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中简介
吴冠中，中国当代画坛泰斗，著名的美术教育家、散文家。1919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十七岁时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先后师从潘天寿、吴大羽先生习中国画和西洋画。二十七岁考取国民政府的公费留学，赴巴黎深造。1950年回国后，曾在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
1997年，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吴冠中画展”，并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巡展。
1999年，文化部举办“吴冠中艺术展”。
2000年，被选为法兰西学士院艺术院通讯院士。
2003年，《生命的风景——吴冠中艺术专集》出版。
2005年，启动《吴冠中全集》编撰，并在上海美术馆举办“吴冠中画展”。
导语：2006年圣诞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宽敞的大厅里面迎来了一位贵客。吴冠中2006新作品展，在这里开幕了。对于年轻的学生们而言，能够在校园里如此近距离地与当代艺术大师接触，近距离观摩大师的作品，机会实属难得。
已经年逾八十七岁的吴冠中老人，至今依旧笔耕不辍，2005年、2006年连续两年举办年度新作品展。不断地拓新，被老人视为生命延续的动力。在这次新作品展的序言中，吴冠中写道：“老年，明悟自己的生命近尽头，虽然‘希望’永远在诱惑所有的人们。如果失去了‘创造’的激情，失去了‘希望’的诱惑，我想也就失去了生之欲。”
画家
吴冠中是一位学贯中西的艺术大师。几十年来，他一直探索着将中西绘画艺术结合在一起。吴冠中早期的作品多以江南水乡为题材，画面充满诗意。近年的画风有些变化，更多以粗线条来自成意境。
吴冠中：创造任何一个作品，它都是忘我的，必须以一种忘我的精神，什么功利都不考虑。像猎人要打豹子，你要追那个豹子，在追打的时候，你什么都忘了，哪怕地上是坑，都管不了，只想把那个猎物打到。所以当时追那个画追自己想要的艺术，一定要把那个画搞完以后才能够放心下来，那时候胃才开始工作，才能够吃东西，才能够喝水。在这个之前，什么都停下来了。所以这比妇女生孩子还要痛苦。
许戈辉：您是这么形容的，比妇女生孩子还要痛苦，我就经常看到您的文章里出现“怀孕”两个字。
吴冠中：确实是这样的。怀孕最困难了，画家一般不容易怀孕，他能怀孕，他能够成长，他将来分娩不是很大的问题，关键是能不能怀孕。我们很多画，都是叫无孕分娩，没有怀孕，他就画画了，实际上他没有真感情，是这样的。所以文艺作品，不完全是哪一行的，是文学或是美术的，他必须有真感情。没有这个，他照样可以画，大家都会画。但是要的是艺术，而不是技术。
1992年3月26日~5月10日，伦敦大英博物馆推出吴冠中个人画展。画展收录了他自1970年以来所创作的油画、水墨和素描共四十四幅作品。这是大英博物馆第一次为中国在世的画家办展览，这也成为吴冠中绘画生涯的里程碑。
多年来他致力于油画民族化与国画现代化的探索和创新。素面朝天的作品背后往往蕴藏着浓艳炽烈的情感。而由创新所引发的艺评界的争论，却也伴随了吴冠中几十年。
许戈辉：您是在您的国画里引入西洋画派的，像这个“面”，还有在西洋画派里引入国画的“线条”。我觉得在不同的时期，您一定也遭受过一些争议，比如说吴冠中的画，中不中，西不西。那您面对这些争议的时候，您自己……
吴冠中：不仅是不同的时期，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认你是中国画，你这是西洋来的，不是国画什么的。这个问题在我看来，不值得一争。因为我们古代的审美同西方的审美，实际上它美的本质是一样的。虽然表面形式不一样，但真正的好东西都是相通的。
香港《资本家》杂志创刊号载文说：吴的绘画充满了最能集中反映本世纪中国艺术面貌的各种特点，即东西方艺术的汇合与杂交。
吴冠中要比其他受到西方艺术影响的中国画家都要走得远。
吴冠中：我在报告里还做过一个比方，就是说中国古代的很好的东西，同西方现代的很好的东西，好像差距很远，时代也不同。我说它们是哑巴夫妻，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是相爱的。我一直是这么比方。我们的作品，不管你是用什么材料，不光在中国能够欣赏，在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地域的人都能够欣赏，那才是艺术品。我的作品怎么样能够感动人，是更重视真的感情。假设在技法上有时候生疏一点关系不大，但是它主要是讲真话，好像你们这个广播，宁可口齿不流利，但讲的话是实际的，我觉得就爱听，只怕讲那个虚伪的流利的话。
