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夫斯(JuanLuisvives，1492-1540)是西班牙学者，北欧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理论家，16世纪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之一。维夫斯和伊拉斯谟以及法国的布迪，号称欧洲人文主义的三杰，他于年3月6日出生于西班牙港口城市瓦伦西亚的一个贵族家庭。童年和少年时期在他母亲的指导下受严格的传统家庭教育，后入本地大学受经院主义教育，成为经院哲学的狂热信徒。1509年入巴黎大学，三年学习期间，由于阅读伊拉斯谟的着作而改信人文主义。
年因不满经院主义的教育迁居比利时的布鲁日(Bruses)。后来又到当时法国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思潮的中心弗朗德，维夫斯在此地卢万大学学习和讲学。在卢万他认识了伊拉斯谟，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好友，更坚定了其人文主义信念。
维夫斯在编辑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战》(CityOfGod)时结识了英王亨利八世。1523年应亨利八世之邀，赴英任玛丽公主(PrincessMary)的导师，并在牛津大学任希腊文和拉丁文教授，还讲授哲学。在英国期间，他与托马斯·莫尔结为挚友。他为他的学生写了《论女孩教育的正确方法》
Girls)和《论基督教妇女教育》
Woman)。这是16世纪最早的、最着名的教育着作。1524年他写了《智慧入门》，这是一本道德箴言集，曾经一直是英国学校的教科书。
1526年写了《救济贫困》，这篇论文对西欧公民慈善团体对待贫困问题发生了巨大影响。1528年，维夫斯因反对英国国王对西班牙阿拉贡(Aragon)地区的政策、赞同加德琳的离婚诉讼而被解除宫廷职务，被迫离开英国。之后，他到了布鲁日，成为当时西班牙殖民地学术团体的领袖，他猛烈地抨击了经院主义及其对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崇拜。布鲁日仿佛成了维夫斯灵感的源泉，他于此时结了婚，撰写了大量的教育和心理方面的着作。1531年维夫斯写出《论教育》
，这是一部自成体系的基督教教育学巨着。1539年发表他最后的着作《关于大脑》，把大脑活动原理作为教学实践的基础。
1540年5月6日，维夫斯卒于布鲁日，终年48岁。
维夫斯的《论教育》，拉丁文书名为DeTredendisDisciplinis，英译名为OntheSubjectsofStudy，中译名还有《论教学科目》、《人文学科的教学》、《知识的传授》等。《论教育》至今尚无完整的中译本，吴元训编的《中世纪教育文选》中有大约80页的节译。
维夫斯的教育观基本上与伊拉斯谟并无二致，“维夫斯的人文主义精神比伊拉斯谟更强烈更彻底。他更深刻地揭露了经院哲学的弊端，提倡新的哲学方法。在他看来，经院哲学的学科及其赖以为据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根本缺陷，在于以无根基的一般概念为先决条件，然后进行枯燥的推理。他认为枯燥的推理是没有用的，知识的价值在于能“利于良好的公共生活”。经院哲学的方法是导致学术腐化的根本原因，而唯一能消除这种弊端的办法，就是从个别的事实经验开始，通过头脑的自然的推理并由这些事实经验形成概念。简言之，正确的认识方法与学习方法是归纳法而不是演绎法。
维夫斯关心现实社会，其思想具有民主因素。与很多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不同，他并不把群众看得低人一等。他认为社会并没有为人民大众的发展提供机会，如果给他们受教育的机会和公共关心的话，他们也能成为优秀人才乃至社会领袖。他认为事物都在发展变化，社会也不例外，他说：“我从社会的深处看到一种变化正在发生。在所有的国家里，人们已开始萌发明确的、卓越的和自由的理智。人们对奴役再不能忍耐，决心从脖子上解下暴政套上的绳索。
他们正在呼唤着伙伴们争取自由。”很难想象这种激进之辞出于世纪的人之口，从此亦可见其民主自由思想之炽烈。
维夫斯最杰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在于他运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理解教育问题。以前的教育家主要拘泥于所教的学科，而且对方法的考虑也仅限于由题材所决定的教学过程；维夫斯则最先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教育概念，即教育主要是一个由学习者的本性所决定的教育过程。“在决定怎样对每一个人进行教学的时候，应该考虑他们的性情。仔细考虑这个题目属于心理学的研究”，也就是说，维夫斯把教育和教学建立在心理学认识的基础上。他对心理的对象、心理的活动、心理的类型和差异、心理的变化等进行了在他那个时代比较深入的研究。
可见，维夫斯在哲学、社会观和心理学方面都比伊拉斯谟更高一筹，这些方面对其教育思想有决定性的影响。
《论教育》共分教育的起源、学校、语言教学、高级课程、学习和生活五卷。我们从以下诸方面论述维夫斯《论教育》中前体现出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目的与教育的作用
与伊拉斯谟的精神一致，维夫斯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是造就具有虔诚行为和具有美德的人，力图将基督教的精华和人文主义的博雅结合起来。走向虔敬与美德之路就是潜心学习拉丁和希腊文学。
伊拉斯谟重德行，而维夫斯更重虔敬。
