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氏家族的崛起，固然是与大秦帝国的几任皇帝之间的皇权逐渐衰弱有着相应的直接关系。但是毫无疑问，若是让这个情况逐渐恶化下去，即使是王氏家族最终无法取大秦帝国的皇族而代之，都会引发地方体系的坐大，继而让军阀甚至是藩镇这种相对较为极端的势力出现。
在张嘉师所知道的历史当中，中国的军阀割据事实上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时候已经出现相应的端倪。
其中，以被项羽所杀的叛乱会稽郡太守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这一位仁兄可以说开创了一个职业的先河。
而军阀的传统意义，是指在正常的国家体系内，由自成派系的军人组成军事集团，对国家地域划分势力范围，使用军事手段割据一方，并控制其割据地的行政，司法，教育，税务等政府机构和所属官员的任命。军阀是国家中央政府和中央集权衰弱的产物。军阀一般都无视中央政府的存在，有的甚至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其军事集团只服从于军事首领，并不服从于中央政府。
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朝代的终结都出现过军阀或是军阀混战，比较著名的有汉末、隋末、元末的军阀混战和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以及直系、皖系、奉系等军阀的相互混战。
而中国历史上有所记载的第一个军阀，出自《新唐书》：“郭虔瓘，齐州历城人，开元初录军阀，迁累右骁卫将军兼北庭都金山道副大总管。”
《玉海》记载更为详细：“郭瓘，开元初录军阀(二年四月庚申)，累迁左骁卫将军兼北庭都赐衣一袭薛讷，破吐蕃于武阶(开元二年十月甲子)帝命紫舍人倪若水即军陟功状拜讷左(一作右)羽林大将军(一云十月癸未)”两则史料的记载稍有出入，但均显示唐人所谓的“军阀”是从军事角度出发的，意思为军功，但与社会的上层地位有很大的关系。这显然和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因素有关。
这种军阀的描述，更多算是一种拥有军事力量的门阀大族的力量代表。
而这种军阀的出现，更多与世家大族之间有着很大的关系。
毕竟在这一段历史的情况而言，尤其是作为这种世家大族作为代表的军阀，在历史上占据了很大的编幅。
其中，以汉末时期的军阀代表当中的四世三公的袁绍以及袁术两人，算得上是当中的代表。
这种军阀的出现，由于当其时的社会制度，世族和庶族的社会地位有可能发生变化。
但是在唐朝时期，科举制度仅是为庶族开通了一条通向上层的道路，而世族凭借门第、文化传统的优势、长期以来所建立的关系网，依靠科举世族跻身于政治上层的机会远大于庶族。所以，社会上的门阀观念并没有因此消亡，反而延续了下来。而主要依靠世族不屑一顾的军功跻身于社会上层的庶族为了提高名望和政治地位，也热衷于修著谱牒，以便得到特权阶层的认可。可以说，唐代的“军阀”在直接含义上，是军事意义的，间接含义上才是政治意义的，但无论如何，“军阀”是唐代时人成为特殊阶层的一个条件，这也是“军阀”一词的含义后来演变成凭借权势造成特殊地位的军人或军人集团的原因。
而这种军阀在唐朝中后期，则是逐渐演变成一个军阀体系的极端之一——藩镇：
藩镇，亦称方镇，是唐朝中、后期设立的军镇。藩是“保卫”之意，镇是指军镇；唐代朝廷设置军镇，本为保卫自身安全，唐玄宗为防止边倕各异族的进犯，大量扩充防戍军镇，设立节度使。
唐朝的军制，显著的一点是继承前朝在重要地点设置都督府。睿宗时设节度大使，玄宗时开始扩大节度大使职权，并在边境设置十节度使，统称“藩镇”。由此，形成了所谓的藩镇雏形。
这种藩镇看起来与当其时的军阀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在这些藩镇节度使当中，很多人都跟当其时的世家大族有着一定的关系。
而节度使这一个官职，成为了藩镇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在唐朝从高宗、武后以来，均田制渐趋破坏，流民、逃户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玄宗时期曾采用很多种办法试图解决。一是重申均田法令，严禁流徙；二是检括客户，听其所在落籍；三是招募流民客户充军。在这几种办法中，前两种都失败了，而募流民客户为兵的办法虽能诱得“通逃者”“争出应募”，暂时解决了社会问题，却使这批人渐渐成为雇佣职业兵而不可卒去。于是，由于均田制度的崩溃，导致了唐兵制从府兵的征兵制，向募兵制演化。
节度使制度的开端，是从唐开元天宝年间所设立的缘边节度使。这和当时的边疆形势是分不开的。在这以前，唐在厉兵秣马击败了******之后，实际上对外用兵一直都是保持着旺盛着扩张进攻的。唐初先后击破了******，薛延陀，降伏漠北诸部，设立都督府；此后，又打败西突厥，灭高昌，于其地设立州县治理，奠定了唐朝辽阔的疆域。但进攻的步伐还没有停止，显庆年间又平西突厥贺鲁，设立二都护府统其地。又在新疆以西，波斯以东的地区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
而节度使的权利到底有多大，可以从这一方面的描述能够看得出来：
《新唐书?百官志四》载：“节度使掌总军旅，颛诛杀。初授，具帑持兵仗诣兵部辞见，观察使亦如之。辞日，赐双旌双节。行则建节、树六纛，中官祖送，次一驿则上闻。入境，州县筑节楼，迎以鼓角，衙仗居前，旌幢居中，大将鸣珂，金钲鼓角居后，州县赍印迎于道左。”
