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认为我们的意见是对的，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就要以一个优秀的共青团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共青团员应做到的事，你都要做到，做错了的事，勇敢地改正。这样，等你满了15岁以后，共青团的组织一定会欢迎你成为共青团的一个正式团员的。”
这是一封普通的生日贺信，但它又是非同寻常的生日贺信。在这封信里，刘少奇和王光美不仅倾注了对女儿的挚爱和殷切希望，也是对整个青年一代的一种期望，一种寄托。
只有20元钱的钱柜
1963年，王光美深入基层，参加全国上下广泛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临走之前，王光美把一个陈旧的小木头盒子交给刘少奇，说：“我这个‘财政大臣’要真走了，把权力移交给你，你可要管好哟。回来我可是要查帐的呀！”
王光美诙谐的话语，把刘少奇逗乐了，他连连说：“好，好，我一定管好，你就放心吧。”
王光美拍拍那个木头盒子，说：“你也别太乐观了，这‘财政大臣’可不好当啊！”
这个木盒子大约有30公分长、20公分宽、10公分高，上面也没有上锁的地方。加上又比较陈旧，不知道的人，谁会想到它就是王光美家的钱柜呢。
王光美走了，刘少奇“接管”了这个木盒子，可他哪有时间行使自己的“财政大权”呢？他把秘书刘振德叫去说：“现在要请你办这些事了。”
说着，把木盒子双手端到了刘振德的面前，“光美把它交给了我，我再把它交给你。”
刘振德平时从没有见过这个小木盒，一脸的迷惑：“这是什么东西？干什么用的？为什么要交给我？”
看着秘书的神情，刘少奇禁不住笑了起来，对他说：“你就别瞎琢磨了，告诉你吧，这是我们家的钱柜。光美走时交给我，我哪里顾得上哟，所以我把它交给你，以后就由你全权处理了。”
“我？”刘振德刚开口要说点什么，刘少奇一抬手，阻止他讲下去，接着说：“但有一件事，我要提醒你，光美走时留下一个开支单子，每个月发了工资，你就照她那个单子分配一下就是了。等她回来以后，你再向她交帐。你要搞清楚哟，我可是向光美打了保票的。”
刘振德不再说什么，伸手接过了小木盒，刚要出门，又止住脚步，半真半假地开玩笑说：“这钱柜里到底有多少钱，得搞清楚，不然将来给光美同志交帐时说不明白，我也要落个‘四不清’干部了。”
刘少奇也开心地笑了，说：“那你就拿出来看看吧。”
刘振德把木盒子端到一边，拉开盖一看，几乎惊叫起来。
这哪里是个钱柜呵，不如说是杂物盒更准确，里面是什么零七八碎的东西都有，针头线脑、大小钮扣、粮票布票？他一边整理一边数，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千。
从这个钱柜，他看到了王光美的另一面：她不仅是共和国主席夫人，更是一位妻子，一位母亲，一位家庭主妇。在她这种居高的地位上，尚能保持如此这般的平常心，是多么可贵啊！
“总共23元8角。”
刘振德终于数完了，但没听到刘少奇的反应，他回头一看，刘少奇早已把全身心集中到看文件上了。
回到办公室，刘振德找出王光美留下的开支单子，细细地看起来。
每月拿到工资后，请按下列数额分配：
1、给卫士组100元，为少奇同志买烟、茶和其它日用品；2、给郝苗同志(厨师)15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3、给赵淑君同志(保育员)工资40元；4、给外婆(王光美的母亲)120元，作为5个孩子的学杂费、服装费和其它零用钱；5、少奇同志和我的党费每月交25元；6、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需40多元。
按照王光美的开支单子，不难算出，光以上开支，每月至少需要400元。而当时她们两人的月工资总共也只有500多元。剩余部分，还要经常帮助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刘振德终于明白了，难怪王光美平时花钱那样精打细算，生活那样俭朴，因为稍一疏忽，就要出现“财政赤字”。
更令人感动的是，在钱柜里只有23.8元的经济条件下，刘少奇和王光美都不同意领取按规定应该有的、每天5角钱的夜餐费；并且还要交比规定多好几倍的党费？刘振德感受到了这个不起眼的钱柜的分量，特意把它放到自己的保险柜里，也像它的主人那样一丝不苟地行使“财政大臣”的权力。
王光美每次从农村回家，都忘不了听刘振德“汇报”家庭开支情况，夸他干得不错，关口把得严。
有一次，刘少奇送给他在新四军时的一个警卫员50元钱，予以周济。这种“特别支出”当然也要从小木盒子里拿。刘振德这下可着急了，惟恐出现“赤字”，没法向王光美交代。
不久，王光美回来了，刘振德迫不急待地向她作了汇报。
王光美听完，笑了起来，对他说：“怎么样，‘财政大臣’不好当吧？”
“真不好当，那滋味就像每天坐在火山口上。”
刘振德深有感触地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呀！”
轻装上阵
1963年11月，王光美作为工作队员，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王光美这次下去，是遵照刘少奇的指示去做的。本来，刘少奇的身体不好，王光美在工作上、生活上和家庭事务上，都对刘少奇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她也不忍心离开刘少奇。但工作第一，在这一点上，王光美是毫不含糊的。
王光美下农村参加社教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在中南海春藕斋的一次舞会上，她向毛泽东报告了准备到河北农村参加社教运动的事，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好哇！”
