片中，不仅导演了一场气势宏美的京剧——广纳弟子、开堂授教；还导演了一幕风云流荡的话剧——与老子会晤；并导演了一出激情四溢的歌剧——向音乐家苌弘求教；更导演了一部热血澎湃的诗剧——到国外（齐国）求职、面试。由于他还身兼男一号和编剧等职，因而，档期总是满满的。
1.孔子的私立学校
如果把春秋末期比作一棵山楂树，那么，战争，就是满树的山楂。
几乎没有哪个时代，像春秋末期那样盛产战争，不仅盛产卫国战争，盛产解放战争，盛产征服战争，盛产殖民战争，还盛产——内战。
站在时间的中途，我们远远伫望这棵树。一个轮回中，它笼罩在漾漾迷雾中，满树开满白色的繁花；又一个轮回中，它静立在萧萧白霜下，满树结满簇簇红果。番番轮回间，模样似未大改。然而，当我们走近，当我们细听，这棵山楂树，分明又充满了彷徨的声音。
彷徨的，是高级公职人员。
他们原在各个诸侯国中，掌管文化学术的发展与应用，但因战争连绵不绝，内斗剧烈不息，社会动荡不尽，贵族衰落不堪，他们陆续地失去了世袭的福利待遇，他们的生活，也漂泊不定了。
他们从国务院，流散到各个封地；从公室，流散到民间；从上流社会，流散到基层。为了谋生，他们一头扎入了各种礼仪活动中，从事起相礼的工作。
如此，文化以光的速度，以水的流势，被迅速传播到了旷野荒山，边陲僻地。
王官失守了，文化下移了，私学，随之出现了。
办私学创业的人，不止一个，但最成功的，却只有一个。
这就是孔子。
孔子的办学方针是：知识平民化，学问普及化，学员大众化。
孔子的时代，有“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制度，贵族和平民之间，隔着宇宙的距离，光年的距离。这种“庄严的距离感”，冷漠的距离感，是道的失衡，是理的偏移，是仁的干枯。孔子针对这种境况，以一己的力量，大力推行平民教育，施以礼乐教化，提升百姓的文化素质，从而，提升经济素质，进而，提升人的素质。
孔子的貌，是蔼然的；孔子的言，是温和的；孔子的行，是循序渐进的。因而，他所带来的文化冲击，也是易物无形、润物无声的。
然而，于无声处，听惊雷，于无形处，看遽变。孔子的授学，带来了两个大变化。
近期变化是：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学问面前，人人平等。
远期变化是：促进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一次解放运动。
孔子的私立学校，生员复杂，有农民，有匠人，有游贩，有商贾，有地主，多数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底层民众；他们有的拥有钱，有的拥有物，有的拥有门第，多数是什么也不拥有的。他们从各自的生活环境中，奔涌而来，况味不同，性情不同，诉求不同，观点不同，一代一代播散下去，到了战国时期，人的思想，得到了磅礴的喷发，就一发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百家争鸣，对古文化的影响，是有意识的，积极的；孔子，对百家争鸣的影响，则是无意识的，自然而然的。
起初，孔子把校址选在了阙里。
他的教育理论是，主修德，次学技艺。即，先做人，后做学问。
德，是一种美色，是结晶了的真理；技艺，是一种方法，是进化了的知识。
修德，是事业，是使命，是对大道大义的追求和努力实践，着眼于天下。
学技艺，是工作，是奔命，是对小利小益的追求和努力实践，着眼于个人。
孔子崇德，但从学于他的弟子，很多都是为接受技术教育而来，他们不想学宏观的东西，想学具体的东西，孔子于是有感而发道，“不志于谷，不易得也”。意思是，不志于俸禄，而志于道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其实，儒业，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就是术士。术士，就是艺士。艺士，就是靠某种技术谋生的人。所以，志于谷的学生，也并没有错。
