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只能离开中央美术学院了。因为中央美术学院是一个最焦点的文艺的观点,思想的观点也可以说最极“左”的。那么我就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就是教技术而不是艺术了。所以没有思想意识问题,反正是在边缘了。但我还是不甘心,还是想搞自己的东西。我一看这个大势啊,我是拧不过这个时代的,那你又不能妥协。因此我学风景画,搞风景。风景、祖国的土地、大自然,它与社会的冲突不那么尖锐。而且王国维当时讲,一切景语(风景的语言)皆情语,都是感情的语言,景里面都是有情的。所以我想从风景里面来表达我的感情。就从鲁迅的故乡开始,从我的故乡开始,宜兴绍兴,到江南,从那里开始,从家乡的风光、风景里面来开始走这条道路。
尽管曾经钟爱着人物画,文艺界领导一番“风景画无害论”,使吴冠中感到觅见了奔向自己目标的独木桥。然而这座独木桥是通往天堂,还是地狱,又有谁人知晓?吴冠中十九岁的时候,为自己取了笔名“荼”,喻示自己如火如荼般强烈的性格。在留学巴黎期满面临去留抉择的时候,为了能够创作出震人心魄的作品,吴冠中决定丢下西方艺术摇篮,奔回自己的家园——祖国。然而他的艺术抱负、他坦率并执着的性格,都如同是当时环境中的一根芒刺,遭到了猛烈的批判与打压。在一个艺术家将近二十年精力最为旺盛的创作期,吴冠中经历着人生最炽热的考验。
吴冠中:因为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苦难,是我的遭遇,我的历史,也就是说在国民党的时候,这种腐败,这样贫穷,又遇到八年的抗战、流浪、落后、苦难都尝过了。后来一下子好了,到了巴黎了,西方的花花世界什么都看到了。回国后,是另外一种形势。经过这样几种反复以后,我把客观情况看得很清楚,如果我没有能够在年轻的时候出去,可能我都比较相信,对什么东西都容易相信。正因为像我这样经历了那么多,我不容易相信,我有个比较,到底哪个是真理,哪一部分是真理,所以我坚持我相信的东西。
“文艺整风”后,吴冠中不得不放弃人物画,开始创作风景画。他背着画箱到处写生,有人以为他是修雨伞的,还有老太太问他是否下乡来收鸡蛋。浪迹天南海北的写生,让吴冠中找到了宣泄对艺术的爱的出口。
然而“文革”爆发后的五年里,吴冠中却一直没能摸过画笔。直到1972年他下放到农场,管理有所松动,他才被允许在个别的星期天画一点画。
许戈辉:那个年代还要(把画)藏起来,或者是撕毁。
吴冠中:像裸体、人体那就毁了,不毁就不得了。在法国画的那些东西都是人体,红卫兵也来毁,否则影响到你一家的生命安全了。后来到了农村劳动,画的一些都是庄稼、麦田,那些东西就无害了。有时候可以画一点,但是有时候部队领导看了之后也批判,你又画画了,你又搞什么,就是这样。你那么辛苦画了之后藏到老乡家里,藏起来。
许戈辉:那您刚才说的这一段,是被称为“粪筐画”的那一段吗?
吴冠中:对,那时候就在农村。开始不让画,到后一阶段松一点了,可以画一点。没东西,于是就把粪筐找来当画架,找农村用的那个黑板,纸的压的,拿来刷个胶,当油画板用。用这些材料,在农村画,画了一些东西就藏起来,藏在老乡家里,不让指导员知道。
许戈辉:那在这个过程中,您没有过非常苦闷的时候?
吴冠中:苦闷是很多,就是回来之后,在文艺思想上的苦闷很多。每天经常要被批判,经常是报纸上批判你,或者在学校里批判你。我经常是批判的对象。当时我老伴她跟着我,她也知道我这个苦闷。
许戈辉:怎么样排解呢,怎么样度过这段苦闷的日子呢?
