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第二年，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人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打到外线。在快速发展的形势中，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振奋党心军心的口号。但毛泽东没有被这一口号陶醉。1947年12月，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毛泽东与师哲散步时说：“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胜利，敢不敢胜利。”师哲十分不解，认为全党都对能不能胜利没有异议了，毛泽东为什么认为“敢不敢胜利”是个问题。毛泽东阐述说：“我们长期在农村打游击，我们敢不敢进攻大城市？进去之后敢不敢守住它？敢不敢打正规战、攻坚战？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我们这么多的人口，要吃、要穿，面临着这么多的问题，我们共产党敢不敢负起责任来？”
在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毛泽东的设问十分尖锐，也极其冷峻。每一个疑点的提出，每一个“敢不敢”的问题，都在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这一口号提供细致严密的注脚。
这就是中国革命即将发生伟大战略转折的历史性关头，毛泽东作为这一革命的领袖，表现出的超强问题意识。他不仅看到了胜利的前景，更看到了真正实现这一前景必须克服的能力障碍和心理障碍、必须完成的能力准备和精神准备。这一系列“敢不敢”问题的提出，实际渗透着数十年武装割据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建立农村根据地到占领中心城市，从农村包围城市到最后夺取城市，从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到正规战、攻坚战这样一种中国革命必然要完成的巨大转换。虽然我们说问题思维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战略思维，但战略思维一定包含着对问题，尤其那些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的思维。就战略思维层面看，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强烈的进取求胜意识相一致。与此相反，强烈的粉饰意识则与强烈的安于现状意识相一致。脱离了对问题的关注，就脱离了对未知的探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概括总结意识、提炼拔高意识、归纳升华意识不论怎样使文章和口号妙笔生花，也无法与尖锐冷峻的问题意识比肩。因为没有后者，就不可能具有对未来的真正主导。
今天我们正处在重要的发展时刻。在巨大的成就面前，强烈的问题意识变得尤其难能可贵。这里引用胡锦涛同志的两段话结束本篇。
一段话是：要深人研究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深人研究我们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重大问题，深人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变化带来的重大问题。
另一段话是：在新形势下，必须把研究重大战略问题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不仅要形成浓厚的战略研究的氛围，还要逐步形成经常化、制度化的战略研究机制。
风险在安宁中积累
知识可以积累，财富可以积累，经验可以积累。这些人们都知道。容易被忽略的是：风险也可以积累。虽然“福之将至”的思维方式人们普遍欢迎，“祸之将至”的思维方式受到普遍抵制，但现实并不因人们愿意，便将福气一个个推到你眼前，也不会因为人们不愿意，就将祸水一波波远远引走。风险永远在安宁、安逸、安详、安乐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积累。这一现象，似乎还不像老子描述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样简单。
以1644年至1911年统治中国267年的大清王朝为例。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末，该王朝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时期达到盛世，史称“康雍乾盛世”。按照西方统计，当时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第一位，人口占世界三分一，对外贸易长期出超，令当时列为世界头等强国者如大英帝国，也一直无法扭转对华贸易的逆差。虽然持续百年以上的好景并不短暂，但坏事来得却十分突然。紧随“康雍乾盛世”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第二次鸦片战争再败及由此开启的无穷无尽割地赔款之“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衰世”。从持续百余年的“康雍乾盛世”到持续七十余年的“道咸同光衰世”，中间竟然只间隔了一个嘉庆，嘉庆皇帝还搞了整饬内政、整肃纲纪的“咸与维新”。大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速度几乎连让人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只有让后人扼腕感叹“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了。
