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阴阳家之外，中国历史当中还有几个诸子百家是有着很长远的传承，而名家，杂家则是算是在这一方面的代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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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并且以善辩成名的一个学派，又称“辩者”、“刑（形）名家”。按，“名”就是指称事物的名称，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概念”；“实”就是“名”所指称的事物。名家之所以被称为“名家”，就是因为他们同样是在“思以其道易天下”的过程中，为了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最先围绕“刑名”问题，以研究刑法概念著称；以后逐渐从“刑名”研究，申延到“形名”研究、“名实”研究。围绕“名”和“实”的关系问题，展开论辩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但由于名家的研究方法奇特，按汉代司马谈所言，是“控名指实”，“参伍不失”，因此，虽然名家擅长论辩，但其论辩又流于“苛察缴绕”，疙疙瘩瘩，诡谲奇异，所以历史上一直名声不好。
在名家的思想当中，有一个“历物十事”的章程，可以算是名家思想的精华所在。
而何为历物十事？
一：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二：无厚不可积也，其可千里；三：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四：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五：大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六：南方无穷而有穷；七：今日适越而昔来；八：连环可解也；九：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十：泛爱万物，天下一体也。
而名家作为一个以辩论著称的学派，其最著名的论点，就是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可乎？”曰：“可。”
曰：“何哉？”曰：“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也。不可谓无马者，非马也？有白马为有马，白之非马，何也？”
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曰：“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有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
曰：“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
曰：“马未与白为马，白未与马为白。合马与白，复名白马，是相与以不相与为名，未可。故曰：白马非马，未可。”
曰：“以有白马为有马，谓有白马为有黄马，可乎？”曰：“未可。”曰：“以有马为异有黄马，是异黄马于马也。异黄马于马，是以黄马为非马。以黄马为非马，而以白马为有马；此飞者入池，而棺椁异处；此天下之悖言乱辞也。”
曰：“有白马，不可谓无马者，离白之谓也。是离者有白马不可谓有马也。故所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故其为有马也，不可以谓马马也。”
曰：“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定所白也。定所白者，非白也。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唯白马独可以应耳。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名家在辩论的思维当中，还有一种叫做“指物论”的论调：
“物莫非指，而指非指。”
“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非指者天下，而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天下之所无，未可。”
“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非指也。非指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物莫非指者，而指非指也。”
“天下无指者，生於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不为指而谓之指，是兼不为指。以有不为指之无不为指，未可”。
“且指者天下之所兼，天下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不可谓无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指非非指也，指与物非指也。使天下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天下无物，谁径谓指？天下有指无物指，谁径谓非指？径谓无物非指？且夫指固自为非指，奚待於物而乃与为指？”
