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边境自卫还击中毛泽东的战略决心，同样超越了战场胜负。
抗美援朝，在全世界面前打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威。中印边境自卫还击，成为新中国历次军事斗争中赢得最为漂亮的胜仗。这些经典事实说明，要想准确或大致准确完成战略前瞻与预见，思维主体必须以全部智慧和魄力完成对种种决定性因素的切实把握。在这其中立足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还不够，还要能够用更加长远利益的追求超越眼前困境，最终为价值久远的战略决策开辟通路。
不被“泰山崩于前”慑神障目，不被“糜鹿兴于左”乱意分心，领导者才能获得一种持久定力，以更高更远的战略眼光，作为关键时刻进行战略决策的心理底数。只有这样的心理底数，才能由大眼光生大境界，由大境界生大决心。大眼光、大境界、大决心之综合，便是大格局。
民族的致命伤
人们在思维过程中，最先进人头脑的，通常是已有经验、既定方案、成功或失败的例证。仅仅依据这些因素开展思维，得出结论可能省时省力，却往往不是最佳。应该承认，经验提供的思维材料不论如何宝贵，对未来的指导作用都是有限的。问题不会简单重复，历史也不会简单重演，这就是为什么刻板地依照历史经验制订的战略计划，往往难以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问题在这里提出来了：如何才能够确保持续的、不断的进取一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功抑或遭受多大的失败，思维主体也能够通过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实现对经验和传统的超越。唯此，才能产生真正有价值的指导实践的思维成果。
1806年，普鲁士军队在耶拿一奥地利大战中兵败如山倒。拿破仑的俘虏中有一个不起眼的下级军官，他就是后来享誉世界的军事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总结普鲁士军队的失败，克劳塞维茨说：“它不只是一个风格过时的例子，而且是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例子。”克劳塞维茨把普军的失败归于三点：
一、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特征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二、军官们更关心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非训练与作战。
三、士兵缺少爱国心和军人精神。
三十四年后的1840年，中国军队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兵败如山倒。来自湖南邵东、以中国近代外交史作为其“第一片拓荒之地”的历史学家蒋廷黻说：“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没有更早进行？蒋廷黻认为耽误二十年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中国人守旧性太重，承认有改革的必要极不容易。
第二，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地位摇动，他们反对。
第三，中国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精神。
战略思维中进取性的意义，通过克劳塞维茨和蒋廷黻这两位前人的思辨性论述，基本显现出来了。“墨守成规导致的极端缺乏想象力”的普鲁士王朝，和“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的大清王朝，不管自身怎样尽心竭力地挽救衰亡，都无法对剧烈变化的新的历史环境做出战略性回应，最终不得不以十分不光彩的状态退出历史舞台。
任何一个摊子，不论曾经多么辉煌，单单靠守是守不住的。所以不仅需要保存，更需要创新；不能只是求稳，更需要求变。这才是战略思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核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战略思维是综合性思维、全局性思维、长远性思维，却不能说它是平衡性思维、调和性思维、妥协性思维。战略思维中一旦失去了进取性，随之就失去了这一思维中最有生命力、最有创新力的部分。
1982年9月，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他说：“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