这一个情况，也在某个意义上描述了藩镇与军阀之间有着一定的共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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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家族虽然眼下并不具备作为一个军阀的条件，但是对于嬴秀而言，他尽管也不太明白军阀的实际含义以及它的出现对于大秦帝国到底有多大的影响。但是这不代表认为自己以及大秦帝国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的嬴秀，会与眼下实力算是逐渐衰落的王氏家族达成和平的共识。
嬴秀认为一句从张嘉师时期流传下来的话，不无道理：
“无论是势力之间，亦或是国家之间，永远都不会有一直忠诚可信的朋友，也不会有永远敌视而无法调和的敌人，有的只是双方之间到底有没有进行利益联结的基础。因为一切都有可能因为利益而发生也许谁都无法预料到的变化。”
也许，也就是因为这样，嬴秀才会清楚的认识到王氏家族，对于他甚至是整个大秦帝国皇族所带来的严重威胁。
毕竟若非这种根本利益被触动的情况，嬴秀一开始也不会过于的仇视王氏家族。当然，这一个情况可以说从嬴秀的兄长嬴伯衍意外死亡之后，已经定下了不可调和的基调。
嬴伯衍到底是不是因为被王氏家族的阴谋害死，对于现在的嬴秀而言，已经算得上并不是太过重要的事情了。
因为嬴伯衍的死亡，嬴秀成为了一个最大的得益者。若非嬴伯衍的意外死亡，恐怕大秦帝国的皇位，还不会落入到他手中。
固然，嬴秀确实还有着为嬴伯衍的死亡，调查出真相的相应想法，但是以嬴秀在接受了与张渊等家族势力的合作建议之后，嬴伯衍的死亡真相，也许更多的也就是作为一种可有可无的添头而已。
……
在迎娶郭圣通作为妃子之后，嬴秀也等待着东面消息的传达。
而不仅仅是嬴秀，可以说包括张渊在内的人都等待着马援的行动结果。
而作为关键人物的马援，则是在九月二十九日这一天，正式开展了相应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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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山寨距离王氏家族所在的地区有着超过六十里的距离。
马援并没有打算就这样直接带麾下全部人员发起对王氏家族核心区域的攻势，因为这样的做法一来容易暴露行踪，二来有可能会让附近的郡兵部队发现苗头而进行堵截。
而对于马援而言，无论是哪个情况的出现都是他不希望看到的。所以马援选择的是一种比较“蠢”的方式来进行“伪装”。
那就是马援麾下的好手，假扮成商旅，运输着相应的物资，前往目的地。
之所以说这种办法比较蠢，那是因为这样的办法很容易因为一些意外的情况而败露行踪。比如说这样的商队遇到的是一支贪婪的郡兵巡守队伍，就有可能会因为一些细节而出现问题。
但是这样的想法，也可以说是马援所认为的他能够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之一。
因为为了应对王氏家族的核心地区的坚固防御体系，马援不得不动用大量的重型器械来作为一种应对方式。而商旅很明显就是对于这个情况进行伪装的最好安排之一。
再者，大秦帝国虽然对兵器装备有着相当严格的制度，但是对于职业者而言，这方面的限制可以说相对而言较为宽松的。
张嘉师在再次平定大秦帝国的乱局之后，就按照始皇帝时期的收缴天下武器的方针进行相应的安排。
但是思考到这个世界的大秦帝国与他所知道的世界有着一定的差别，所以张嘉师在收缴天下民间兵器方面，融合了后世的部分思想方针，确定起兵器拥有牌照制度的相应规定。
张嘉师的这种安排，让大秦帝国的民间兵器持有者有着相应的限制，那就是没有相应证件的人员持有相应装备，那么这个人员必然会受到相应的法令进行严格的处罚。
而在张嘉师制定了相应法则的时候，则是对四类人的情况进行界定。
第一类人主要是现役的正规军官兵。
这一类人的兵器携带制度是在岗位以及相应任务当中进行自然许可的。而在非岗位时间当中，这些人不可携带限制性兵器，而且按照相应的级别进行相应的界别。
第二类人则是主要是职业者身份的存在。
这些人员能够拥有非限制级别武器的携带以及使用权利，比如说轻型弩或者是轻型铠甲等等。张嘉师设立这个规格，主要还是思考到大秦帝国职业者的存在以及相应之间的对比。
在这一个世界当中，职业者的存在可以说有着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有着职业者的存在，很多无法让官方得以处理甚至是一些根本无法由官方出面的事情，得到了相应妥善的解决。
就好比是对抗危害地方的妖兽甚至是职业者，正规军或者是地方驻军部队也许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更多的，若是因为少部分的危险而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来处理这样的情况，毫无疑问则是一种浪费。
再说，因为张嘉师自己都是一个职业者，也很清楚在平均的情况而言，职业者的实力分布对比，在处理一些事情方面比起军方或者是官府的人要相对而言更为合理。
所以在这一方面，除了一些明令限制携带的武器装备之外，职业者是仅次于军方的携带相应证明的人员。
而第三种授予相应证明的，则是以官方的人员为主。
其中以郡县学府的学生为一个分界线，这个级别以上的人员能够得到佩戴刀剑的证明许可。这个级别之下的则是不授予证明。
而最后一个则是以外国使节以及相关人员作为授予证明的层面。
而张嘉师虽然在这一方面有着明确的规定，但是也没有对其他人群进行不切实际的限制。比如说对于民间的刀具，尤其是菜刀什么的，张嘉师认为关乎民生的器具还进行相应的限制，是不是太过好笑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