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动的间谍车
1944年1月16日，“霸王”行动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抵达伦敦。从那一刻起，“霸王”行动就开始支配与希特勒之间战争的方方面面了。诚如艾森豪威尔所指出的：“我们正在把所有问题都往桌面上摊。”
许多精心的、具体的计划是在幕后完成的，比如在法国英吉利海峡沿岸搜集重要情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个最为大胆和富于想像力的杰作，就是由两名盟军情报员组成间谍小组，从德军心脏内部源源不断地送出了一系列重要情报。
法国北部各地，特别是在小乡镇，卖葡萄酒的小贩总是把巨大的木桶放在两轮车的底盘上，推着车，穿过小镇，把酒直接卖给法国人和德国士兵。需要多少，就从桶底的一个小孔处放多少。
两个颇具胆识的秘密间谍设计了一个方案，一个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可移动的木桶就是奥妙的所在。他们把大桶分隔成两层，下半部分盛酒，而上半部分仍保持=F燥。
在上面一层，他们安装了一种短波无线电发报机。然后，当一切准备就绪时，无线电操作员带着设备爬进酒桶上半部分躲藏起来。他的同伴，在酒桶下层装满酒，在这一地区的街道上来回穿梭，观察和搜集德军重大活动的信息。
行进在顾客中间，推车的脚夫会随时对路上看到的情况进行现场评论，那些都是伦敦情报机关感兴趣的信息。无线电操作员将信息译成密码，然后通过他那安置在滚动的酒桶中的发报机把这些情报传送出去。
为了阻止盟军的间谍情报组的活动，德军使用了带定位仪的卡车，它能准确的找出秘密的无线电发报机的位置。而移动的木桶使卡车几乎不可能探测到木桶上的无线电设备。当谍报人员将酒桶车推到定位仪巡逻的地区时，立即把车停住。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情报人员只是在酒车移动的时候才发送情报了。
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个情报小组几乎每天都向伦敦传送德军部队和装甲车的调运情况。他们除提供了各个师团的兵力配置、指挥系统构成以及部队的士气等信息外，还准确地描述了盟军轰炸机要摧毁的那些经过伪装的军用品供应站以及德军司令部的位置。
毫无疑问，登陆行动开始的时候，正是这个两人间谍小组的情报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希特勒的“歌利亚”
激烈的战斗正在美军第45步兵师那一片火海的安齐奥滩头阵地上展开。盟军己于1944年1月22日在这里登陆，这里距离德国在意大利中部的防线还有60英里。美国炮兵观察员几乎不敢相信，透过望远镜看到的距离前线仅几百码的地方所发生的一切。
眼前出现了一些不到五英尺长、三英尺高的微型坦克，正在哐啷哐啷地向美军开过来。那就是这些观察员以前从未见过的阿道夫·希特勒的最新“秘密武器”——“歌利亚”①。它们都装有炸药，通过联结在无人操纵的机车上的一根长电线发出的电子脉冲进行遥控。
那天，有13辆“歌利亚”朝第45步兵师的阵地袭来，它们的“功能”主要体现在蹚雷区、撕开铁丝网，总之，为步兵团开辟一条进攻路线。
爬进无人区刚刚5分钟，大概离美军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13辆“歌利亚”全都不能动弹了。在前线瞪大眼睛的美国兵无从知晓，这种微型坦克实际上是德国工程师的一种“讨厌而危险”的玩具。但是，因为它们是元首的“玩意儿”，所以一定要拿到安齐奥来用一用。
多诺万惊现伦敦
“疯子比尔”威廉·J·多诺万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他白手起家创办美国战略情报局仅仅是4年前的事情，而且，最初只有他和他的7个助手，共8个人。他的工作业绩实在令人吃惊，几个月内，他就创建了一个全球性的情报和颠覆组织。这个组织正试图赶上德国和其他国家的世界性情报机构，而那些秘密团体已经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作为指挥纽约州的第69步兵“战斗团”的陆军上校已经赢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十字杰出勋章、三次紫心勋章和其他战斗奖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由一名哥伦比亚大学的足球明星变为华尔街知名的律师，并通过精明的投资成为了一位拥有数百万资财的富翁。“疯子比尔”由此成为他的绰号。同一时期像他那样的美国人寥寥无几。他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国家的财政金融界、商界和政界都有着密切而广泛的联系。对他最为赞赏的人里，就有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
虽然多诺万被笼罩在了无数的光环之中，但他还是保持着谦逊和不摆架子的作风。他无视危险的习惯是广为人知的。他的一个老朋友曾经宣称，“疯子比尔”不是脑子里少根筋就是疯了——“或许两方面都有一点。”
1944年早些时候，多诺万受命飞赴英国参加关于诺曼底登陆的讨论。当飞行员出来看他时，他正在认真地读一份绝密报告。 “什么事儿，机长?”多诺万漫不经心地问。 “先生，一场浓雾正弥漫在不列颠群岛上。”这是一个足以让人吃惊的回答。“我已经尝试了几乎所有重要的机场，请求降落。但它们都关闭了!”