这段话是在与英国首相萨切尔夫人会谈时讲的。当时正是小平同志威望的高点。1984年的国庆游行中，北大学生还自动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谁能想到小平同志做出如此严重的评价？但也恰恰是这段话，展现出在小平同志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思维中，进取性所占的分量。“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能够讲出这样的语言，其历史进取心是何等的坚定！
如果说在一般情况下，国家意志通常表现为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领导者的意志，那么领导者真正的进取不光是思想观念上的进取，更包含着能够拿出相应的实力，能够承担相应的代价。
1982年，阿根廷收复马尔维纳斯群岛，表面看确是进取性之举，但实际上其领导层并没有做好应付艰巨情况的准备。一是看到英国正在削减国防预算，估计不会为马岛而战，只要造成既成事实，便可轻取。二是认为即使英国想战，因经济衰退国力减弱，不仅兵力不足，还与马岛相距一万四千公里，后勤保障也成问题，阿根廷尽占天时地利的便利，即使一战，对劳师远征的英军，也能获胜。
就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阿根廷从政客到军人都没有做好艰苦作战的精神和心理准备。以加尔铁里为首的领导层，更把收复马岛看作是提高自身威望、转移国内对经济困境的关注、巩固岌岌可危政权的手段，以为胜利轻而易举、一蹴而就。结果战前不但未开展国防动员，也未针对海岛作战进行部队训练，甚至连斯坦利港的机场也未整修，致使战争爆发后阿根廷战斗机无法以马岛为基地攻击英军，只能从本土起飞，无法威胁到航程以外的英国特遣舰队。其收复国家主权和扞卫民族尊严的“进取心”，既缺乏强有力的物质力量支撑，也缺乏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支撑，最终使这一失败成为阿根廷延续至今的创伤。
相反，最初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英国则是反应迅速，行动坚决。当特遣舰队从朴次茅斯起航时，很多人把它当成将阿根廷吓回谈判桌的外交舰队，首相撒切尔夫人却认定一条：“特遣舰队必须投人战斗。”美国国务卿黑格要求英国特遣舰队停止前进以利调停，撒切尔夫人的回答异常干脆：“特遣部队必须继续前进。”从1982年4月2日至6月14日，英国和阿根廷在南大西洋的马尔维纳斯群岛、南乔治亚群岛和南桑德韦奇群岛，展开了一系列海空作战和登陆与反登陆作战。英国以亡255人、伤777人、损失舰船6艘、飞机34架的代价，使阿根廷守军亡1000余人、被俘11000余人、损失舰船11艘、飞机105架，最终夺回马岛。在英阿两国领导人进取心的激烈博弈之中，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成了胜出者，由此获得“铁娘子”的称谓。
就是这位“铁娘子”，马岛获胜三个月后来到北京，意图乘势一举解决香港问题。未料到等待她的，是邓小平那段十分强硬的语言。小平同志后来还讲了一段话：“香港问题，就是一句话：一点都软不得。”
这决不仅仅是说说而已。1992年10月，距离香港回归已经不到五年，小平同志要看接收香港的对策方案。尽管当时已经做了很多准备，但总的思路是和平过渡，和平接管。小平同志看完方案后，认为没有做更复杂的考虑，没有另起炉灶的准备，因此评价说：“软了。”他说：“我以前对撒切尔就说过，如果谈不成，我们就要考虑在另外的时间和用另外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当然就不是和平过渡了。”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进一步强调：“有准备才能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刘华清同志晚年回忆这一幕时说，传达小平同志的指示后，“大家统一了认识：下一步要做的，一是加快和平进驻的工作；二是做好应付突发情况的准备。方案的制定要考虑到各种复杂情况的发生。要用杀鸡用牛刀的办法，不能拖拖延延，要一锤砸死。要搞出几套方案，请邓主席、江主席批准。放在那里，有备无患。”
英国执政当局当然要用尽一切办法，通过香港实现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存在。中国政府则一定要完成香港回归这一历史夙愿。1997年香港回归，整个过程进行得如此顺利，与中方对各种情况都做好了充分准备关系极大。中英领导人各自战略进取意识的这一轮碰撞，中方是胜出者。
进取性，是战略思维主体的永恒追求。两手准备，两手抓，两手硬，才能通过进取，最终把握事件发展的进程。
强烈的问题意识
为什么不但说问题意识，而且要说强烈的问题意识？
因为存在决定意识。有战略问题的存在，才有战略思维的存在。
还因为战略思维中不但包含问题意识，而且往往包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认识问题就是认识事物、把握事物的开始。
