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家桥战斗失利，皖南便无法立足。红十军团由方志敏、刘畴西率领，南下返回闽浙赣边。谭家桥战斗前那样自信的刘畴西，又变得如此优柔寡断。到达闽浙赣苏区边缘时，敌情已十分紧急。粟裕坚决要求部队不能停留，连夜行动以突破敌人封锁线，但刘畴西觉得部队刚刚到齐，人员十分疲劳，当晚不能再走。方志敏担心刘畴西迟疑，叫粟裕率先头部队先走，他留下来等刘畴西一起行动。
一留便成永诀。
粟裕率少数先头部队行动坚决，当晚就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刘畴西率领的军团主力却行动拖沓犹豫，前面一打枪便改换前进方向。转来转去，耽误了几天时间，在怀玉山被赶上来的国民党军十四个团包围。方志敏本可跟着粟裕突围，就为了等刘畴西，最后二人双双被俘，并肩走向了刑场。
浙赣边界的怀玉山成为红十军团最后的战场。天寒地冻，缺衣少食，红军战士拿枪向敌人射击，但冻僵的手扣不动扳机；挣扎着向围上来的敌人投弹，又投不了多远。王耀武发现他所俘虏的红军人员，都面黄肌瘦，手脚冻裂，因喝不到水，嘴上起泡的人很多；很多人数日不得饮食，冻饿交加，躺在地上动弹不了。
红十军团终遭失败。1935年1月底，军团主要指挥者方志敏、刘畴西等人在程家湾被俘。
国民党随即将他们解往南昌，沿途召开“庆祝大会”。到达南昌后，又在市内豫章公园召开“庆祝生擒方志敏大会”，美联社一名记者报道了当时的情景：“豫章公园周围都排列着警察队伍，街上架着机枪……戴着脚镣手铐而站立在铁甲车上的方志敏，其态度之激昂，使观众表示无限敬仰，周围是大队兵马戒备着。观众看见方志敏后，谁也不发一言，大家默默无声，即蒋介石参谋部的官兵对此气魄昂然之囚犯，也表示无限敬佩及同情……”
方志敏、刘畴西被俘后，蒋介石密令国民党驻赣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尽力劝说方、刘“归诚”，特别是针对黄埔一期毕业、第一次东征在棉湖之役任教导一团第三连党代表的刘畴西。那是奠定国民党党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蒋介石一直记得当时奋不顾身、因伤被锯掉左臂的刘畴西。无当年棉湖的胜利，便无后来的蒋介石。他命顾祝同对刘畴西要特别关照，一定要设法争取过来。
顾祝同是军校战术教官，管理部代主任，在黄埔既是刘畴西的教官，又是他的上司。但顾祝同怕自己一个人说不动，又借蒋介石任黄埔同学会会长时，刘畴西担任过总务科长的由头，联络来更多的黄埔同学，让他们帮助做工作。于是从怀玉山到上饶，从上饶南昌，押解方志敏、刘畴西二人的路上，来劝降之人络绎不绝，仅顾祝同本人就亲自来了三次。
今天回头仔细品味那段历史时，我们可以指责刘畴西在谭家桥战斗前听不进寻淮洲和粟裕的意见刚愎自用，可以叹息刘畴西在怀玉山突围中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但在敌人以友情、以官爵、以监禁、以死亡的利诱和威胁面前，我们只有衷心钦佩刘畴西的意志之坚韧与不拔。
对蒋介石、顾祝同的劝说和纷纷前来的黄埔同学，他丝毫不为之所动。
刘畴西于1922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与方志敏一样刚强。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中，用“田寿”这个名字，记述了刘畴西在狱中的不屈斗争。
1935年8月6日凌晨，方志敏、刘畴西被秘密杀害于南昌。
蒋介石把消灭红十军团归功于俞济时、王耀武。尤其是在第一线大打出手的王耀武。王耀武参加追击红十军团的作战时，赣东北“剿匪”总指挥赵观涛曾对他说过一席话：共军装备虽差，但作战很机动、很顽强。闽北的部队及俞济时的保安团等都受到了很大损失，俞济时本人还因此受了处分。你一定不能大意，大意必定遭受挫败。
赵观涛也是蒋介石的嫡系悍将，多次参加对江西苏区的围剿。王耀武牢牢记住了赵观涛的叮嘱，同时生出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一定要面对面见识一下这些装备又差、供应几乎没有的红军将领，凭什么本事令一个又一个国民党骄将如此头痛。
他在谭家桥战斗中打死了红军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失去了与这个暗中叹服的红军将领见面的机会，但在怀玉山却又捕获了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
王耀武立刻仔细利用了这个机会，但第一次见面就让他呆住了。他回忆说：“这位师长的上身穿着三件补了许多补丁的单衣，下身穿两条破烂不堪的裤子，脚上穿着两只不同色的草鞋，背着一个很旧的干粮袋，袋里装着一个破洋瓷碗，除此以外，别无他物，与战士没有什么区别。”
时值严冬，天寒地冻。若不是被别的被俘战士指认出来，王耀武绝对不相信面前这个人就是红军师长胡天桃。
他压下震惊，与胡天桃展开如下对话：
王：蒋委员长对你们实行宽大及感化教育，只要你们觉悟，一样得到重用。
胡：我认为只有革命，坚决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军阀，中国才有办法。
