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9月，陈赓被党派往苏联远东，学习群众武装暴动，1927年2月返回上海。上海发生“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去武汉。武汉又发生“七一五”反革命事变，他随周恩来奔赴南昌，参加组织武装起义。在起义中陈赓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南下途中出任贺龙第二十军三师六团一营营长。
粟裕当时是第十一军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南昌起义中其所在中队负责警卫设在江西大旅社的革命委员会。
许光达大将当时是第四军直属炮兵营见习排长。他在宁都加人南昌起义部队，任起义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十一连排长、代理连长。
以隐蔽身份协助南昌起义的是张云逸。
张云逸当时任第四军李汉魂二十五师的参谋长。他根据组织要求，未暴露身份公开参加起义，却做了两件极为重要的工作。一件是说服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让共产党人卢德铭出任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团长。该团未赶上参加南昌起义，遂转人湖南，成为了秋收起义的主力，卢德铭任秋收起义部队总指挥。第二件是8月1日当天，在马回岭二十五师师部掩护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不被师长李汉魂扣留，使二十五师两个多团部队顺利加人南昌起义队伍。
张云逸后来与邓小平一道，领导并参加了广西百色起义。
因南昌起义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是谭政、罗瑞卿。
谭政当时在第二方面军警卫团特务营任文书。南昌起义第二天，警卫团根据党的指示，乘船离开武汉东下，准备与南昌起义大军会合。张发奎当时已经封锁了九江口。为防备张发奎在九江截击，警卫团于行驶途中在湖北阳新弃船上岸，改由陆路奔赴南昌，追赶起义部队。因起义部队已大踏步南撤，谭政所在的警卫团未能赶上，便根据党的指示留了下来，后来成为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的主力。
谭政所在的方面军警卫团躲过了张发奎的堵截，罗瑞卿所在的方面军教导团却在九江被张发奎截获。罗瑞卿后来回忆说：“船到黄石港后，我们听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的消息”，“船到九江，部队一上岸即被第二次缴枪。先把枪架在马路上，等了很久，又命令大家把枪背到一个据说是总指挥部的地方。缴枪后，全部人员被关在一医院的草坪上，电灯都没有”。张发奎就在这个电灯也没有的地方，向他认为问题很大的教导团训话，要大家不要跟共产党走，跟他走。
罗瑞卿没有跟他走，他断然离队，返回武汉寻找党。南昌起义的发生成为他脱离旧军队的起点。
为了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从1927年4月中旬的海陆丰农民起义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先后发动了八十余次武装起义。但没有哪一次如南昌起义这样，有如此众多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与它紧紧相联。
这次起义最终失败了。但又因为保留下来了革命火种，它又没有失败。
保留火种的工作，首推朱德。
朱德的这一作用，《信仰·火种·必胜信念》一文中详述的，就不再重复。只须再强调一下：朱德是在南昌起义部队最困难的时候，接过这支部队指挥权的；是在大家都认为毫无希望的境况下，成为这支部队领袖的。
南昌起义中，朱德没有基本部队，很长时间也没有作战指挥权。
朱德真正获得指挥权，是起义军主力南下潮汕作战，他被分配留在三河坝担任阻击之时。这是南昌起义以来朱德首次获得战斗指挥权，授权时间却并不长，阻击三天后就完成任务，便收拢部队南下与主力汇合，归还建制。
但就是这三天的临时指挥，使朱德终身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根本性转折，发生在起义军主力南下作战全军覆没、全部南昌部队家底只剩留在三河坝担任阻击这小部分力量的关键时刻。
我们今天设想：如果当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没有在三河坝分兵，中国历史又会如何？如果起义部队全体南下、在潮汕陷人全军覆没，那么中国人民解放军就失去自己建军的基石，又到哪里去寻找另一块基石呢？如果这样，以武装斗争为核心的中国革命真是前景难料。
有了三河坝分兵，就肯定可以获得这样的基石吗？
情况也并非如此。当时留在三河坝的这支2000余人的孤军与上级的联系全断，四面又都是敌人，组织涣散、军心动摇，不论从今天的哪个角度看，都几乎注定必然溃散。
朱德稳住了这支部队。
这支部队走到江西安远天心圩，只剩下800人。
从中外战争史看，完全可以说是一伙儿残兵败将。
所以出现“师长、团长均皆逃走，各营、连长亦多离开”的崩溃局面。
是朱德坚决遏制住了这一崩溃局势，一句“要革命的跟我来，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挽狂澜于即倒。在最困难、最无望因而也最容易动摇的时刻，朱德表现出如磐石一般的革命坚定性，使他成为这支部队当之无愧的领袖。