但是工作人员都反对她去下基层，因为刘少奇一旦生病，吃药治疗都需要她照顾。为此，他们开了一个支部会。
在会上，王光美讲了刘少奇一再支持她到基层去工作一段时间，讲了毛泽东也支持她下基层的态度，并说：“我自己也已下了决心。虽然时间需要一年左右，但中间有事时，我还可以回来看看嘛！”
“那少奇同志的肺病复发了怎么办？孩子们？”有人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王光美笑了笑，解释说：“少奇同志的身体状况是不太好，说实在的，我也不忍心离开他。但是，因个人原因影响正常的工作安排，那不是少奇同志的性格，我也不赞成。请大家放心，少奇同志已跟我谈过，表示自己要注意身体，并保证和大家配合好。教育孩子的事也由他来管。其他方面有什么问题时，都可以随时去问他？”
王光美的话，说服了大家。支部书记首先表态说：“既然两位主席都支持你去，我们当然也表示支持了。我们一定努力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来支持你。”
其他工作人员也纷纷表示：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使光美同志放心。
大家的表态，使王光美很受感动，她激动地说：“谢谢！谢谢同志们！”
想到就要离开刘少奇到农村去，而刘少奇的身体状况确实令人担心，王光美心中真有点忐忑不安。因此，会议结束时，她连连拱手对大家说：
“全拜托你们了，全拜托你们了！”
她的脸上挂着笑容，但大家听得出来，她的声音是颤抖着的。
王光美走的时候，没有像一般人所以为的那样，大包小裹，吃的穿的一大堆，尽管她有条件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她没有。一只装些日用品的塑料旅行包，还有一个用绳子捆着的行李卷，就是她全部的随身物品了。
刘少奇提起旅行包掂了掂，又提起行李掂了掂，笑着说：“轻装上阵，这样好！”
隐姓埋名
在农村搞社教的时候，王光美用的是一个化名：董朴。
她为什么要“隐姓埋名”呢？
因为她是国家主席的夫人，尽管她从来不以此自显，但如果她就以王光美的本名出现在农村，非引起轰动不可。大家处处尊敬她，照顾她，她怎么能了解真实情况，正常开展工作呢？
为了使王光美能踏下心来扎扎实实地工作，避免人们对她的特殊照顾和不必要的干扰，刘少奇就为她改了“董朴”这个名字，并嘱咐工作人员：“你们给光美写信就不要用她的真名字了。”
王光美到桃园后，和工作队的一位女同志住在一间很普通的平房里，一切自理。在工作中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时刻不忘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分出现在群众之中。除了工作之外，她还尽可能抽出时间，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如挑水、扫街、夏收、修整水渠等，真正做到了与社员群众的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作队的同志和社员群众无不称赞这位“董朴”同志。
谁知道王光美的真实身份呢？只有工作队的个别领导。再有，就是她家里的人了。
不久，刘少奇的儿子刘允若和秘书刘振德也下去搞“四清”。这时候，王光美已经在农村搞过两期“四清”了，当然用的都是化名。刘允若不懂其中的奥妙，就问刘振德：“妈妈(指王光美)为什么要用化名？”
刘振德跟他解释了半天，刘允若还是似懂非懂。几天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使他自己明白过来了。
这是一条乡间土路，王光美包着头巾，同三名男同志一起，肩上挎着麻绳，吃力地拉着一辆装满煤面的双轮大马车，尽管天气很冷，但她已满头大汗。
正行走间，迎面碰上了刘振德、刘允若所在的工作队去车站拉煤面的队伍。
刘振德一眼认出了王光美，刚想叫“光美同志”，忽然想到不对，该叫她的化名才行，便喊道：“老鲁！”
这时化名“鲁洁”的王光美听到有人叫她，抬头一看，是刘振德、刘允若，惊奇的表情一闪即逝，很自然地说：“噢，二刘。”
双方谁也没再说什么，就各自走开了。刘允若看在眼里，但也没有说话。
尽管他们双方都自觉地不“暴露目标”，但与刘振德他们同行的一位同志似乎还是看出了什么，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于是他突然问刘振德：“听说刘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也在这里搞‘四清’，你是中央办公厅的，肯定认识她吧？”
刘振德不好否认，只好搪塞道：“如果见到的话，能认出来。”
这时，一旁的刘允若憋不住，低着头暗暗发笑。看那架势，要是没别人在场，非大笑一场不可。
刘振德正在为允若的神态而着急，所幸那位同志自己说服起自己来：“当然，王光美来搞‘四清’也不会拉煤的。”他自嘲地摇摇头，接着说：
“她能来到这贫穷的农村同农民们三同就已经很难得了。”
刘振德强忍住笑，说：“那也不一定。听说她在桃园搞‘四清’时，挑水、扫街，样样农活干在前，毛主席还夸奖过她呢。”
不想，刘振德的这一番话又引来了那位同志的一番感慨，他点着头，由衷地赞叹说：“还是你说得对，这几年搞‘四清’，大批高级干部都隐姓埋名下到农村，许多工作队里都是藏龙卧虎，干部们的工作作风确实有了很大转变，好啊！”
回到住地，刘允若笑着对刘振德说：
“我明白了妈妈化名的原因，只有这样，才能深入下去，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才有利于开展工作？”
“我难以抽身”