王：我们也希望国家好，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你说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有什么根据？
胡：国民党掌握着军队不抗日，却来打内战，还请帝国主义的军官当顾问，这不是勾结帝国主义是什么。
王：共产主义不适合国情，你们硬要在中国实行，这样必然会失败的。
胡：没有剥削压迫的社会，才是最好的社会，我愿为共产主义牺牲。
王：你知道方志敏现在什么地点？
胡：不知道。
王：方志敏对未突人封锁线的部队有什么指示？
胡：不知道。
王：你家在哪里，家里还有什么人？告诉我们，可以保护你的眷属。
胡：我没有家，没有人，不要保护。
胡天桃后来被押解到王耀武的上司俞济时那里，也无多余的话。俞济时说：你是红军的高级人员，不会不知道红十军团的情况。胡答：我不知道，你把我枪毙了吧。
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前夕，王耀武被作为首批特赦战犯释放出来，仍然清清楚楚记得二十五年前与胡天桃那次谈话。
王耀武当年一身戎装，与寒冬中衣衫褴褛、脚穿两只各异的草鞋、干粮袋内只有一个破洋瓷碗的红军师长胡天桃谈论国家命运和个人生死。
思想交锋中，王耀武不是胜者。
胡天桃被枪杀了。那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共产党人的意志与决心，却令王耀武想了几十年。
红十军团三个师，军团长、师长全部壮烈牺牲；一万余部队，最后冲出包围圈到达闽浙赣苏区的，只有粟裕率领的一个无炮弹的迫击炮连、一个无枪弹的机关枪连、二十一师第五连，以及一些轻伤病员和军团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余人。
对丧魄落魂者来说，这是一支残兵；对前仆后继者来说，这是一堆火种。
以这支突围部队为基础，迅速组成挺进师，粟裕为师长。
新中国着名的音乐家劫夫在一首歌中写道：“像那大江的流水一浪一浪向前进，像那高空的长风一阵一阵吹不断”。
中国工农红军就是这样的队伍。伍中豪牺牲了，带出了寻淮洲；寻淮洲牺牲了，又带出了粟裕。革命的理想、战斗的意志像一支不熄的火炬，从一个人的手中，传到另一个人的手中。
1948年9月16日，华东野战军发起济南战役，重兵合围济南城。以济南战役为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开始了惊天动地的战略决战。
指挥十五个纵队共三十二万大军发起济南战役的，是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当年从怀玉山冲出去的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
率十四个旅共十万守军防守济南城的，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
十四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发起时，粟裕一定想到了掩埋在茂林的寻淮洲，被枪杀于南昌的方志敏、刘畴西，以及慷慨饮弹的胡天桃。
他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
9月24日，济南全城解放。王耀武化装出逃，在寿光县被民兵查获。
“捷报飞来做纸钱”。
那些在天英灵，定能有知。
那顶耀眼的军人桂冠
这是一组令人荡气回肠的电报一今人看起来颇有“草枯鹰眼疾，雪尽马蹄轻”的兴奋，后人看起来则大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同阅读天书一般的感觉：
“粟令：一纵所有机动部队及陶、王纵歼击二十五师，复浮山可放”；“粟令：八纵解决芦山，九纵孟良崮已占，四纵解决六〇〇高地，合力打芦山”；
“粟令：王建安指挥二纵及八纵向南出击八十三师，改成包围”；
“粟令：停止攻击二十五师、八十三师，续肃七十四师，明午前完成”；“粟令……”、“粟令……”、“粟令……”，一道道震撼山岳的命令。
1947年5月，华东野战军在孟良崮围歼敌军王牌部队一一整编第七十四师当天，指挥这场战役的华野战将粟裕发出了这一组电报。字里行间无不充满军令如山、斩钉截铁的歼敌意志，无不洋溢横扫千军、所向披靡的夺胜气概。
那是解放战争最艰苦的年代。在中国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史无前例的大决战中，粟裕的战争指挥艺术发展到了光辉的顶点。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从1946年7月到1947年9月短短十四个月里，他率领华中和华东野战军大的战役进行了六次，中小战斗不可计数，使华东战区成为吸引敌军最多、消灭敌军最多的战区。其后是更大规模的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占领南京、解放上海、挥师闽浙。整个解放战争期间，不论是敌人的全面进攻还是重点进攻，也不论是我军的战略防御、战略反攻还是战略决战，伴随粟裕的始终是胜利。1949年9月新中国成立前夕，刘伯承评价说：“粟裕同志百战百胜，是解放军最优秀的将领之一。”
