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自己的第一本书送交第比利斯的出版社出版。出版社不接受。又写了第二本书--也不予出版。他给杂志写文章--把文章寄给教育部：让部长亲自推荐。当时他把《孩子们，你们好！》①一书的部分手稿寄去了莫斯科。一周以后，他收到了出版社社长的来信：
马上发排付印。过了一个半月，书出版了。自那时以来，这本书已多次被译成各种文字出版。不久前，它又被译成了泰米尔文--“我破天荒第一次听到，有这样的教师！”
在10月里的一天，低年级一位女教师飞奔到校长跟前说：“帕季阿什维利在学校里！”校长往走廊里望去，果真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Д·И·帕季阿什维利一人来到了学校，事先他没有通知过任何人。他与实验室的科学工作者和教师们谈了整整个小时。过后几天，一个委员会来到了学校。现在，他们不是来检查，而是研究，以便在党中央的政治局进行讨论。他们支持实验室的科学工作者和教师们的思想。斗争变得容易些了，但生活更艰巨。
四年级格鲁吉亚语课任课教师玛丽娜·科巴希泽孩子们正在评论关于实验教学的教科书。
让我们先来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教科书是为谁而编写的。当然是为了学生。可是目前它几乎始终是学生的敌人。它如同时刻在威胁学生似的说：瞧你的，我这就一桩桩地教训你这小子。它几乎从来不相信孩子。
在这所学校里，力求创造一种能成为孩子们的朋友的教科书。
使人难以理解的是，教科书会自己提醒你注意，给予暗示：照这样去做，学习就会变得容易些。
在实验教学教科书的第一页上印着诺达尔·杜姆巴泽亲笔写的序言。当教科书的作者之一玛丽娜前去找他，请求他写一篇序言时，他已病倒了。但他欣然同意了，最初他使用打字机打印，后来决定干脆用手写，他认为这样做更好些。
学校自己在出版各种各样的书。出版社被命名为《萨伊尔莫拉》。每一个低年级的学生都已经有好几本自己写的书被出版。这事是这样开始的(这一思想是阿莫纳什维利在某个时候提出的)：女教师在给孩子们做第一篇作文时说：你们想不想写书--配有图画、封面的书，我就听过这样的课，当时孩子们都带来了自己写的小书，这是一篇关于一个小男孩和一条小狗的故事。书的内容是闻所未闻的；小男孩与小狗怎样一起飞向宇宙，怎样与匪徒厮杀，怎样帮助一个孤独的老人。小书有红色的和天蓝色的，有方形的和圆形的，其中有一本书看上去甚至有点象一条达克斯狗。这些书都由评论家们，即自己的同学，在课上进行讨论。有我在听课的这一次，他们的意见都很温和，几乎没有提出过什么批评。这恰恰是因为不喜欢的缘故，课结束时，作者们这样说：应该严厉一些，关于玛丽娜·科巴希泽：她是教育科学副博士。不久前在竞争中获胜，现在出任教育问题研究所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室主任。在低年级教格鲁吉亚语。
阿莫纳什维利有一子一女。现在他们都已组成了各自的小家庭。年幼时他们也曾就读于第一实验学校。阿莫纳什维利曾因自己子女的问题而发生过麻烦吗？不用说，也碰到过。就以他的儿子帕阿塔来说。有一次，教师提问他《阿尔赛之歌》。他被叫到黑板跟前回答问题。他开始叙述，指出叙事诗有几种变体，接着又开始背诵这首叙事诗。教师打断了他的背诵：谁要你这样做的？我要你复述内容，问你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这就够了。(多么熟悉的情景：你是学生，我是老师，因此我要比你高明得多，你该做什么，你该怎样做，都得听我的吩咐)。
需知，阿莫纳什维利要花多大的力气才能劝说儿子继续去上学。
今天，家庭象学校一样，也是为确立或成人与儿童的新关系、新教育学而战斗的前沿阵地。我有一位熟人，她是大学教员、科学副博士。在家里，她与小女儿达成了一项互相处罚的协议：如果谁该受罚，就得面壁站墙角。有一次，她回到家里，发现在洁净的地板上有一块地方沾满了各种颜色的颜料：天蓝色的、绿色的、红色的。她一下子就大发雷霆，训斥女儿：“怎么搞得这样脏？”女孩子淌着眼泪说：“我好好的给你画了一幅画，而你却骂人，”妈妈不得不面壁站墙角处罚自己。同事们都指责她：你这样做，她永远也学不会尊重你！可是我们大人自己都学会尊重自己的孩子了吗？
有一次，10岁的帕阿塔对母亲说了粗暴无礼的话。母亲满脸挂满了泪水。阿莫纳什维利关上了房门(为的是不让家人听到)坚定地、象男子汉对男子汉一样地对儿子说：“你欺侮了我心爱的女人。
我很爱她。请问，你该怎么办？”帕阿塔没有预料到父亲对他的态度会发生这样的转变。“请原谅，父亲”，--说完这话他就转身走向母亲，向母亲道歉。
在教育女儿方面有这样的一件事。有一次，女儿尼娜在学校里与人发生了冲突，回家后关在自己房间里闷闷不乐，不与家里任何人说话。妈妈、祖母都焦急不安。阿莫纳什维利给她写了一封信，放在她的枕头底下。第二天，她瞧见了信。“这是什么玩意儿？”--“你把它读一下就知道啦！”--“关于我的情况，这里写的不是真情。”--“那末请写下，为什么不是真情。”于是她去写了。此后，阿莫纳什维利又给她写了第二封信、第三封信、第四封信、第五封信。