在英国的伍尔索普，有一棵被封为“圣树”的苹果树。据说当年牛顿就是倚坐在此树之下，望着从树上坠落的苹果，悟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今天穿流不息的参观者到此，望着这棵长期无人修剪、枝丫及地的“圣树”以及树旁带有皇室标记的铜质徽章，想象当年牛顿双手叠在脑后，在冥想中完成物理学最伟大的发现时的情景，心中的虔诚与激动可想而知。
但这是一个错误。当人们把焦点集中在这棵枝叶繁多的苹果树上的时候，忘记了一点：伟大发现的地点并不简单等于这一发现的原因。当年牛顿思维的焦点和起点，是那个至今早已了无踪迹的苹果一一它为何从树上坠落一一这才是引起伟大发现的问题所在，而非牛顿坐的地方或那棵苹果树有什么非凡的灵光。
从这个意义上说，牛顿的问题意识的确强烈。在此之前，苹果悄无声息地不知坠落了多少年，没有任何人将其看作问题，唯有牛顿把它当作问题，物理学上最伟大的发现一一人类第一次找到宇宙和谐运行规则一一由此开始。
只记住那棵静态的苹果树而忘掉动态的苹果这一现象，决不仅仅发生在英国。20世纪90年代，北京某次学术研讨会，讨论美国新军事战略，与会者中包括参与制定这一战略的两位美国学者。我方有学者发言，深人展开分析。美国新军事战略的三大框架、四大要素、五大特点，娓娓道来，全面铺开，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深人浅出，把两个美国人听得目瞪口呆，赞叹道：你们的理论概括真厉害，总结出这么多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可惜好景维持不长，午餐前这两个美国人开始心存疑惑，午餐后他们已经在小心反问了：研究问题真的应该是这样吗？这样的方法真的是研究问题的好方法吗？
虽然现场无人回答，但大家还是感觉到了症结所在。全神贯注于挖掘意义，最后丢掉的必然是研究问题。
所谓问题意识，是指人们在认识活动中，对疑惑或难以解决的实践及理论问题产生一种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心理，由此驱使人们积极思维并不断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一种思想方法及状态。平时我们多见这样的现象：对问题视而不见或不屑于去发现，对概括成绩、挖掘优点和升华意义却兴致盎然、颇富创造力。这其中丧失的不仅是怀疑、困惑、焦虑、探索的精神和心理，更是积极提出问题、主动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实际能力。
1991年海湾战争结束后，我们有很多分析都认为这场战争喻示着信息化作战正式登场、是机械化战争向信息化战争的历史转折点、对世界军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如此等等。美军的概括却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遇到了“理想的敌人”，获得了“理想的联盟”，拥有“理想的设施”和“理想的地形”，因而在“理想的战场”上打了一场“理想的战争”。之所以提出这么多个“理想”，无非是想说明如此理想的条件今后很难再现，因而这场战争的指导意义十分有限。五角大楼的三卷本《海湾战争一美国国防部致国会的最后报告》，对战场成功和军事优势的描述基本上是轻描淡写，随便带过。依照我们一些人的思维习惯肯定认为成绩挖掘不深、优点概括不精、意义升华不高。但说到问题与毛病，他们却挖掘得很深、概括得很精、升华得很高：“事实证明，美国地面和海上部队在扫雷经验、训练和装备方面都没有做好准备，这一点令人遗憾；战场通信能力严重不足，使那些距离稍微拉开、彼此喊话刚刚听不见的部队之间无法进行通话联系；提供的战术情报经常是马后炮，而且不能令人满意或者毫无价值；由于缺乏夜视器材，海军陆战队每天天黑后不得不停止作战行动。”看到这些评价人们不由得产生疑问：这还是那支被描述为全新高技术装备、全新高技术作战理念，无所不能的军队吗？
该报告对问题的追究就是这样不依不饶：“我们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缺乏运输工具，不得不在全世界范围内到处租借卡车”；“事实上有些系统性能不佳，在作战中妨碍了部队的调动”；“情报支援的不足也会越来越严重地妨碍武器效能的发挥”；“目前使用的压制敌方防空武器的飞机均已陈旧，在伊拉克人侵科威特时有些型号的飞机甚至正在退出现役”。
这样的总结，与我们的众多描述和评价大相径庭。在战绩如此明显的情况下依然具有如此强烈的问题意识，对寻找缺憾如此敏锐，对查找问题如此锲而不舍，恰恰表明他们在力图保持清醒，在力求未来胜利。而今天人们说战略问题泛化、战略思维问题泛化，最大特征就是在花样翻新的词汇概念掩盖下，问题意识的极度欠缺。而战略思维最鲜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发现问题以及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思维指向。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什么？问题怎样产生？问题如何解决？只有在这一过程中，思维才会摒弃漫无边际和烦琐枝蔓，变得清晰简捷、单刀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