刘帅的评价，是一个军人追求的最高荣誉。革命战争年代，粟裕之所以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极大器重，根本原因是他“敢于战斗，善于战斗；不战则已，战则全歼；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在长期以劣势兵力与敌重兵集团周旋过程中，其求战愿望之强烈，取胜决心之坚强，古今罕见。
军人与战争是千古话题，胜利与失败是千古话题。如果军人的辉煌仅仅与战争有关、与胜败有关，那么战争结束了，战场寂静了，军人生涯只有变得寂寞和暗淡。
粟裕曾经有过寂寞，但他从不因此转投别的场所。他终生不善牌局，不善棋弈，不善跳舞，不善祝酒。胜利了，进城了，别人在繁华的大街上逛商店看商品，他还在琢磨这个街区怎样攻占，那个要点如何固守。别人开始对军衔、轿车、住房、排场产生更大兴趣，他最心爱的还是手枪、地图、指北针、望远镜。别人因江河巨流和名山大川的锦绣风光引发无限感慨，他眼中的这些皆是过去发生过战斗、未来仍可能发生战斗的场所。别人大部分精力被官场风波、政治起伏耗尽，他大部分精力仍然花费在地图前，用放大镜端详世界上哪里发生了动荡，站在那里默默地想，一看就是半天。他一辈子没有学会用其他眼光，只会以军人的眼光审视、分析、判断眼前这个世界。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他想把自己对未来战争的一些想法写出来，报告党中央、中央军委。但他的观点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相冲突甚至相对立，为他执笔的同志犹豫再三，最终不敢落笔。虽然既便有问题也不会由执笔者负责，虽然该同志绝大部分也是出于保护他的好意，但当年这个率领数十万健儿纵横驰骋、以一道道“粟令”“粟令”令多少国民党沙场宿将也谈虎色变的华野统帅，到了连身边一个普通干部都指挥不了、连一个敢用纸和笔记录下他意见的人都找不出来的时候，那种困顿与窘迫也不言而喻。这还是当年于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在城南庄连毛泽东主席也跨出门槛亲自迎接的战场名将么？
多少人因此向现实局面悄然低头，多少叱咤风云的战将因此悄然萎顿，任周身光彩落满利害的尘埃，任奔腾思绪蒙上荣辱的蛛网。
粟裕没有萎顿，他把纸和笔朝自己夫人面前一推，说：“我口述，你写！”
夫人劝他：“你这是何苦，为直言吃的苦头还不够么！”
当时“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能保个人平安已属万幸，夫人实在不解他为何还要去触及那些重大且敏感的问题。
他回答的第一句是：“战争是要死人的。”
然后是第二句：“看不出问题，或者不敢把看出的问题讲出来，一旦打起仗来，我们这些老兵就会成为历史罪人！”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严肃而且激动。
历史上绝大多数将帅，只有拥兵者众才能一展风采。失去了兵权和可驱策的部属，那些为人称道的勇气与能力便像冰雪一般消融，他们本人也像流星陨落一样迅速暗淡。
粟裕不是这样。他的勇气从来不取决于身后跟随了多少人马。纵然面临孤军奋战的窘迫局面，纵然能够指挥的只剩下数十年相濡以沫的夫人，他仍然是一个敢于挑战、敢于应战的军人。
有两个概念长期纠缠于人们的脑海：一曰十全十美，二曰有始有终。现在人人皆知十全十美是凡人难以企及的概念了，仍很少有人体会有始有终也何其艰难。人的一生实在短暂，现代社会的万事万物又何其纷繁。每个人一辈子做过的事情也许多而又多，其中有始有终者，总是鲜而又鲜。
粟裕并非十全十美，但他确实有始有终。我们钦佩他，不仅因为他在革命战争年代取得的杰出战绩，更因为他在和平时期对军人使命鞠躬尽瘁的忠诚。他是一位杰出的军事指挥员，同时也是一个老实人，始终认定军事之学、制胜之道是一门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由不得半点分心与走神。他一辈子老老实实、踏踏实实、聚精会神地这样做了，最终，将自己锻造为一名非凡的中国军人。
1947年，延安总部发言人评价苏中七战七捷时说：“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那是在光明与黑暗决战的关键时刻，对一个敢于战斗、敢于胜利的战将的评价。今天我们感叹他百战百胜，讴歌他百战百胜，是否能够真正明白他为何能百战百胜？当他随手拿起身边的茶杯、烟缸、棋子对周围人如数家珍般摆排出古今中外重大战役的时候，当和平时期数十年如一日、每晚就寝他都将衣服鞋袜仔细放好、一旦有事可随手摸到的时候，当生命垂危之时靠别人帮助穿衣服了，他还要按照军人要求把衬衣、毛衣整整齐齐扎进裤腰的时候，他的生命仍然是一支燃烧的火炬。
美军名将麦克阿瑟退出现役时说过一句名言：老兵永远不死，只会慢慢消隐。粟裕是一个永不退役的老兵。他一辈子在等待、在准备硝烟来临。他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军事生涯和军事生命的消隐。除了战争，他别无所虑；除了胜利，他别无所求。对这样的老兵来说，军事家、政治家、战略家、战术家，都不是桂冠。只有“枕戈待旦”是真正的桂冠。勋章可以退色，将星也会消磨，一个真正军人在和平年代颇具悲壮且特别珍贵的爱军尚武精神，金子一般万世长存。
在这样的军人面前，不管你懂不懂军事、是不是军人，都会明白：国家安全应该托付给这样的人。
战将帕夫洛夫：一颗被遗忘的流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