王光美来到农村后，不怕艰苦，更不搞特殊，积极帮助社员群众做事，做社员群众的贴心人，社员们都愿意和她谈真心话。
到了夜深人静后，王光美的思绪常常难以抑制地飞回中南海。毕竟，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她是个好女儿；有5个年幼的孩子，她是个好母亲；有只知工作而不会休息的刘少奇，她是个好妻子。
离家已很长时间了，她怎么能不思念自己的亲人呢？
但为了工作，她宁可忍受这种思念的折磨，从没在他人面前流露过丝毫的畏惧与退缩。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王光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问候他的身体，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情况，汇报了她在桃园的工作情况。
很快，她收到了刘少奇的回信。回信说：
“我和家中大小都很好，望你不必挂念。如果你能在这个月内回家一次，那是很好的。但是，如果你工作很紧，抽不出身，推迟到下月回来，我也完全能够理解。一个人既已上了前线，上了战场，那就只能顾你那一头。我过去和现在，就常常是这样的，望你珍重。”
王光美看罢，真想马上就回家看看，但她的工作不允许。她只好又写信说：
“本想按你说的回家看看，但工作已进入紧张阶段，我难以抽身。”
对此，刘少奇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他马上写了一封短信，寄给王光美。
刘少奇的支持。使王光美很受鼓舞。她安心工作，直到工作告一段落，才抽空回家看看。
不过，王光美也有紧急回家的时候，那是刘少奇患病，周总理叫她回去的。
刘少奇的身体状况，是最令王光美放心不下的，每次写信或回家，都是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保重身体！”
刘少奇为了减少她的顾虑，每次都很痛快地答应：“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但王光美一走，刘少奇依旧我行我素，忘我地工作。结果，1965年12月，他患了重感冒，发高烧，四肢乏力，头晕目眩。毕竟他已是67岁的人了，不像年轻人挺一挺可能就过去了。
一开始，刘少奇告诉工作人员：“任何人不能对外说我病了。”
王光美也被蒙在鼓里。
纸总是包不住火的。周总理终于得知刘少奇生病了，他立即请来专家大夫，同时对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了批评：“少奇同志病了，你们怎么不请光美回来？”
“不是我们不请，是少奇同志不同意，怕干扰少奇同志的工作。”
“那好吧，是我批评错了。不过，少奇同志病成这样，还是请光美回来一趟吧！就说我说的。”
周总理走了，工作人员便给王光美打电话，告诉她：“少奇同志发高烧，总理叫我们通知你，请你回来一下。”
王光美一听，心中焦急，连夜想办法乘车赶回。回到家一看，医生和护士们都在紧张地工作着，刘少奇的高烧还没退。
第二天，周总理又给王光美打电话，询问刘少奇的病情并嘱咐她：“少奇同志不恢复健康，你不能离开他？”
等刘少奇的病情好转以后，王光美就又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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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党和国家领导人身边工作，最重要的是绝对保守党和国家的机密。但有一些情况，让身边工作人员了解一下，也有利于工作。这就有个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的问题。对此，王光美处理得特别好。
1965年的一天，毛主席的秘书打电话给刘少奇，通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电话是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接的。刘振德放下电话，就去向刘少奇报告。
刘少奇、王光美正在小饭厅吃饭，同时利用这段时间，叫来一个孩子，了解他的学习情况。
刘振德进来后，看见他们的孩子坐在旁边认真地听着父母的讲话，也没在意，就向刘少奇报告了毛主席召集常委会的时间、地点、内容。
刘少奇听完报告后，只“哼”了一声，表情瞬时变得很严肃。
刘振德没有多想，报告完就回到办公室。功夫不大，王光美走了进来，先跟他聊了几句家常话，然后转入正题说：“以后有‘小耳朵’在场，我们就不要谈工作上的事情。”
王光美用“小耳朵”代替“小孩”，非常风趣，但联想到刘少奇刚才的表情变化，刘振德还是感到了王光美言语的份量。
接着，王光美又解释说：“少奇同志对家庭成员的保密要求是很严的，他从不向我讲不该我知道的事情。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看的不看，这‘三不’不但是对你们讲的，对我也一样。他从来不准孩子们进入我们的办公室，更不准他们接触文件。有时孩子有事，也只能把我们叫出去说，类似主席那里开会的事，是绝对不让他们知道的。有时我们离京开会，或去什么地方干什么事，也不告诉他们，只留下‘爸妈不在家’的条子。这不只是关系到少奇同志一个人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行动问题，敌特情报机关对我们中央领导人的行动踪迹都非常关注，而且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想得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