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100个人里有16.7个人可以上大学。这是全世界的平均报告，包括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都在里面。咱们中国是多少呢1996年的时候是5.7%。印度是6.9%，印度的大学生比例也比我们高。这几年我们上来了，接近10%了。韩国是60.3%，韩国为什么发达，你看有这么多大学生。泰国20.1%，新加坡38.5%，加拿大90.2%，墨西哥15.3%，美国81%。也是基本上都可以上了。巴西12.3%，乌克兰40.6%，俄罗斯英国49.5%，澳大利亚75.6%，法国51%，德国44.4%，意大利41.4%。这是1996年的数据。现在还在发展，我们现在大概接近10%，你想我们差了多少。由于大学生收得少，所以高中也不是说百分之多少都能够上的。包括北京，北京这两年有所改善，前几年的高中，特别是普通高中很难上。1998年，我还当所长的时候，也是这个时候我的办公室主任向我请假，说所长我请一个礼拜的假，当所长的离不开办公室主任。副所长可以请假，办公室主任很多事情都得给我办的。我说你什么事要请一个礼拜的假。他说我的闺女考高中，我以为考大学难。我说考高中有啥事呢，还得请一个礼拜的假，不准。他跟了我好多年了，他说你不知道，北京现在考高中比考大学难。后来我一了解，确实是这样的。北京每年初中毕业生15.5万到16万，前些年能够上普高的就5.5万。大部分的去考职业中专、旅游学校、服务学校等。这个家长他跟我们还不一样，他上山下乡，自己没有上过大学，所以拼了命也让自己的子女上大学。孩子也不愿上职业中专。我说社会事业落后于经济的需要。当然其他的医疗、卫生、体育、文化也落后，所以咱们足球踢个零，我看也是没法的。你本来就不重视。体育叫我来说，这些社会事业里面还是发展的快，也还算是好的。当然其他的，文化、医疗、科技，哪个事业都跟经济不相协调，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第三点，就是社会管理跟经济管理比较而言也差。这个管理是这样的，我们大楼盖起来了，高速公路修起来了，马路也越来越宽了。特别是马路，北京市就是因为管理不行，所以还是堵。
今天我来的时候就堵在路上了，那个出租车司机也急。因为管理当然不光是领导管理跟管理人员的管理。管理本身还有被管理的人。比如讲汽车司机吧，或者走路的人吧，他与现代化管理要符合。北京、上海这些地方，硬件来说跟国外差不多少了，但是就管理来说，就软件来说，那差的太远了。第一是交通，就是管不好。我国的首都都是七八个区了，像北京长安街这样的大街，那一边到石景山，这边到通县，一条线笔直，有的地方12车道这样宽的马路中国也只有这一条，这么直。而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在路上说，哪里有警察那个地方就堵，这里有警察这里就堵，真是这样的。出租司机特别怕警察，看到了警察在那里就开慢了。
学校也是这样的，现在我们的楼越造越高，越造越漂亮，但是到里面去一看，地上也好、黑板也好，就是差这个管理问题。我们的管理跟不上。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的改革，社会事业的管理叫我说基本上没有改，只是略有改变。就讲我们的科研单位、教学、医疗，要说完全不改也不是的，但是基本上没有改。要说严重的还是吃大锅饭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机关、我们的大学我们的科研机关这些我是有体会的，基本上没有改，还是凭良心干活，大锅饭。大学也是这样的，也有点儿改进。比如说我1957年进北大北大那时是相当漂亮的，树要比现在多得多。我们那时是在图书馆里面念书的，图书馆打扫的很干净，图书馆旁边还有校工，桌子都擦得干干净净，那叫窗明几净。1958年以后就不行了，学校就乱套了。到文化革命更不得了了，把我们的老师、教授都派去打扫厕所、打扫卫生，校工就是工人阶级了，就变监工了。现在要离了农民工那个学校、那个单位就没法过了。因为我们这套体制没有改。他只要不转正，这个人就好好地干，一转正就不好好干了。我深有体会的。我当所长的时候，有一个小伙子早来晚走，干什么活都行，后来有复印机，复印是他，后来打字也是他，那真是干活。干了六七年，这个也来说，那个也来说，说转正吧。转正了他就不好好干了，要开除他，领导没有这个权力了。这是体制问题。咱们的教育机构、科研机构基本上是凭良心干活。不像是工厂里面，减员增效，我把人减了，效益增上去。
这个体制没有改，所以社会事业方面的改进不太好。这四方面加起来，经济社会还不是协调发展。经济上去了，但是社会事业跟不上去，没有协调发展，我看已经在影响经济发展了，所以我们一再呼吁人口制度、人事制度要改，大学的教育制度要改。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经济形势很好，社会形势相对而言要差一些。
第二个问题城市形势很好，或者叫比较好，相对而言，农村形势，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形势不太好。城市形势你们都看到了，特别是大城市、特大城市，北京、上海，那要我说是相当现代化了。一年一变样。西四环那边好久没去过，这一看，当年我们上学的那一带都变了。不要说全国的面貌了，北京几个月不出去，你再出去就有点儿晕了，真是在变化。过去当所长每年要接待几批外国人，来了以后，到北京，我们领着他转一下，到北大、到人大，到颐和园到长城转一转，第二个到上海转一圈，再送到杭州，玩了一圈，然后再送到深圳，再回来座谈。说你们哪是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也不差啊。我说中国人好面子，都是叫你们看好的。我说现在只有这两个礼拜我就这么给你安排了你要是两个月，我就给你另外安排了。我说北京只要往西走一百公里，出了太行山，到那边你去看吧，就差50年了。再往西那就差一百年了。