他把这支残兵败将的队伍，变成中国大地的燎原火种。
靠什么？靠坚定的意志和内心必胜的信念！
危机毁灭权威。
危机诞生权威。
南昌起义最危机关头站出来了朱德，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幸、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幸。我们从来不否认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但也从来不排除在关键时刻，领导者的意志是中流砥柱。
八一南昌起义队伍经历了凤凰涅盘，朱德在其中也经历了凤凰涅盘。这位旧军队的旧军人，凭借其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强大的历史自觉，一举成为新中国第一军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
三个不能忘记的名字
这三个名字，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知道了一甚至包括军人。
这三个名字，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他们一尤其是新世纪的军人。
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西突围，开始长征。随着主力部队的离去，中央苏区附近存在的最大一支红军部队，只有红十军团。
红十军团由两部分力量组成。一部分是作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寻淮洲红七军团，另一部分是方志敏的红十军。主力红军长征一个月后，中革军委发来命令，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方志敏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刘畴西任军团长，全军团共一万余人，下辖三个师：
十九师，原红七军团部队，师长寻淮洲；
二十师，原红十军部队，师长刘畴西（兼）；
二十一师，原红十军部队，师长胡天桃。
2月中旬编成到1935年1月底覆灭，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后来心痛地概括成八个字：不编不散，一编就散。
军团编成后，首战谭家桥。
当时的考虑是，其他敌军距离尚远，唯尾随之敌补充第一旅显得孤立突出。敌人共三个团，装备比较好。红十军团是三个师，兵力和敌人差不多，但地形却十分有利。乌泥关至谭家桥两侧皆是山地及森林，地形险要，利于隐蔽埋伏。当时红军的弹药等物资极感缺乏，消灭补充第一旅，不但能获得人员和物资的补充，且能打掉追敌的气焰。
军团长刘畴西决定在这里打一仗，大家都无异议。
应该说这是一场立意积极的战斗，地形的选择也不错，但作战对象的选择却不是太好。补充第一旅于1933年冬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旅长王耀武，山东泰安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蒋军中的一员悍将。该旅装备好，干部多是军校毕业生，训练有素；士兵以北方人为多，战斗力相当强。
这是一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完全不似“补充”两字给人以二流部队的感觉。
但刘畴西没有把王耀武放在眼里。1924年，他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时，王耀武还是上海马玉山糖果公司站柜台卖饼干的小伙计。1922年，刘畴西加人中国共产党，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参加过五四运动，担任过孙中山的警卫，第一次东征时在棉湖战斗中失去左臂，照样参加了南昌起义，随后去苏联，进了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
黄埔一期的资格，加上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历，在红军指挥员中除了左权，无人可与刘畴西相比。这一切使他充满了一种不可抑制的自信。担任红十军团长兼二十师师长后，想立刻打一仗扭转局面，是他的迫切要求。
但他小看了当年曾经卖过饼干的那个对手。
刘畴西不知道，当年他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参加堵截的，就有第一军补充团的少校营长王耀武。刘畴西担任红二十一军军长参加第四次反围剿时，率部坚守苏区战略要地宜黄二十四天未被红军攻破、被蒋介石称为“奇迹”的，也是王耀武。带兵与作战，是王耀武两大擅长。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军，即后来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就是王耀武一手带出来的部队。
刘畴西对王耀武的补充旅基本情况掌握不清楚，王耀武对刘畴西的红十军团却一点不糊涂。他对手下的三个团长说，“共军第十军团政治委员会的主席是方志敏，军团长是刘畴西，副军团长是寻淮洲。该军团辖三个师：十九师师长由寻淮洲兼，二十师师长王如痴，二十一师师长胡天桃。军团长和师长的意志很坚强，作战经验丰富，尤以寻淮洲的作战指挥能力为最强”。王耀武只讲错了两处：方志敏任主席的是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不是“政治委员会”；二十师师长由刘畴西兼，不是王如痴。对黄埔前辈学长刘畴西，王耀武的他评价不是太高，相反却对没有进过军校、红军中土生土长的将领寻淮洲作出很高评价。