这是一个社会从安宁、安逸急剧过渡到动荡、动乱的典型。在这个王朝中，经济曾经持续发展，社会曾经呈现繁荣，不但将延续近两千年的封建政治体制经营到了十分完备的地步，以茶叶、蚕丝等农产品和大量手工艺品为代表的农业文明也发展到了十分精致的地步。这些成就营造的繁荣与安宁，其副产品是故步自封，妄自尊大；是不思变革，满足于现状。纵然当时内部不稳定因素已经日益凸现，也认为不难控制，无碍大局；纵然外部的挑战也已经日益明显，也认为天朝大国以刚柔并济两手对付那些“蕞尔之邦”，不难羁縻。如此氛围中，即使统治阶层中志向远大、目光锐利者，其思维视野也不得不受到极大局限。
被称为中国近代以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第一人”的湖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南方实施禁烟时，最初同样对面临的危险估计不足，认为战胜对手不难。1840年八月初四，林则徐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中这样描述英国侵略者：“彼之所恃，只在炮利船坚。一至岸上，则该夷无他技能，且其浑身裹缠，腰腿僵硬，一仆不能复起，不独一兵可以手刃数夷，即乡井平民亦尽足以制其死命。况夷人异言异服，眼鼻毛发皆与华人迥殊，吾民协力齐心，歼除非种，断不至于误杀。”
持这种认识的不只林则徐一人。另一位民族英雄、两江总督裕谦，在林则徐的奏折之后十三天，也给道光皇帝上了一道折子，同样认为对手犯了兵家大忌，必败无疑：“海道数万余里，刍粮一匮，后继为难，此一忌也。远涉重洋，动经逾岁，前师一败，后师莫援，此二忌也。该夷国富民贫，一旦驱斗于数万里之外，何有敌忾之心，此三忌也。夷炮虽烈，然不利仰攻，且船与浪低昂，施放亦难得准，此四忌也。夷船笨重，吃水极深，一遇水浅沙胶，转动万难，此五忌也。夷船虽固，然不利于火，我若用火攻，彼船顷刻焚毁，此六忌也。夷兵腰硬腿直，结束紧密，一仆即不能起，不利陆战，此七忌也。夷人不服中国水土，或出天花，或染时疫，死亡相继，此八忌也。”裕谦的结论是：“该夷犯此八忌，其败可立而待。”
但是战事的结局，是裕谦兵败投水自尽。
这是一段让所有中国人永远心痛的历史。在从安宁迅速转向灾难的过程中，不仅仅侵略成性、掠夺成性、喋血成性的帝国主义是推手，我们对对手缺点分析详尽而对对手优点一无所知的思维习性，长期沉缅于安逸与稳定而对风险与变局一片茫然的精神状态，以眼前享乐和手中权势为主要追求不管明天血雨腥风的利益格局，同样成为灾难的来源。如戊戌六君子之一刘光第描述的：“一切政事皆系苟安目前，敷弄了局……大臣偷安旦夕，持禄养交；小臣斗巧钻营，便私阿上。办事认真者，以为固执而不圆通；上书直言者，以为浮躁不镇静。”
灭顶之灾就这样在力图保持的安宁中被积累了起来。
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深刻地指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强力排斥于世界联系的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这样一个帝国，终于要在这样一场殊死的决斗中死去。”20世纪初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演说中，更将大清王朝引为前车之鉴：“要是我们重蹈中国的覆辙，自满自足，贪图自己疆域内的安宁享乐，渐渐地腐败堕落，对外部事务毫无兴趣，沉溺于纸醉金迷之中，忘掉了奋发向上、苦干冒险的高尚生活，整天忙于满足肉体暂时的欲望，那么，毫无疑问，总有一天我们会突然面对中国今天已经出现的这一事实：畏惧战争、闭关锁国、贪图安宁享乐的民族在其他好战、爱冒险民族的进攻面前，肯定是要衰败的。”
这就是两千多年前孟子的那句话：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能够把人们从安宁中拉出来审视风险的，是忧患。忧患的前提是前瞻。没有前瞻，不远眺天边变幻的风云，不思考前方可能的沟坎，只看见脚下花团锦簇，哪里来的忧患。
七十多年前，近代史专家蒋廷黻发问过：“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今天新中国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获得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国际地位，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我们能不能继续这样针对过去、针对未来、针对自身发问下去？能不能在一个个设问和解答之中使我们的目光更为远大、心胸更为宽阔？
这是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的真正基础。
耀眼的罂粟与冷峻的准则
罂粟，是制取鸦片的主要原料。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下院展开辩论：是否因鸦片贸易对中国发动一场战争。辩论所以激烈，是因为即使以“自由贸易权利”为遮羞布的人们都知道鸦片贸易的不道德。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英国许多有识之士就开始谴责并呼吁取缔鸦片贸易。沙夫茨伯里伯爵说：“怂恿这种罪恶的交易是极坏的，也许比怂恿奴隶贸易更歹毒。”鸦片主要生产者、英国东印度公司鸦片代理昝经理赛蒙也承认：“鸦片产品摧垮了人民的健康，使其道德沦丧。”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写给外交大臣帕默斯顿的信中也坦承，对英国臣民进行鸦片走私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并怀有深刻的厌恶态度”。