许戈辉：我要记得您说的这话，宁可讲不流利的真话，也不要讲流利的假话。
回首来时路，对那份“真感情”的追逐，竟一直牵引着吴冠中的人生方向。就像一只翻飞在林间的美丽蝴蝶，吴冠中一路追着它从年少走到暮年，从故乡宜兴远赴巴黎再回到祖国。蝴蝶的美丽身影一直不曾让吴冠中迷失方向，而路边丛生的荆棘却让路上的行者遍体鳞伤。时至今日，吴冠中还是把这条不归路称为“歧途”。
许戈辉：我记得我读过您的一句话，我特别喜欢，还特意抄下来，是您在您的文章《歧途》里面说道的。您说人的一生只有一次选择，说我支持向自己认定的方向摸索，遇到歧途，也不大哭而回，错到底，作为前车之鉴。我觉得您的这番话，表达了自己一种即便是悲情但也是义无反顾的那种坚定的决心。
吴冠中：因为原来我是在浙江大学里面一个工业学校学工科的。
许戈辉：而那个时候学工是有前途的，所以全家都以您为荣。
吴冠中：很有前途，而且很难考的，浙大也是名校。家里就说将来的生活有保障了。那么后来去参观了杭州艺专，第一次看到美术品，看到那么多油画，雕塑什么的，那么美，我一辈子没有见过这么美的美术品。因为过去没见过这样，这就像是初恋，第一次看到这个，看到人是那么美丽，可以说是恋爱，什么都不要了。那时候大概也十六七岁，高中了，自己有独立的想法了，觉得我什么都不要，我什么都可以牺牲，我一定要爱上她，所以变成初恋的感情。学艺术是要穷的，我觉得我是属于我自己的。甚至我觉得父母他们那么爱我，但这也是个包袱，觉得如果没有父母爱我的话，我会很自由。我要毁掉它也可以，但是另外有家属，就觉得不能那样，所以矛盾。觉得我选定了就不能改了。但却很幸运，这是不幸的幸运。后来打仗了，我们国家打仗了，那么就流亡了，沦陷了，家乡都沦陷了，父母都没有消息了，从此断了多少年，一直不知在哪里。当然他们忧虑、担心等等，但对我讲来，我暂时看不到他们的悲哀，他们认为我也许死了，也许怎么样了，那么我倒觉得，我这个时候可以拼命地搞我的艺术了。
1936年，吴冠中违背父命，执意放弃了已就读一年的工科专业，转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后来，吴冠中把当时的杭州艺专比喻成法国美术院校的中国分校，因为当时艺专的林风眠、吴大羽、刘开渠等教授，几乎清一色是留法的。而那时的吴冠中和同学们也早巳爱上了塞尚、梵·高、毕加索这些还完全不为中国人民所知的西方现代美术大师。
留学
1942年，吴冠中从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四年后，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转变。
吴冠中：当时都想到法国去学美术，但是抗战出不去。那么日本投降以后，教育部觉得日本投降了，国家要兴盛了，就搞公费留学考试，送到英、美、法、丹麦这些国家，送了一百多个。那是八年来第一次送公费留学生。全国有九个考场同时考，人也很多，每个科目都是取两名，这个考试就很难考。考试很紧张，竞争很激烈，差一分你考了个第三名，差一分也考不上，所以这对我讲来是生死挣扎了，是生命的很大的一个转折。如果这次考不上，那我根本出不去。出不去的话，我的人生轨迹会有很大的改变，会完全不一样。
1946年，是吴冠中人生中最值得纪念的年份。他在这一年中同时尝到了洞房花烛夜和金榜题名时的大喜滋味。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公费留学绘画专业的名额，得到法国最高美术学府——巴黎国立美术学校的入学资格。次年，他和百余名留学生踏上了远赴欧洲的“海眼”号轮船，开始了充满激情和梦想的留学之旅。
许戈辉：我看到您的画上有一个题名“荼”，如火如荼的“荼”，这个字怎么讲，您怎么会给自己命名为“荼”？
吴冠中：这个字本来是强烈的意思，如火如荼嘛，如火，是强烈的意思。还有呢，因为都是油画，开始都是画油画，用油画笔签名。油画笔不好写，不像毛笔那么方便，所以写一个荼字就代表了。不要写吴冠中三个字，少写一点。写洋文就好了，像毕加索一笔勾就签名了，但中国字写起来比较麻烦，不好写，所以写一个荼字比较简单。
巴黎，这个世界的艺术中心，让吴冠中大开眼界、如饥似渴。对艺术的热爱，让他心中燃起了熊熊烈火，就如同他的笔名“荼”字一般炽烈。每当课余闲暇，他都扎在各大博物馆和古文化遗址中，疯狂地汲取西方文化的养分。在国立巴黎美术学校中，吴冠中先后进入丢巴(J.Dupas)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美术界一代巨子苏弗尔皮(J.M.Souverbie)教授的工作室学习。
许戈辉：我记得您曾经说过，说在法国学习的时候，苏弗尔皮教授有一句话，对您有影响，他说小路艺术是娱人，大路艺术是撼人，是震撼的“撼”。