而在历史的认知当中，名家的创始人在《汉书?六艺志》当中，被认为是春秋后期的郑国大夫邓析。
《荀子?非十二子》谈到：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他反对将先王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反对礼治的思想家。
在与子产同时期为官的邓析，曾经欲改旧制，私造“竹刑”。他比子产还要激进，对子产所推行的一些政策不满，曾经“数难子产之政”。甚至对于子产的铸刑书他也多有批评，于是自编了一套更能适应社会变革要求的成文法，将其刻在竹简上，人称“竹刑”。晋人杜预说：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对于竹刑的具体内容，我们虽然不得而知，但从古人的评价即可看出，它是要改变郑国的旧制，既不效法先王，不肯定礼义，也不接受当时国君的命令，只能是体现新兴的统治阶级意志的东西。
邓析认为，他所要做的是传授法律知识，承揽诉讼。邓析还聚众讲学，向人们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并帮助别人诉讼。《吕氏春秋》说：邓析“与民之有讼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裤。民之献衣而学讼者不可胜数。”相当于收取律师诉讼费，大家发现干这项工作收益不错，于是又纷纷参加他的法律培训班。他擅长辩论，有人称他“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但广大民众对于他的成功却十分敬佩。
在诉讼的过程中，他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以非为是，以是为非。”在他的倡导下，郑国出现了一股新的思潮，“郑国大乱，民口欢哗。”对当时的统治者造成严重威胁。继子产、子大叔而任郑国执政的姬驷歂对付不了这种局面，于是“杀邓析，而用其竹刑。”他们杀其人而用其法，可见其竹刑的合理性。
另外，晋国的赵盾、赵鞅、叔向、士会等，也具有法家思想的萌芽。赵鞅曾在晋国铸了铁鼎，即将赵盾所作的法典铸在铁鼎上。它与子产铸刑鼎、邓析作竹刑一样，都是法家先驱者制定法律和将法令条文公诸于世的一种重大举措，这是对“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奴隶制的礼治的否定。与此同时他们还提出过“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同罪异罚，非刑也”等主张法律平等、公正的执法原则。所有这些都成为后世法家思想的重要来源。
邓析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两可说”。在正统观点看来，这是一种“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的诡辩论，简单地说，就是模棱两可、混淆是非的理论。《吕氏春秋?离谓》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洧河发大水，郑国有一个富人被大水冲走淹死了。有人打捞起富人的尸体，富人的家人得知后，就去赎买尸体，但得到尸体的要价很高。于是，富人家属就来找邓析，请他出主意。邓析对富人家属说：“你安心回家去吧，那些人只能将尸体卖你的，别人是不会买的。”于是富人家属就不再去找得尸者买尸体了。得尸体的人着急了，也来请邓析出主意。邓析又对他们说：“你放心，富人家属除了向你买，再无别处可以买回尸体了。”从这个故事来看，邓析对买卖尸体双方所说的话，确实有一点诡辩的嫌疑，但是，邓析在这件事情中只是一个中立者，所以他没有义务和责任一定要站在某一方的立场上说话。而且，得尸者和赎尸者各有正当的理由，邓析也没有理由偏袒任何一方。因此，双方在向邓析咨询的时候，他就只能为对方出有利于其权益的主意。邓析的回答都是正确的，而且反映出他已经具有了相当完整的朴素辨证观念。
在邓析看来，辩论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不能任意胡说，否则就会带来祸患，特别是辩论必须要遵循一定的标准，所以“两可”虽然不失为一种辩说方法，但不可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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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名家传承著作当中，邓析说编著的《无厚篇》在很多方面影响着名家的思想方式：
天於人无厚也，君於民无厚也，父於子无厚也，兄於弟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夭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於民无厚也。凡民有穿窬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皆生於不足，起於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於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於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於弟无厚也。推而言之，何厚之有？
