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不是说孩子们会有意去泄密，而是说他们年龄小，没有保密观念，又不负这个责任，一旦失密，后果将会不堪设想。”
就这样，王光美主动出面，和风细雨地对刘振德刚才的无心之“失”提出了善意的批评，使他对自己的失误有了认识和警惕。
有时，王光美也把刘少奇的一些想法“透露”给其他工作人员，使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目的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1957年春，刘少奇组织了一个调查研究的班子到南方几省搞调查。调查什么呢？大家都想知道，因为这对工作也有利。只是刘少奇没有讲，大家也不好问。结果他们就去向王光美打听。
“少奇同志这次外出调查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什么？”
王光美觉得让大家对此有个了解，也是必要的，就把自己知道的情况讲了出来。她爽快地说：“详细内容我也不完全清楚，因为少奇同志也没和我细说。不过，总的题目就是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随即，她把话题谈开，引导说：“当前国际国内都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啊，国内一些地方不也出现了‘闹事’吗？”
“是啊，从一些材料上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了不稳定局势，我们国内有的地方工人闹‘罢工’、学生闹‘罢课’，令人担忧啊！”
“少奇同志就是下去调查研究‘闹事’的原因。”王光美若有所思，接着说：“我想，‘闹事’的并不一定都是坏人，也并一定都没有道理。有些地方的官僚主义比较严重，思想教育工作跟不上去，也就难怪人家有意见，问题越积累越多。
开始时往往不以为然，等事情闹大了，又惊慌失措，甚至采取压服的办法解决，这怎么能行呢？
如何认识和解决这些矛盾，是很复杂的事啊！一旦处理不好，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激化，也就更容易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这样重大的问题，不经过调查研究是难以下结论的。”
稍停，王光美又继续说：“少奇同志近来一直在考虑我们中国共产党如何才能不脱离人民群众的问题，因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一些情况，给我们提了醒。少奇同志常说，‘不准人家提意见，不准小民主，势必要来个大民主’。他还多次说过，‘调查研究的目的有三个：一是了解中央实行的政策是否正确，中央的政策，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有不正确的地方；二是正在实行的政策够不够，若有新的情况出现，要及时来补充和修改政策，使我们的政策趋于完善；三是要根据发现的新问题，制定新的政策。制定政策的依据和检验政策的准绳只有一条，那就是实事求是。’我看，少奇同志提出的这些原则也适用于这次调查研究。”
王光美换了口气，最后说：“当然，目前下面的问题到底有多少？有多大？我们只有在调查以后才能作出新的判断。”
王光美的这番话，使大家很受启发，对刘少奇历来重视调查研究的意义和目的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王光美不光是很有分寸地做这些“上情下达”的事，还非常注意把“下情上达”。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工作人员的生活也受到了直接影响，大家议论最多的就是粮食定量少，又没有什么副食品，常常得饿肚子，值夜班的同志，夜餐只给个窝窝头和豆腐渣？支部大会上，王光美了解了这些情况后表示：“关于夜餐的问题，我也同意向上反映，看能不能改善一下。至于我们大家的生活困难，恐怕还是像少奇同志说的，国家目前有困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来渡过。我们自己也应该想些办法，比如在草坪边上种点庄稼，不也可以解决点困难吗？”
工作人员受王光美讲话的启发，后来还真的干了起来，收获满不错的呢。
有一两年，刘少奇身边的另一个秘书调走了，刘振德自告奋勇一个人干两个人的工作，为了保护他的积极性，刘少奇表示：“那就试试看吧！”
一开始，刘振德真的坚持住了，虽然是一天忙得不亦乐乎。但时间长了，一年，两年，他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常常疲惫不堪，精神状态也萎靡不振。但他尽量挺着，没有叫苦叫累。
但这些变化，哪里瞒得过刘少奇、王光美的眼睛。一天，王光美关切地问他：“我看你近来精神状态不佳，是休息不好的缘故吧？”
刘振德说：“可能是睡不好觉，觉得有些疲劳。”
王光美说：“从你的面容可以看得出来。我也是睡不好觉，有时无精打采的。我们两个人也顶不住他一个人。”说着，王光美指了指刘少奇。
刘少奇早就注意到了刘振德的情况，王光美的话，进一步证实了他的判断。他抬头看着刘振德，笑着说：“振德同志，我看你顶不住就再找个人来吧，我不能再叫你这样强撑下去了。如此下去，别说你的工作会受影响，就是再健康的身体也会受到严重损害的！”
短短几句话，让刘振德充分感受到了一种关心和爱护，他的心情很激动，人也一下子精神多了。
代人受过