但孔子也没有错，他只是把儒业的内涵，提升了。
孔子把儒分为两类，一类是志于道的，为“君子儒”，一类是志于谷的，为“小人儒”。
君子儒，是怎样的呢？
孔子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意思是，成为君子，有一个分寸的问题，不能质朴过了头——流于粗野，不能文雅过了头——流于做作。无论质或文，都要刚刚好，恰恰好，在尺度上，在限定上，在刀刃上，在黄金分割点上。这样堂堂正正地为人，才会有君子的资格证。
小人儒，是怎样的呢？
《论语》中，有太多“小人”的字眼，如，“小人怀土”，“小人怀惠”。
意思是，只惦念着乡土私利的人，就是小人，只惦念着小恩小惠的人，就是小人。
孔子所说的小人，多与道德无碍，与品行无碍，而是指志趣不高的人，想法不明的人，心态紊乱的人，庸庸碌碌的人，欲望很多的人。欲望一多，人格就不刚强了，精神就瘫痪了，意志就抽搐了，人就从内里虚弱了，就容易被打倒了。
所以，孔子才主张，一个人，首先要无欲，因为无欲才能刚强，才能达到人生的基本境界，之后，再随心所欲，登临人生的最高境界。
所以，孔子才主推，一个人，首先要修德，因为德，是儒的主食，之后，再修技术，因为技术，是儒的副食。
这是一个很独特的理念，不随众俯仰。即便在今天，它仍然不失进步的意义。但我们的某些大学，已在工业文明的影响下，本末倒置了。
作为一名老师，孔子是实至名归的，是一个萝卜顶好几个坑的。
他是教育家、学问家、道德家、政治家、军事家、音乐家，一身兼数职，既是语文老师、历史老师、品德老师，又是政治老师、体育老师、音乐老师。
他并不知道，万世师表就在此时已经开始了，他只是认认真真地履行他的教育职责。
这是一个温文尔雅的超人，也是一个情怀旖旎的超人。爱祖国，爱人民，爱抒情，爱感动，爱声情并茂。
比如，在讲解大禹时，孔子不按部就班地颂扬大禹的功绩，而是感叹连连，痴痴沉醉，回味悠远地说道，这人儿啊，我可真是一点儿挑剔也没有了。
这时的孔子，便是声声色色的孔子了；这时的学生，便是踊踊跃跃的学生了。
孔子很梦幻，学生很着急，想知道为什么。
孔子便情深无限地解释开来，说大禹这个人，自己吃得简单，祭祀的时候，却很精致；自己穿得粗陋，祭祀的时候，却很考究；自己住得局促，祭祀的时候，却很敞亮。他打发起自己来，很粗糙，很草率，像个灾民，像个破烂王；他供养起百姓来，却很周到，很大方，像个富豪，像个阔少。他不把精力放在自己身上，因为他没时间；他只把精力放在指导农业生产上，因为他总在赶时间。
学生们听了，就感觉乏味的历史，被加入了味精，口感好极了。
孔子从不板着脸概括中心思想、画重点段落、背千古名句、填关键词。他不。从不。
他的目的，不是复制历史，因为历史不全是结论；不是复制思想，因为思想不全是真理。
他的目的，是让学生受到历史的感染，从而理解它，热爱它，明白它作用于本时代的价值，从而，修正人生。
因此，他与他的学生，形成了史上最人性化的共生关系。
师生讨论，很激情——五花八门，天马行空，如何不着调、不靠谱的问题，如何无厘头、无准头的问题，学生们都可以畅所欲言，在探索的路上，兴致勃勃，摩拳擦掌。课堂上，热闹得就像唱京剧。
师生态度，很开明——孔子是一个负责的老师，对他的学生，总是提出建议；孔子又是一个进步的老师，学生不接受他的建议，他并不强迫，而是尊重。
师生关系，很坦荡——孔子该责便责，该骂便骂，学生该接受便接受，该顶嘴便顶嘴。孔子允许学生不服气，允许学生理直气壮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服气。
师生互动，很自由——孔子讲话时，学生听，学生讲话时，孔子听，彼此都很认真，都很当回事。没有哪条校规规定，必须要由老师讲话，由学生听话。