大中城市这几年的变化，我们都不能想像。其实上海比北京还好，还快，还现代化。这是我讲的城市。农村可不妙，特别是1997年以后。《中国改革报》现在有一个编辑叫李昌平，他说了三句话我印象深刻。他说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个话不假。他在下面当了好几年乡党委书记。现在城市这一块这几年改革开放确实是有成绩的。那么农村这一块呢，80年代确确实实很好，但是现在中西部农村，大部分以农业为主的地方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中央这几年对农村的任务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叫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第二句话叫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第三句话叫保证农村的社会稳定、社会安定。1996年以来，或者是1997年以来，这三句话，要我看落实的都不好，特别是中西部。第一收入上不去，而且不光是上不去，还在那里减少。这几年明明是减少了，不说减少，说今年农民收入增长幅度减缓。我就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总量没有增加，1996年咱们的粮食出口一万亿斤，后来粮食卖不出去，过剩了。现在的粮食总产量在9200亿斤、9300亿斤，总量没有增加，每斤的粮食的价格1996年北京的大米卖1.8元、1.9元、2元一斤，现在1.3元、1.4元一斤，最好的1.5元，东北大米。我刚才讲了蔬菜也降、鸡蛋也降了，猪肉也降了，他怎么会收入增长了呢还说增长速度减缓。后来他们跟我们讨论，说我们统计也是经过调查的，也不是瞎说的。我说是什么道理呢？人还增加了，产量增加，单价又便宜了，这个钱怎么会增加呢？他说所长你看看我是农村人均净收入，不光是农业啊，还有做买卖的呢，还有打工的，这些收入不是增加了吗。这样我就没法说了。在城里打工，一年带回来两三千块钱，有做买卖的一年挣了3万了，人均不是增长了，我没有说你家啊。后来我也想出一个词来了。我们找到一个统计，就是说中国现在没有第二、三产业收入的农民是占多数的，这个数字是多少呢？2000年的数字是62%，既不打工，也没有第二、三产业收入，也不做买卖，62%，占大头。这一部分人收入没有增加。我说你们将来得有这个本事，他们说把这个词说好听了，人家领导也愿意。说减少收入不好听，就说是增长速度减缓。所以我说你们这是以平均数来研究大多数。平均数是增加的，大多数是减少收入的。现在农村是大多数人的人这几年不光是没有增加收入，还减少收入了。而这些恰恰是中西部是以农业为主的。第二句话负担不下来，因为这个很明显了，这个负担竟是往上涨的。为什么呢？计划生育、民兵训练、教育、干部工资、拥军优属，这些都是增加没有减少的。经济上不去、收入上不去，负担下不来，这是农村社会的特点。干部现在也没办法了，就得去收钱，这边没有，就拉你的牛，抱你的电视机，这不就引起矛盾了嘛。所以农村的各种事件不断地发生有的电视台、有些地方的记者，都在盯着乡村干部了，说你看减轻农民负担，你们不出钱，而且大吃大喝，讲了好多。我们下去一看，现在的乡干部也很难的，这个事情不怪他们。因为这是必然的，计划生育不能不搞，拥军优属不能不拥。现在乡村干部主要负担的中小学教育，干部一百多人，中小学教员加起来二三百人，在南方乡镇企业好的地方，发这些工资都成问题的，一个人一万，一个县，二三百万。有些地方没有乡镇企业，或乡镇企业搞的不好的地方，他没有钱给你发。有个小卖部、小饭馆，只有这些东西，他能收什么税，能收上来一百万元？只有向农民要一要这个矛盾就有了。所以现在乡干部，有些地方只好借高利贷，这个问题就比较大了。要我看中西部农村的问题比较大，这个问题需要上面财政体制跟管理体制来解决。打工的人多了，第二、三产业的人多了，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
总的来说，农村社会这几年，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农民的负担重，他就穷了。农村也是有问题的，现在差别是拉大了，这是个问题，所以我们正在呼吁要解决这个问题。一般是在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差距是缩小的，特别是二战以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四小龙他们现代化的时候，都是缩小的。我们从80年代以后是扩大的。我给你们说几个数。现在农民的人均收入跟城里面收入大概这么一个比，1978年是1∶2.34，就是农民挣元钱，城里面的人平均挣234元。到了1984年，是农村先改革城里还没有改。比例是1∶1.7。农民挣100元钱，城里人挣元钱，这是人均。这几年，1985年以后，差距逐渐拉大，到了1999年，1∶2.79，就超过1978年了。去年超过1∶2.9。就是农村挣100元钱，城里挣290元钱。这是讲统计上的数据。农民这一块有虚的，就是说还不一定到这个数，城里这一块有缩小的问题。农村的孩子上学要交钱的，咱们城里的不用交。城里还有医疗保险，还有社会保障，到冬天还有暖气费，还有这个那个的所以加起来现在实际上是1∶4，这个差距越拉越大。所以引起的矛盾就越来越多了。大致现在是这样的，从购买力来讲，三个农民买的东西还不如一个城里人买的东西。如果要把农民的收入提上来，现在这些东西不够卖的。国外一般说是1∶1.5是比较合理的。农村里面有一些开支要比城市里的小。所以现在要解决农村问题，我一直呼吁要解决“三农”问题。现在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到底怎么解决，现在都在呼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我想我们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是个很大的问题。问题是积累下来的，现在这个问题是很大的。要这么下去城乡差距越来越大是会出问题的。
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形势东部的形势比较好，中西部的形势特别是中部的形势不太好。东中西部关系实际上还是城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