以后，当她感到困难的时候，就自己请求父亲：你能不能给我写封信？
历史课任课教师谢尔戈·瓦尔多萨尼泽谢尔戈教两个八年级班。在班上他组织了一次象在大卫·斯特罗伊捷尔王时代一样的真正的唇枪舌战。
在论战的那一天，书包装不下所有的“弹药”。
敌方一提出问题，另一方立即就挤成了一堆。喧哗声、辩论声、遗憾的叹息声此起彼落。(有哪个视导员能容忍这样的课么？在课堂上是禁止喧哗和笑声的。起立--坐下，两足搁在桌下--双手放桌上。都安静下来了吗？现在正常了。果真正常么？
一方发出了轻松的欢呼声：我们想出来啦！接着是沉默：一些人相信，他们回答得很正确；另一些人认为，对手不全懂得。所有的“弹药”(百科全书和手册、文件汇编和科学院的学术着作)全用上了。
全班都投入了决战。接连两节课没有休息。只有坐在后排的两名女学生一开始就默默地坐着。她们在想些自己的什么事，对事关大卫·斯特罗伊捷尔的事显得无动于衷。谢尔戈发现了这一点，就安排她们坐到前面一些的坐位上去。一分钟过后，她们也象其余学生一样地大声嚷嚷、推推挤挤，抓住了准备回答的一个男孩子的衣袖，要他务必看一看某个表格。
谢尔戈对答案并非都能同意。但学生们也可以不同意他的意见。当然，如果有仲裁者就好啦。
关于谢尔戈·瓦尔多萨尼泽：他在学校已任教9年。现在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历史、考古学和民族志学研究所研究生班学习。
新年过后，阿莫纳什维利接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打来的电话，请他到П.Г.吉拉什维利那儿去一次。他带去了孩子们的作文《使我高兴的和使我悲伤的事》--这是他们在前一天写的。在主席团，他们主要讨论了关于联合体的问题。在告别的时候，阿莫纳什维利请主席读一读他带去的那些作文。
“使我高兴的是，终于下了一场雪，整个城市好象穿上了一件银白色的新大衣”。
“我感到悲伤的是，每天早上从自来水笼头里流出的冷水象冰冻一样，使人无法洗脸”。
“我感到很伤心，祖母上老年人之家去了。从此没有跟我说知心话的人了，但我还是要上那儿去找她。”
“我感到很难受，妈妈重新嫁人了。我成了她的累赘，否则她干吗要把我送到祖父那儿去”。
这是一年级学生写的。第二天早上，电话铃响了。“沙瓦尔·阿莫纳什维利同志，你能不能给我那些孩子的家庭地址，想与他们的大人谈谈。”
阿莫纳什维利曾受到严厉的指责：让六岁儿童上学，他剥夺了儿童的童年！听到这种话，他肺都气炸了。他说：如果确是这样，我岂不就成了国家的罪人。有一个问题在困扰着他：究竟什么是童年？
期限？年龄？他的六岁学生来到了学校，他们在一起互相交谈中回忆着往事：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有一次，他给成人作讲演，他问听讲者：你们谁想在一瞬间长大20岁？在讲堂里听讲的成人中没有一个人表示愿意，唯独有一个意外在场的小女孩立即奔向主席台，对他说：“大叔，我想！”
看来，童年--这也许就是一个积极地、不可遏制地渴望成长的过程。
总之，这是一所平常的学校，合乎常规的学校。它本来就是这样的一所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教师是平常的教师，儿童也是平常的儿童。但它被建设成现在这个样子是花费了多年心血的。阿莫纳什维利创造了切合实际的面向人、面向个性的使教育人文主义化的机制，创造了基于合作原则的交际新形式，这种交际的新形式又孕育出了新型的教师和新型的学生。
在其他地方能建设这样的学校吗？即使是另一种学校，但只要有自己的多才多艺，教师又必定能够热爱儿童，善于促进他们的发展，同时也促进自我发展，就能建设新型的学校。社会主义越多--多样性就越多。苏共中央二月全会(1988年)强调指出：
“真正的社会主义坚定不移地扞卫自己的一切宝贵财富，它与追求办事的形式和方式的标准化、与思想、行为、活动的划一化是格格不入的”。
差点给忘了。飞向西班牙是怎么一回事？每个孩子都得到一张机票，通过了海关检查，接着就登机--学校的礼堂--对号入座。
当飞抵马德里以后，大家观看了西班牙舞蹈--在学校舞台上的演出。然后，导游带领大家去饭店。学校的炊事员们在紧张地忙碌着。
还参观了普拉多博物馆--在学校的绘画陈列室陈列着着名艺术家的作品的临摹品。
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一所平常的学校，但也是一所快乐的学校，儿童的学校。
可是，共和国教育部有一位工作人员向阿莫纳什维利坦白地说：
我没有读过您的着作。
另一位专家在获知我乘飞机前来拜访阿莫纳什维利后，恼怒地对我说：‘他是个疯子，在拿他的学生，拿他的教学法开玩笑：‘请大家在课上打盹’，‘请附着我耳朵说悄悄话’，这种态度在目前不也是很典型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