“你知道不知道做蛋糕的事？为什么不加制止？”
1959年11月24日下午，在海南岛一个招待所的一间客房里，刘少奇正在责问王光美。
王光美被刘少奇给问糊涂了。“什么蛋糕？我制止什么？”她心里琢磨着。
王光美确实不知情。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前一天晚上，刘少奇的厨师郝苗找到秘书吴振英商量说：“少奇同志就要结束休假回北京了，24号是他的61岁生日，要不要稍稍给他改善一下伙食？”
吴振英想，刘少奇这次到海南岛来，名义上是休假，其实把心思都用到研究政治经济学上了，而且还找了两位经济学家来。看他常常废寝忘食，也没有吃好休息好。这次利用过生日，给他调剂调剂，倒是一个好机会。于是，他对郝苗说：“我看可以，多做两个菜，稍微改善一下。”
谁知，他们两人的话，被当地陪同的一位同志无意中听到了。这下，闹出事来了。
当地部门的一些领导同志听说刘少奇要过生日，出于对刘少奇的热爱，在24日上午派人送来了一个生日蛋糕，蛋糕中间镶着个大“寿”字。
这样一来，吴振英和郝苗可犯愁了，两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他们知道，刘少奇从来不搞祝寿，也不许别人为他祝寿。
吴振英和郝苗也是一时粗心，没想到去跟王光美说一声。他们俩商量了半天，还是决定，硬着头皮先和少奇同志说一声，要不然，到吃饭时少奇同志突然见到蛋糕，会更不高兴的。
于是，吴振英进了刘少奇的房间，轻描淡写地说：“这儿的同志听说今天是您的生日，送来了一个生日蛋糕？”
果然，刘少奇一听就生气了，严厉地说：“谁叫你们搞的？去，拿走！”
吴振英知道不好解释，一见刘少奇如此恼火，便不声不响地退了出来。
刘少奇把王光美叫来了。接着，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王光美不明所以，只好说：“这事儿我也不知道。”
刘少奇停顿了一下，他心里清楚，王光美若是知道，肯定会制止的。但他还是语重心长地对王光美说：“党中央早就作过决定，中央政治局的同志不搞祝寿。这是我举手同意了的，自己就要坚决执行，决不能带头破坏中央决定。这些事你应该注意，要经常跟他们讲讲，不讲，就说明你也有错。”
王光美听了，默默地表示接受批评，尽管她是受委屈的。她说：“是的，这些事我应当注意。”
结果这块生日蛋糕，退是没有退，但刘少奇和王光美谁也没有吃。刘少奇对吴振英说：“蛋糕你们拿去，你们去吃吧，以后可一定要注意啊！”
这件事，对吴振英、郝苗触动很大。本来，是下面的工作人员出于热心办了这件错事，刘少奇却提到原则的高度来批评王光美，而王光美也是代人受过，不加申辩。他们从中再次看到，刘少奇与王光美在任何细小的事情上，都严格要求自己，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注意党性修养。
游泳的故事
王光美生性活泼、乐观、喜欢运动，跳舞、游泳都特别捧。
全国解放后，王光美住进中南海。当时，中南海春藕斋内每周三、六晚上都有舞会，王光美也就经常跟刘少奇一起下舞场，伴着悦耳的乐曲，转上几圈。不过，一些伴舞的女孩子都很高兴地要跟刘少奇跳。王光美往往只是在最后一个舞时，才有机会和刘少奇一起跳。因为，尽管要跟刘少奇跳舞的人很多，但他总是和夫人王光美跳最后一个舞，然后回家。久而久之，人们看到刘少奇和王光美一起跳起来，就知道他们要走了。
说到游泳，王光美还得到过毛主席的“真传”呢。毛主席对王光美讲：“学游泳，第一要解决怕的问题，水的比重大，人是不会沉底的。不怕沉底，就不会沉底。要先学仰泳，解决呼吸、呛水问题。第二要摸规律，不能受规范限制。要想游得持久，必须会在水中休息，这就是靠仰泳，往水面上一躺，轻松自在。”
不过，毛主席跟王光美说这些，不是教她，而是让她回去教刘少奇，因为刘少奇当时还不会游泳。后来，刘少奇终于学会了游泳，还和毛主席一起游过十三陵水库呢。
由于王光美游泳游得好，毛主席也经常叫上她一起去游泳。
1959年夏，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开会。有一天下午，王光美接到毛主席的卫士打来的电话，说毛主席邀请她到芦林水库去游泳、她迅速找出游泳衣，赶到毛主席那里。
芦林水库，实际上是座人工湖。它在海拔1000米以上，面积有9万平方米，湖水清澈见底，四周青山环绕，环境十分优美和恬静，的确是个游泳的好地方。
毛主席、王光美等人来到芦林水库，在湖水中尽情地畅游，不时地还聊上几句。毛主席关切地问：“少奇同志的身体怎么样？”
王光美告诉他：“少奇同志的肩周炎还没有好，最近工作繁忙，很疲劳，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
毛主席听完后，认真地说：“请你转告少奇同志，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嘛！开完会后让他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两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大家上了岸。
王光美笑着问：“主席，您看我游得怎么样？”
毛主席哈哈大笑，说：“你呀，游得不错，算是及格吧。”
其实，跳舞也好，游泳也好，对于王光美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放松机会。没有好的身体，也就难以承受繁忙的工作。正因为身体素质好，王光美不仅没有因身体原因影响过工作，而且以坚强的毅力和信念，熬过了后来“文化大革命”那段心瘁神伤的狱中岁月。
天伦之乐