维夫斯认为上帝是最高的善，是人的归宿。一切真理来自上帝，上帝是最高的真理，纯正而且完善，所以我们应“甘心服从上帝，必须把它当全能的神敬畏他，当全知的神敬仰他，当仁慈的赐予者热爱他”。应首先教给儿童这些“宗教的基本真理”，培养他们的虔信，使孩子们懂得他生来是多么柔弱和易于作恶；使他懂得没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一件东西有或能有任何价值，“他必须经常地、诚恳地祈求上帝，没有上帝的帮助，他决不能希望有所成就”。
维夫斯认为不论教给儿童什么东西，“一切都应引导到虔敬”。
圣经是最重要的学习科目，“我们从上帝的圣经中不仅找证据，而且找到最高的权威，它不会欺骗我们，因为它是由不存错误的智慧产生的”。他认为圣经的威信应该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敬畏。
维夫斯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我们不应该为天性中坏的东西失望，也不应该过分信任好的东西。无论在一个国家或在一所学校里，都有着许多改变天性和品德的事例”，也就是说，未成可成，已成可革，教育可形成一定的品质，也可以消除一定的品质。
维夫斯并不只仅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教育，而且还从国家利益的高度看教育，“必须考虑家庭、祖国和祖国以外的利益”。“儿童是共和国的种子”，应象罗马人那样培养儿童关心公共福利、热爱自己的国家。获取知识不是最终的目的，“一当我们获得知识，我们必须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要它服务于公共福利事业”，“我们不能只是永远地学习，而是要把我们的学问用于生活实际。每门学问是无止境的，但在一定阶段，我们必须开始把它用于有利于他人和社会”。
总之，维夫斯是从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看待教育的作用的。
维夫斯还谈到环境习染的作用。他认为校址的选择非常重要，校址应选在清静、离开人烟杂沓的地方，以免学生分心；校址不应设在一个战争绵延的国家的边界上，以免战争的恐怖使他们不能安全地注意他们的学习；校址应远离宫廷的扈从，远离女子住的地方，因为官廷扈从往往用诡计扭曲儿童未成熟的、柔顺的心灵，女子往往用她们的美貌引诱学生；学校周围的居民应是学生可以尊敬的热心正宜的人，而不是可能会怂恿他们做坏事的旅馆老板或卑鄙、邪恶、追求小利的人。当儿童到了一定年龄该入学校时，父母应为他选择一个好的学校，寻找一个智慧和德行赖以生长的地方。
维夫斯重视家庭教育和早期教育。他认为，在孩子出生后，繁育应该尽早地开始。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同时父亲也应该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在童年期所接受的看法，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跟我们走得很远，如果它们在幼年时期就在行为中凝固和确定下来，那么它们在我们一生中的影响便更为深远”，所以父母以及与儿童时常接触的人应注意个人对儿童的影响，“父母所特有的虔敬，将扩散到和他们血肉相连的人的身上。所以，如果父母的性情不良，就必须忧惧。因为，父母和亲戚的性情，被孩子和奶一起吸进去，并随着年龄固定下来，有什么东西比此具有更大的影响呢，”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任务
维夫斯的课程是古代七艺和文艺复兴时期兴起的新学科的复合体，代表着当时最高的文化成就。在《论教育》第一卷第五章“知识的分类”中，他将知识划分为文法、修辞、哲学、几何、算术、音乐、历史、法律、科学、医学、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不同的领域，认为这些知识都是通过人的头脑的努力想出来的，“是从伟大机智的上帝那里获得的恩物”，“这些知识与虔诚是一致的”。
知识浩瀚无边，而人生短暂，必须对所读之书加以认真选择，“对每种科学或艺术必须指定一组书，要在学校里读和解释，其他，在课外自己读。生命是如此的短促和易逝，所以把精力不要消耗在那些多余的和有害的书上，以致使你在身体还能支持之前，生命即逝去。为此；必须选择书”。选择书的标准是什么呢？应“选择那些有益于人类的书”、应选择那些使人虔敬的书。读书“不要有任何空洞的浅薄的涉猎，而要涉及生活实际”，一个人应当“应用他在学习中获得的知识，既对生活有用也对敬慕上帝有用。而且，就是上帝的意图也是使知识趋于有用”。维夫斯提出学习知识还应导致虔敬，我们每个人都“罪恶甚重”，“人类罪孽已遍及全世界，灵魂的堕落情感如此强烈”，应运用知识的力量纯洁灵魂，“彻底认识虔诚的道理”。
维夫斯强调教育的基督教精神，对学生是否应当读异教文学持讨论的态度。他认为异教的书中“蕴藏着人的智力和学识”，“它包括那些通过观察、调查自然景物而得的对食物、健康以及其他对生活有益的资料；它还包括为很多方面服务的数学知识。它们还包括古代传下来的许多文字，事迹，强烈的、快乐的和虔诚的表现”，这些方面，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实际，对生活有重大的用处，益于培养人们的实际智慧。
但有些异教书“引起了对我们信仰的顾虑和怀疑”，这些书与虔诚和道德是格格不入的，“我们从这些书中找到好多称赞的声音，如对骄傲、忿怒、残酷、权力。财富以及享乐等的羡慕和崇拜，也会找到在他们的叙述中起污染作用的罪恶故事，如淫欲的、报仇的、自负的故事等。这些称赞和故事使学校出现狡猾、欺骗、冒充等现象，使灵魂无论愿意与否，都受到欺骗和诡计等的吸引”，异教的这些作品“是不纯的，是黑暗的”，不利于学生虔敬与德行的养成，应予禁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