到孔子的私学上课，几如赴宴，内心欢腾，脸色通红，兴奋不已。
对比于当下，情形两般。互联网上有人称，某校学生上课，几如赴丧，郁郁寡欢，脸色苍白，压抑不已。
2.三件大事一种影响
对孔子的探索，越深入，对孔子的敬重，越强烈，对孔子的胸襟之广阔，越惊讶，对孔子的思想之深邃，越神往。
公元前522年，鲁昭公二十年，就在孔子的私学开张的这一年，卫国发生了一件大事。
事件的主人公有三人，一是宗鲁，二是齐豹，三是公孟絷。
宗鲁是待业青年，最缺的，就是工作；齐豹是司寇，司法部长，最缺的，就是礼教；公孟絷是国君卫灵公的哥哥，最缺的，就是道义。
三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宗鲁要找工作，他的朋友齐豹听说了，帮他在公孟絷那里寻了个当骖乘的活儿，就是当司机，给公孟絷赶车。
宗鲁是个挺不错的人，对朋友——齐豹，有情有义；对主人——公孟絷，尽心尽力。齐豹和公孟絷，也都厚待于他。
但是，齐豹和公孟絷之间，却不和谐，闹了别扭。公孟絷总是“狎”齐豹，以不庄重的态度，轻慢他，以不文明的举动，侮辱他。一日，竟然无故把齐豹解职了。齐豹失业了，颇不甘心，颇不情愿，颇不痛快，颇想磨刀，于是，便联合了公孟絷的几个对头，想要暗杀公孟絷。
齐豹将暗杀计划，通知给了宗鲁。宗鲁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对于齐豹，宗鲁存有感恩之心，对于公孟絷，宗鲁怀着知遇之心。朋友，他不能背叛，他若将齐豹的计划告密，是不义；主人，他不能背叛，他若将公孟絷甩掉逃跑，是不忠。
细思量，宗鲁毅然选择了赴死。
他一声不吭，继续驾车出行。最终，在齐豹的乱军中，与公孟絷，双双死于非命。
他没有离弃主人公孟絷，也没有出卖朋友齐豹，他用生命，诠释了他心中的信与义。
孔子的弟子琴张听说了，要去哀悼宗鲁。
孔子劝他不要去。若去，便是认可宗鲁的行为，可宗鲁的行为，非君子之为。
“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你吊唁什么呢？”孔子说。
孔子的意思是，宗鲁有错，错在不义——主人无道，他却接受其俸禄；错在非礼——朋友杀戮，他却为其掩盖；错在不智——事起奸乱，他却妄自轻生。他为“盗”、“贼”之徒，舍出了生命，为不良之人，信守了义，其义，实乃不义，因为义的前提，是从善。
对于生命，孔子素来是珍视的，严肃地珍视着。他看重生命的质量，生命的功能性，他以为，生命，是用来善待、用来实用、用来促进社会前进的，而不是用来唐突、用来誓诺、用来虚掷的。
孔子这一年将及三十岁，对宗鲁的评判，深远明彻，十足让人惊罕。
三十岁时的我们，对宗鲁，是何样的评判呢？
同年，还有一件大事发生。此事，与孔子息息相关。
齐国国君齐景公、宰相晏婴，到鲁国访问，特别会见了孔子。
聊天时，齐景公向孔子问史，说，从前，秦国，国又小，地又偏，你说，这秦穆公怎么就成了霸主了呢？
孔子说，秦国虽小，志向却大，地域虽偏，施政却正。秦穆公举贤任能，与百里奚，面对面，讲论三天，把他从奴隶，举封为大夫。有了这种治国精神，称霸还是委屈了他呢，称王也是可以的。
齐景公笑眯眯的。
齐景公的祖上，与秦穆公有着错综的宗族关系，因而，他听得很受用。
孔子是实实在在地回答问题，因而，他的感觉也很适意。
在这场舒服的会见结束后，双方的样子，都有些悦悦然，双方的滋味，都有些惺惺然。
第三件大事发生于公元前518年，鲁昭公二十四年。
这一年，鲁国贵族孟僖子病危了，临终前，留下一句遗言，让他的双胞胎儿子，到孔子那里去学习。