如此背景下，要让议员们贸然同意为不道德的鸦片交易进行一场战争，显然并非易事。反对党议员威廉·格莱斯顿的演说慷慨激昂：“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们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走私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来没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格莱斯顿有“第一雄辩家”之称，其语言使其他议员深受震动。
辩论进行了三天，但最后取胜的并非最初占优的反对派。被称为“白色金子”的鸦片是19世纪最值钱的商品，与今天的“黑色金子”石油的地位不相上下。
非法的鸦片贸易将英国对中国的巨额贸易赤字变成巨额盈余，其数额足以支付英国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生产向印度出口的工业制成品和英国殖民统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费用。
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出场了。这个人一年多前还说“女王陛下的政府绝不怀疑中国政府有权禁止将鸦片输人中国”，现在却宣称这一贸易涉及维多利亚女皇的尊严，讲出了他那句名言：“我们没有永远的盟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永恒的只有利益，我们的职责就是追寻利益。”帕默斯顿的话非常直白。纵然鸦片贸易不光彩、不道德，也是支撑大英帝国利益的支柱，一定不让它倒塌。正是在这一概念驱动下，对鸦片贸易“感到耻辱和罪恶感”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率先要求英国政府为保护这一贸易对华用兵。
最后表决结果，271票对262票。英国议会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要求中国赔偿的决议。有人说，9票之差改变了中国历史以至东方历史走向。这种表面看似偶然的情景，其中又贯穿着某种必然。以议会辩论中强烈反对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克莱斯顿为例，当他以财政大臣身份进人内阁之后，立刻成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拥护者，随后又以英国首相身份在中东发动英埃战争、在南非进行英布战争、在爱尔兰镇压当地人民独立斗争。他说：“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国内公正的立法和经济来培植帝国实力，并由此产生国力的两大要素：财富，那是物质要素；融洽及知足，那是精神要素一一并且保存帝国的实力，以便用于国外重要而值得的场合。”克莱斯顿追寻大英帝国利益的热情，一点不亚于帕默斯顿。
这个产生过科学泰斗牛顿和法拉第、文学泰斗莎士比亚和狄更斯、诗人拜伦和雪莱的文明国度，又产生出国际政治通行的帕默斯顿准则：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句话被西方战略家和政治人物奉为圭臬，成为他们的行为依据和准则。从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到现代国际政治理论奠基者摩根索，从德意志铁血宰相俾斯麦到美国国务卿基辛格，都因有效奉行此准则被冠以“大师”称号。
我们不崇拜这样的准则和大师，但我们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我们置身的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只有也必须适应这个世界的现实。纵然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进展异常迅猛，国际交流、交往空前频繁，和平发展成为世界主流，“One world，one dream”（同一世界，同一梦想）依然是一个美好的理想，“One bed，different dream”（同床异梦）却是眼前严酷的现实。看看东西方各种力量对中国国力增长的种种质疑，看看国际气候大会对排放额度的瓜分和争吵，看看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荒谬的颁奖，看看美国如何或暗度陈仓或巧取豪夺地转嫁其金融危机损失，人们就会明白，不论把“人权”捧到多高、把“普世价值”说成多妙，国家利益依然是主权国家不变的行为依据和准则，依然是各个国家战略思维不变的出发点与归宿点。不同国家所具有的不同利益，依然在深刻地影响着、决定着各个国家战略思维的走向。
有没有超越国家利益的战略思维？全世界只有戈尔巴乔夫说：有。他提出了不再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目标，而以追求“全人类利益”为目标的“新思维”。这一思维的最终结果如前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说：“由于大幅度单方面的让步，致使柏林墙倒塌、华沙条约组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盟友关系被人为破坏。其结果是，苏联在几年之内就丧失了超级大国的地位，世界也因此失去了在整个20世纪下半叶赖以维持地缘政治均势的两极体制。”2001年12月21日苏联解体十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采访，神色黯然地说：“我们本想利用苏共政权贯彻实施改革的方针，使党本身实现民主化。但是打错了主意，党没有能控制住改革进程。联盟国家的改革也有失误。世界上除了少数人，谁也没想到，苏联在自我毁灭。”也许最没有想到的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他的“新思维”超凡脱俗，却以苏联崩溃为结局，被历史加以了最无情的嘲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