吴冠中:我不管,但因为我相信,我走的路是正确的,我相信。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相信我的东西将来是会有人认识的。我的画当时是不能发表,更不能卖,当时没有商业。那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发表了,发表一张画就是最高的待遇了,也没有地方收藏,反正画了之后就收起来,否则还要批判你,“你还画这些东西你什么意思?”画了之后,我说将来等着当出土文物了,只好这样。当时我这样来安慰自己,我说将来它还是出土文物,所以我还是要很保护它。我觉得还没等到我过世,它就出来了,这点对我讲是很幸运了。
吴冠中曾在散文中写道:“鲁迅先生说过因腹背受敌,必须横站,格外吃力。我自己感到一直横站在中、西之间,古、今之间,但居然横站了五十年,存在了五十年。”
吴冠中:我最遗憾的就是艺术观点不能发挥。艺术观点同政治观点之间的矛盾,不是我能够解决的,这是我痛苦的根源,也是我无奈的奋斗的一个焦点。因为我不知道艺术和政治之间是这样一个关系,如果我早知道这样的情况我就不搞艺术了。
伉俪
1946年,吴冠中和朱碧琴在南京完婚,这时的吴冠中已经在绘画上展露出超出凡人的天赋,得到多位画坛名家的指点与赏识。陈之佛为他的婚礼担任证婚人,林风眠为这对新人题词祝福。只是那时的新娘子还不曾想到,等待她的不是如胶似漆的新婚生活,而是即将来临的长达四年的别离。新婚不久,吴冠中就离开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只身赴法留学。似乎从那时开始,就注定了朱碧琴陪伴在丈夫身边的日子充满了磨难和艰辛。
许戈辉:那个时候的日子是特别艰苦的。但是对于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来讲,可能是又相当意气风发的。
吴冠中:恋爱第一,爱情第一,那个时候是这样的。就像初恋的人,这样讲,非要她不可,什么都可以牺牲,对艺术是这样的情况。所以我那个老伴儿,后来我认识她的时候,我们谈恋爱,可能谈到婚姻了,就是她父亲觉得,学艺术的将来都很穷。
许戈辉:所以特别舍不得把女儿嫁给您。
吴冠中:所以她后来穷了,也还是嫁了。
在五十年腹背受敌的挣扎中,唯有让吴冠中感到欣慰的是,妻子朱碧琴一直陪伴在身边。
许戈辉:刚才吴老讲的时候,他就说“我夫人说……我老伴儿说……”我觉得老伴儿是他的最高领导。一个艺术家,他在艺术上越有才华,可能他在生活中越不容易相处。
吴冠中:是有这种情况。
许戈辉:我不知道您老伴儿对您有没有怨言?
吴冠中:是这样,她说除了我,谁也不能跟你在一块儿,你有再大本领我下辈子也不嫁给你了。
许戈辉:可是你们已经共同走过六十年了,听说今年(2006年)是你们结婚六十周年纪念。您这一生最感谢的人,就是您的老伴儿,她陪伴你走了这么久。
吴冠中:她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就是说,因为我觉得我的画,必须是专家鼓掌,就是行家看了说真是好东西,但是我还需要群众点头,让一般人能够接受一点。不能说猛地一看完全不懂,尽管不能够辨别得很透,他还是觉得能够接受一点。所以我需要有两个观众,一个是比较高的高人、专家,一个是比较一般的老百姓。那我老伴儿开始就是群众,因为她不是搞这个的,所以她是群众的代表。
许戈辉:但是她跟您时间久了也变成专家了。
吴冠中:对。画出来第一个观众就是她,先看看她的意见,再看看群众的意见。这样子她后采也慢慢地变成专家了。
许戈辉:很多人往往会觉得艺术家很神圣也很神秘,但是我看到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写着,在几十年前有一段日子是非常非常清苦的,而且老伴儿也为此付出很大的代价。要生活在很狭小的空间里,要带孩子,还要骑自行车上班,每天都要走很远很远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