循名责实，君之事也；奉法宣令，臣之职也。下不得自擅，上操其柄而不理者，未之有也。君有三累，臣有四责。何谓三累？惟亲所信，一累；以名取士，二累；近故亲疏，三累。何谓四责？受重赏而无功，工责；居大位而不治，二责；理官而不平，三责；御军阵而奔北，四责。君无三累，臣无四责，可以安国。
势者君之舆，威者君之策，臣者君之马，民者君之轮。势固则舆安，威定则策劲，臣顺则马良，民和则轮利。为国失此，必有覆车奔马折轮败载之患，安得不危！
异同之不可别，是非之不可定，白黑之不可分，清浊之不可理，久矣！诚听能闻於无声，视能见於无形，计能规於未兆，虑能防於未然，斯无他也。不以耳听，则通於无声矣！不以目视，则照於无形矣！不以心计，则达於无兆矣！不以知虑，则合於未朕矣！君者，藏於匿影，群下无私，掩目塞耳万民恐震。
循名责实，察法立威，是明王也。夫明於形者，分不遇於事；於动者，用不失则利。故明君审一，万物自定。名不可以外务，智不可以从他，求诸己之谓也。
治世位不可越，职不可乱，百官有司，各务其形。上循名以督实，下奉教而不违。所美观其所终，所恶计其所穷。喜不以赏，怒不以罚，可谓治世。
夫负重者患涂远，据贵者忧民离。负重涂远者，身疲而无功；在上离民者，虽劳而不治。故智者量涂而后负，明君视民而出政。
猎罴虎者，不於外圂，钓鲸鲵者，不於清池。何则？圂非罴虎之窟也，池非鲸鲵之泉也。楚之不溯流，陈之不束麾，长卢之不士，吕子之蒙耻。
夫游而不见敬，不恭也；居而不见爱，不仁也；言而不见用，不信也；求而不能得，无媒也；谋而不见喜，无理也；计而不见从；遗道也。因势而发誉，则行等而名殊；人齐而得时，则力敌而功倍。其所以然者，乖势之在外推。
辩说、非所听也；虚言者，非所应也；无益之辞，非所举也。故谈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谕志通意，非务相乖也。若饰词以相乱，匿词以相移，非古之辩也。
虑不先定，不可以应卒；兵不闲习，不可以当敌。庙算千里，帷幄之奇，百战百胜，黄帝之师。
死生自命，富贵自时。怨夭折者，不知命也；怨贫贱者，不知时也。故临难不惧，知天命也；贫穷无慑，达时序也。
凶饥之岁，父死於室，子死於户，而不相怨者，无所顾也。同舟渡海，中流遇风，救患若一，所忧同也。张罗而畋，唱和不差者，其利等也。故体痛者，口不能不呼；心悦者，颜不能不笑；责疲者以举千钧；责兀者以及走兔；驱逸足於庭，求援捷於槛。斯逆理而求之，犹倒裳而索领。
事有远而亲，近而疏，就而不用，去而反求。凡此四行，明主大忧也。
夫水浊、则无掉尾之鱼；政苛、则无逸乐之士。故令烦****诈，政扰****不定。不治其本而务其末，譬如拯溺锤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夫达道者，无知之道也，无能之道也。是知大道，不知而中，不能而成，无有而足，守虚责实，而万事毕。忠言於不忠，义生於不义。音而不收、谓之放；言出而不督、谓之闇。故见其象，致其形；循其理，正其名；得其端，知其情。若此，何往不复，何事不成。有物者意也，无外者德也，有人者行也，无人者道也。故德非所覆、处非所处，则失；道非其道不道，则谄。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言虚如受实，万事毕。
夫言荣不若辱，非诚辞也。得不若失，非实谈也。不进则退，不喜则忧，不得则亡，此世人之常。真人危斯十者而为一矣。所谓大辩者，别天地之行，具天下之物，选善退恶，时措其宜，而功立德至矣。小辩则不然。别言异道，以言相射，以行相伐，使民不知其要。无他故焉，知浅故也。君子并物而错之，兼涂而用之，五味未尝而辩於口，五行在身而布於人。故无方之道不从，面从之义不行，治乱之法不用。惔然宽裕，荡然简易，略而无失，精详入纤微也。
夫舟浮於水，车转於陆，此自然道也。有不治者，知不豫焉。
夫不击折轊，水戾破舟，不怨木石，而罪巧拙，故不载焉。故有知则惑，有心则崄，有目则眩。是以规矩一而不易，不为秦楚缓节，不为胡越改容。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形之，万世传之，无为为之也。
夫自见之，明；借人见之，闇也；自闻之，聪；借人闻之，聋也。明君知此，则去就之分定矣。为君当若冬日之阳，夏日之阴，万物自归，莫之使也。恬卧而功自成，优游而政自治。岂在振目搤睕、手据鞭朴、而后为治欤。
夫事有合不合者，知与未知也。合而不结者，阳亲而阴疏。故远而亲者，志相应也；近而疏者，志不合也；就而不用者，策不得也；去而反求者，无违行也；近而不御者，心相乖也；远而相思者，合其谋也。故明君择人，不可不审；士之进趣，亦不可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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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嘉师对于这种“刑名师爷”性质的名家事实上不感冒，但是名家的存在以及发展，有着它的必然性，因为张嘉师认为一点，那就是以他在后世的经验而言，名家的发展更有助于辅助法律进行相应的健全体系发展。
毕竟从很多方面而言，名家正好是作为后世的检察官以及律师的相应基础。
当然，张嘉师自己都很清楚，想要做到这一点，还需要用时间来验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