谭家桥伏击战是红十军团的第一仗，关系军团能否在皖南立足之胜败存亡。刘畴西以二十师、二十一师在伏击地域右侧担任正面攻击，置十九师于左侧，待正面打响后，截敌归路。
十九师未放在主攻位置上。原红七军团军团长、现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和十军团参谋长粟裕均执异议，认为十九师野战经验丰富，战斗作风顽强；而二十师、二十一师组建才一年多，缺乏野战经验，担任主攻存在问题。
刘畴西却很自信。二十师、二十一师都是他的老部队，他认为战斗力强于十九师。他坚持原来的部署。
12月14日，补充旅出发，以第二团为前卫，其余按直属部队、第三团、第一团的秩序，经乌泥关、谭家桥向太平追击前进。
红十军团隐蔽得非常好。王耀武的前卫第二团经过乌泥关、谭家桥时，路旁百姓有的在砍柴，有的种地，有的在公路上行走，如平常一样。前卫团长周志道以为没有可疑情况，也未派部队严密搜索，部队浩浩荡荡继续前进。
机会很好，但开火却提前了。敌人团指挥部还未进人伏击地域，二十师、二十一师部分干部战士过分紧张，提前开火。敌人立即警觉，马上开始抢占路边高地，整个伏击战斗被迫提前。如果待敌团指挥部进人伏击范围后，首先打掉指挥机关，那么整个战局就会大不一样了。
王耀武、周志道等人，事后想起来惊出一身汗的，就是基于此种设想。
野战经验不足，特别是打硬仗经验和思想准备皆不足的二十师、二十一师连续向敌前卫团发起猛冲，企图一举将敌人压垮。攻势很猛，几次展开肉搏，敌前卫团团长周志道都被打伤。但两个师动作不一致，连冲四次也攻不下来。未放在主攻位置的十九师在山峡里一时又出不来，局势很快由伏击的主动变成被敌反击的被动。王耀武一面命令部队不许后退，一面调加强营和第三团的三营增加到第二团的正面作战，同时令第三团团长李天霞率该团主力向红十军团的左侧背猛烈反击。令第一团团长刘保定立派一部占领乌泥关，并坚决守住。
补充旅曾经是寻淮洲指挥的十九师的手下败将，此番红军三个师伏击它，最初它被打得措手不及，最后红十军团反被它打得措手不及。
乌泥关制高点的争夺战成为胜败的关键。十九师终于抽出来发动为时以晚的攻击。寻淮洲亲自领头奋勇冲锋。王耀武后来回忆这场战斗时说：“红军三次冲锋虽都受到挫折，但斗志仍盛，其打败补充第一旅的决心并未动摇，又发起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冲锋。这次红军出动了七八百人，分三路冲过来，一路针对加强营，两路对着第二团中伤亡较重的第一、第二两个营。大有一鼓作气击溃补充第一旅之势，情况紧张、危急。”
王耀武亲到第一线督战，令各部集中迫击炮、机关枪的火力，向冲过来的红军猛烈射击，战斗极为激烈。他回忆说：“据第二团团长周志道报称，在敌人第四次冲锋中，发现红军有十几个人冒着炮火的危险去抢救一个人，抬着向后方走去，看样子，被抬走的这个人可能是敌人的高级军官。”
被抢救下来的，是在猛烈的冲击中身负重伤的寻淮洲。
人们都以为25岁当军团长的林彪是红军中最年轻的军团长，其实寻淮洲1933年出任红七军团军团长时，还不满22周岁。寻淮洲是湖南浏阳的青年学生，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后，与陈伯钧、王良同为红四军三十一团有名的青年知识分子连长。三人当中陈伯钧、王良都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算黄埔六期，唯有寻淮洲没有进过军校。但他一直是红四军战将、黄埔四期生伍中豪的下级。从这位与林彪齐名的红军将领身上，寻淮洲学到很多东西，进步极快。他19岁当师长，20岁当军长，1933年2月在第四次反围剿的黄陂战斗中，率红二十一军直插敌后，截断蒋军第五十二师归路，为全歼该敌创造了条件，获二等红星奖章，受到中革军委的特别嘉奖。
粟裕回忆说：寻淮洲是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一位优秀青年军事指挥员；他艰苦朴素，联系群众，作战勇敢，机智灵活。
粟裕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中极有造诣的一员青年战将，当时尚年长寻淮洲5岁。
寻淮洲曾经五次负伤，谭家桥成为最后一次，因伤势过重，在转移途中牺牲。
方志敏后来在囚室中写《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这样评价寻淮洲：“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同志，因伤重牺牲了！他是红军中一个很好的指挥员，他指挥七军团，在两年时间，打了许多有名的胜仗，缴获敌枪6000余枝，并缴到大炮几十门。他还只有24岁。”一位优秀将领，陨落在谭家桥战场。
险遭歼灭的王耀武在谭家桥战斗中反败为胜，所获甚丰。他派出一个步兵连寻找寻淮洲的遗体，捉到一个参加埋葬的人，便由此人带路到茂林，把寻淮洲的遗体挖出来照相，以作为寻淮洲确实被打死的证据。他们发现遗体尚完好，但上身无衣，由此认识到红军处境已极度困难。王耀武判断说：“共军官兵所穿的衣服破烂不堪，难以护体，因被服奇缺，在掩埋其阵亡的官兵时，顺手将死者的衣服脱下，以供活人穿用。”
王耀武领到了5000块大洋的犒赏。
谭家桥战斗的失利，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选敌不当、指挥不当所致。后来红十军团在怀玉山的失败，基因已经潜伏在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