原来，孔子十六岁时，孟僖子曾随鲁昭公访问楚国，在经过郑国时，郑国国君迎之于都门，热情地款待、慰劳。人家礼仪周到，而他却不知如何引导鲁昭公还礼酬应。他像个傻瓜似的，绝望地看着鲁昭公，鲁昭公像个呆子似的，惆怅地看着他。到了楚国，又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楚国国君迎之于郊外，排场浩大，仪式隆重，而他，仍然不知如何相礼。他把鲁昭公陷于了尴尬的境况中，他自己，在众目睽睽之下，羞臊得无以复加。虽然没有人当场耻笑他，但他认为，心里的耻笑，更可恶！此次外交礼节上的失态，成了他终生的憾恨！它使他，成了一个扯淡的玩笑！十七年过去了，孔子已经三十三岁，孟僖子也迎来了人生的暮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最放不下的，就是这次失礼之耻，因此，他切切地嘱咐双胞胎儿子，定要拜孔子为师，然后，才放了心，咽了气。
孟氏双胞胎——孟懿子、南宫敬叔，十二岁，年龄小，家世大，其家族，是鲁国三大家族之一，也是鲁国政权的实际执掌者之一。如此显赫门第出身的公子，尊孔子为师，足见孔子的礼仪造诣，确是深厚。
孔子办学三年，发生的三件大事——宗鲁之死、受齐国国君接见、收孟氏兄弟为徒，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古代没有录音机，在场的旁听者，就是录音机。旁听者用细腻的听力，记录了当时的一字、一句，或一感叹。
古代没有电视机，在场的旁观者，就是电视机。旁观者用激情的目光，定格了当时的一举、一动，或一回眸。
古代没有戏匣子，热情的老百姓，就是戏匣子。老百姓探出了一颗颗好奇的心，耐心地接收了旁听者的声音波频，精心地接收了旁观者的截图信号，然后，用越来越迷人的词汇，越来越迷人的感情，迷人地，将其滚动播放出去了。
孔子的知名度，顿时得到了爆发式的扩张。
不过，众人沸沸然，孔子若若然。他也是有一丝激动的，但更多的，却是恬淡，是从容。
或许，大师，就是这样的吧。以宁静的姿态，隐于闹市，隐于繁华，隐于喧嚣。
3.孔子的“西游记”
如果世上有一种药水，可以使时间显影，就像洗相片一样；如果世上有一种CT机，可以使时间呈像，就像扫描人体一样。那么，时间，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有些人的时间，大概是麦秸状的，一节一节，细细碎碎，空虚飘舞。
有些人的时间，大概是种子状的，一粒一粒，饱饱满满，充实油亮。
对于孔子，他的时间，只能是后者了。
孔子把时间塞得满满的，膨胀的程度，使时间都快发芽了。他没有时间空虚，没有时间寂寞，除了授徒，他还要专研，要求证，要考察，要游学。
孔子志于学，致于学，学得郑重，学得贪婪，学遍了鲁国，还要到外国去学。
他从鲁国的博物馆中，发现了夏历的隐隐踪迹，于是，便出境到杞国（夏禹后裔之国），去求证它，考定它。由此，他还原出了夏历，重新建立了夏历，一发推崇了夏历；由此，他使时人知道，使后世知道，使世界知道，夏历所具有的科学性、严谨性、逻辑性，是令人惊讶的。
此外，孔子还屡次到访宋国、齐国。
孔子所游学的国家，都是鲁国的周边国家，距离有限。如，杞国的首都，距离鲁国首都曲阜，只有230公里左右；宋国的首都商丘，距离鲁国首都曲阜，只有175公里左右；齐国的首都，距离鲁国首都曲阜，只有190公里左右。
若马车一天可行150公里的话，那么，去往这些国家，时间最短的，只需一天，时间稍长的，只需两天。
孔子三十六七岁时，想去中州游历。
中州是河南的古称，中州的首都洛阳，是周宗室之都，距离鲁国首都曲阜，只有400公里左右，坐马车三天可到。可问题是，孔子还没有马车。
作为一个名闻四方的大学者，他这时又不好再搭顺风车——逃荒似的，有失体面；也不好骑驴出国——轻佻佻的，不成体统；更不好步行跋涉——从山东走到河南，相当于小长征。
而且，如果他采用了上述出行方式，人们难免会以为，鲁国不重贤才。
可是，他又不能不去。对灿烂文化的渴望，会把他炙烤成灰烬。
怎么办呢？
一天，鲁国贵族孟氏家的双胞胎来上课了。
孟懿子只冒了冒头，俄而，就如树梢上的风一样，倏地，溜走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