众所周知，刘少奇结过几次婚，也自然留下了几位不同母亲生育的孩子。但在王光美的眼里，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人都说继母难当，王光美却赢得了所有孩子的敬重。儿女们生活在同一个大家庭里，如沐春风。
刘允斌、刘爱琴、刘允若，都是刘少奇的第一位夫人何宝珍所生。何宝珍英勇牺牲后，3个孩子都吃了不少苦头，饱尝人间苦难，十几岁时才被找到刘少奇身边。后来，他们都去苏联学习，学成回国。
刘少奇还与王前结过婚，由于多种原因以后又离异。王前与刘少奇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小名叫涛涛、丁丁。王前离开刘少奇后，这两个孩子仍然生活在刘少奇身边。
王光美与刘少奇结婚后，生育了4个孩子。
第一个女儿叫平平。第二个是男孩，叫源源。后边的两个都是女孩，一个叫亭亭，一个叫潇潇。
王光美出身名门，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一家大小9个儿女，她一样严格要求，平等对待，一样尽母亲的责任。
就说爱琴吧，她是刘少奇的长女。11岁到延安时还未上过学，到延安后进延安保育学校，不久又到苏联国际儿童院就读。1949年8月在莫斯科通讯技术学校毕业回到北京。
刘爱琴刚从苏联回国时，一家人中，别人都穿着按供给制发的服装，只有她一身“外国人”穿戴。刘少奇对王光美说：“把她的衣服也换一换吧。”
王光美亲自领爱琴上街，买布，量尺寸，做衣服。见到商店里卖的布鞋，爱琴拿不定主意，是买还是不买，因为她只知道能刷，不知能不能洗。
王光美说：“可以洗的，我教你洗鞋子。”
就这样，爱琴的里里外外，都是王光美给照料的。
她还亲切地对爱琴说：“以后有事尽量跟我讲，需要什么就对我说。”
王光美还亲自为爱琴联系工作。考虑到爱琴当时连中国话都说不利落，在国内又没有上过几天学，一下子进大学搞专业确实拿不起来，应该在实际工作中把中文好好学习一下。因此，王光美给她联系的是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任俄语课教师，一边教俄语，一边学汉语。几天后，王光美又和刘少奇一起，亲自送她去女附中报到。
1958年，刘爱琴响应党的号召，主动支援边疆到内蒙工作，并在那里成家立业。每一次回到北京，她与父亲、继母和其他妹妹们见面，总是相敬如宾，非常亲昵。
再说允若，他是刘少奇的次子。全国解放后，被派往苏联，在莫斯科航空学院学习。有一阵子，他闹思想情绪，想要转系转专业。刘少奇写了好几封信批评他、引导他，王光美也为他着急，给他借小说看，希望他能改正错误，好好学习。
1960年，允若学成回国。为了他的婚姻大事，王光美没少操心，亲自出面找对方谈话。尽管没成，但王光美的心意尽到了，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啊！
对于涛涛和丁丁，王光美更是悉心照顾，视如亲骨肉。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时，涛涛和丁丁都还不到5岁，是王光美给予了他们温暖的母爱，抚慰着他们幼小的心灵。
王光美自己所生的孩子，都不知道涛涛、丁丁是异母兄弟姐妹。平平到十几岁，还常常为妈妈平时特别亲涛涛而不高兴，有时对自己的小朋友们发牢骚说：“唉，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我夹在中间。妈妈最能欺负我，姐姐想要什么，马上就给，妹妹因为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最倒霉，要什么都不给！”等平平长大了，明白了这其中的曲曲折折，她不但没有怨言，反而为自己有这样伟大的母亲而骄傲。
作为父亲的刘少奇的慈爱与宽厚，作为母亲的王光美的善良与贤惠，使这个关系复杂的大家庭里，时时处处充满了温暖，孩子们和睦相处，幸福成长。
逢年过节，是全家人难得团圆的日子。每当这时，孩子们总是自编自演几个小节目在家里演出，王光美和刘少奇也总是抽出个把小时观看孩子们的演出，在合家团聚的欢声笑语中度过美好的时光。对于孩子们的演出，做父母的，并不只是报以掌声，每次演出结束后，他们都正儿八经地评论一番，指出优缺点，孩子们从而也受益匪浅。
更有趣的是，他们还在家中举行乒乓球运动会。那是1961年，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举行后，全国掀起了乒乓球热。国家体委把新进的一批乒乓球台子发给毛泽东、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王光美在孩子们的又劝又拉下，挥拍上阵。孩子们，为增加趣味性，还宣布举行家庭比赛。比赛结果：妈妈得第一，由爸爸来发奖。在开怀的笑声中，刘少奇把冠军奖杯——洛阳轴承厂用轴承做成的小塔，塔尖是一只和平鸽——颁发给王光美。“奖杯”是次要的，但孩子们对父母的敬爱，已使刘少奇和王光美大为陶醉了。如今，这个家庭乒乓球比赛的奖杯还陈列在刘少奇同志纪念馆内。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总之，刘少奇对王光美主持这个大家庭，一是放心，二是满意。
他们在国事之余，乐享天伦。
“要好好读读这本书”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刘少奇的一本重要着作，它对于共产党员乃至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都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