吴冠中：对，震撼的撼，这个很重要。因为他是我的主要导师，他就讲艺术有两路，一路是小路艺术，他叫Mino，他说艺术是娱人耳目的，让你感觉到好看、舒服。他认为这是漂亮，他把漂亮和美分开的，漂亮和美不是一个字，法文里也不是一个字，不是一个概念。一个是漂亮，一个是美，他的意思是说要走小路艺术是漂亮，是使你感觉到耳目舒服的；大路艺术，它是震撼你心魂的，这个完全不一样，所以觉得，应该走大路艺术，震撼的是人的心魂，这让我有很深很深的印象。因此从这一点，我们把艺术看得非常神圣，比什么都伟大，当时是这样。那时候我想成为很大的艺术家。很想有成就，所以就是不管一切，也不管法国的生活好，等等。我想的是怎么样能够搞出真正的好艺术来，在这种情况之下，后来回国了。
法国作为世界艺术之都的诱惑，使吴冠中在去与留之间，不断犹豫徘徊。
许戈辉：在那个时候，您没有犹豫过吗？您没有考虑过，国内是经过了战乱的，而法国一直是一个艺术的殿堂，我是否应该留在法国？
吴冠中：犹豫，不只是我犹豫，我们所有的留学生都犹豫，这是我们的生命选择。我们一会儿想回来了，一会儿又不回来了，这是主要的矛盾。像我们这样，过去也穷惯了，倒并不觉得法国一定生活好，认为我们穷困就一定想过好日子，不是这种想法的。我们是想怎么样艺术能够上去，法国是世界艺术的心脏，那当然见得也多，可能发展得更多，回来可能就闭塞了。
生活还是其次，法国是过得好一点，当时也不大好，战后的法国也很可怜的，生活也是这样。那么回来当然更糟糕了，但生活不是主要的。想回来就是说，在自己土地上是不是没有那么多失落感了，因为在国外，人家歧视你。在教室里，老师、同学中间，都觉得你画得好。但是你出了学校到街上，法国人都瞧不起你。那时候中国人很少，他们看到我们是黄种人，以为我们是越南人，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他们一般歧视得很厉害。所以这样的情况，我觉得不可能成为一个大艺术家。最后觉得还是应该回来。
回国
1949年，游历欧洲的留学生们即将结束自己的学业，这时的祖国正发生着翻天巨变。留在国外还是回祖国去，吴冠中和同学们又一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在给尊师吴大羽先生的信中，吴冠中说：“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法国导师苏弗尔皮教授听闻吴冠中要离开，遗憾地说：“艺术是一种疯狂的感情事业……你似乎应该回到自己的祖国去，从你们祖先的根基上去发展吧。”
吴冠中：梵·高在一封信里讲，他的兄弟说你是麦子，你的位置是在麦田里，你不要在巴黎浪费你的生命了。这个话对我影响很深，我觉得我也是麦子，我不能在巴黎开花，应该种到麦田里去，这样就回来了。当时回来，我们在政治上很幼稚，因为国民党很腐败，这个政府我们很讨厌，那么共产党呢，我们也不了解，没有看过马列主义。当时宣传，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至少是对帝国主义不怕了。在这种熏陶之下，总的讲政治上我们是拥护共产党来把新中国建立起来，因此我们是抱了很大热情回来的。回来呢，政治上，他们也还算不错，有专门接待留学生的，比较优待，给分配工作等。但是后来发现根本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把艺术看作唯一的上帝，一切都为它牺牲，但是列宁讲的是“文艺是政治的螺丝钉”，毛泽东讲，“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因此艺术完全变成打工仔，艺术变成政治的打工仔，这在我们来讲是不可调和的矛盾了，所以回来最大的打击是这样的。
1950年，吴冠中回国后便到中央美术学院任教，向学生们介绍西方现代绘画，将艺术称之为疯狂的感情事业，强调自我感受、感情独立、形势法则等观念。然而很快，在文艺整风中，他被划做“资产阶级形式主义堡垒”，并被批评道，“自然主义是懒汉，应打倒，而形式主义是恶棍，必须消灭”。
吴冠中：但是我又不愿意屈服于那些东西，也不愿意搞。而且我讲的就是苏弗尔皮说要搞大的艺术，要搞感人的艺术。什么东西感人呢？穷困，贫穷落后的中国是感人的，因此我想的一些题材都是我们故乡的，比如死了人送丧的，农村的渡船里那些可怜的老百姓，我是想画这些东西。
许戈辉：显然在那个时代是不可能的。
吴冠中：统统通不过，都不能画。所以我是“死胎”，胎死腹中，永远生不下来了。
由于不愿按照当时的流行模式画人物，吴冠中在中央美院期间创作的人物画，都被扣上了“丑化工农兵”的帽子。1953年，无法再在中央美院待下去的吴冠中，被调往清华大学建筑系。尽管被挤出了全国最高美术学府，但他的艺术抱负并没有因此而收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