将军问还剩下多少油料，得到的回答是还够大约一个小时用的。“那么，继续寻找机场。” 多诺万说完，又读起了他的文件。
半个小时过后，飞行员又回来了。他解释说，发现了一个偏远的机场，但是有一些“小坑”，并询问是否可以试着在那里着陆。“最多不过显得有些凹凸不平。”他补充道。
这位间谍首脑询问那个机场离伦敦有多远。听说只有75英里远时，他告诉飞行员，就在那里着陆。“我不在意一点颠簸”，他还是漫不经心地说。可以想象得出来，他并不认为这次着陆充满危险。
着陆对于机乘人员来说是令人痛苦的——“疯子比尔”除外。飞机在地面无线电“引导”下降落。飞行员清楚跑道太短了，在连续几个突然转向之后，飞机还是颠簸而行。
飞机嘎嘎作响地停下来之后，多诺万命令一个副官想尽一切办法把他送到伦敦。在这样一个偏远的极少使用的辅助机场，能找到的运输工具是非常有限的。“任何形式的车都可以”，这位间谍首脑说。
大约三个小时以后，一辆溅满泥水的脏兮兮的美军四轮卡车在卡拉瑞芝门前停下。卡拉瑞芝是伦敦一家奢华的、有声望的酒店，主要是高级军官和政府领袖们光顾这里。
卡拉瑞芝那位身着优美制服、举止礼貌得体的门卫看到这辆脏兮兮的卡车弄乱他的草皮后，皱着眉头表示不满。因为，很长时间以来，他已经习惯迎接那些干净整洁的载着各界要员的豪华轿车。
毫无疑问，当认出是威廉·多诺万将军时，这个看门人一下子表露出满脸的不相信。威廉·多诺万是世界上最有权势和最为出名的人物之一。他敏捷地从卡车尾门跳到地上，就好像这种到来的方式也挺符合常规一样。
滩头阵地上的甲壳虫比赛
1944年3月中旬，在安齐奥滩头阵地上，10万英美士兵被德军困在意大利这个30英里长的狭长半岛上。随着僵持局面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过去，双方都对战争感到厌烦了。就像是传说中的经过残酷厮杀而不分胜负的两头怪兽，耗尽了力气，正流着鲜血，大口地喘息，双方的兵士被迫归于寂静。
一股诡秘的气氛降临沙场，并且还要持续几个星期。虽然位于距内陆不远处高地的德国人能够看到滩头阵地上的一举一动，盟军士兵还是创造出了一系列的消遣活动，而且几乎没有哪个德国人会破坏这些“消遣”活动。
赛马是流行的活动。美国和加拿大第一集团军的精英们为把一些健壮的马聚拢起来，经常在夜间突袭意大利农村的马厩。一块长条形的土地被人们用界线划开。满身泥土的充当职业赛马师的士兵将马排成一行。当朝天而鸣的枪声响后，这些笨拙的农田里来的“赛马”开始奔跑，沿着规定的线路，或左或右，或快或慢。
士兵们对这些比赛下了很大的赌注，这也是他们扯着嗓子欢呼的一个因素。同时，当他们为谁是胜利者而争吵时，偶尔的打架也是难免的。在高处看台席上的那些无聊的德国兵可能也在为这些比赛而下赌注吧!
英军防区也流行着一种赛跑一一甲壳虫赛跑。寻找参赛者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汤米”(这是对英国士兵的称呼)所要做的一切，仅仅只是去挖一道浅的带有缺口的沟渠。几秒钟时间内，沟渠的底部就会挤满了扭动的甲壳虫。
每个士兵的甲壳虫都染有不同的颜色。所有的参赛选手都被放到一个坛子里。这个坛子安放在一个直径6英尺的圆圈的中心。随着观众呐喊声的响起，甲壳虫离开了坛子，一场精彩的比赛开始了。
随着甲壳虫疾跑在这片土地上，粗狂的欢呼声和喊叫声穿越这片荒凉的土地。领先者得到的不仅仅是骄傲，而且也有金钱。英国士兵对他们的宠物都下了赌注。第一个穿越一道弧形线的甲壳虫将被宣布为胜利者。
有一只甲壳虫表现非常出色，连续几个星期都获得了胜利，被称为常胜将军。不幸的是，它的这一荣誉持续时间很短暂。一位士兵不经意，踩死了这位常胜将军。
醉鬼串门
1944年年中，一股怪异可怕的平静继续盘旋在陷入僵局的安齐奥滩头阵地上。美英士兵开始认为，他们可能注定要在意大利的这块狭长地带度过余下的战争日子——或者是他们的一生了。几百码开外的德军士兵可能也在这样想吧。
由于手头上有打发不完的时间，嗓子也变得非常干燥了。美国人将他们无与伦比的“废物利用”的天赋又用上了。很快，临时改装的酿酒厂在很多地方都冒了出来。当一颗没有目标的德军炮弹恰巧给了酿酒厂一击的时候，愤怒的美国兵会把这种行为定义为“战争暴行”。
这些酿酒厂是由5加仑容量的汽油罐和大量从滩头阵地那些飞机残骸中捡来的管料组成的。那种从临时凑成的装置里面流出来的经过调配的饮料，被士兵们称为“基卡普人狂欢酒”。这个名称取自当时在美国大陆非常流行的滑稽连环漫画《里奥安布纳》。
晚上，战士们经常在安齐奥前线饮水处的供给站获取自制的葡萄酒。口渴的美国兵设法喝下这些饮料，在更多的情况下还会保留一些。
一天，美国第3步兵师的一个士兵喝了过量的基卡普人狂欢酒，醉得不轻。他戴上一顶黑色平民帽，洋洋自得地用一只胳膊拄着拐杖，摇摇晃晃地穿越无人区，闯入了德军的前哨处。因为战斗僵持局面使得双方的伤亡率都大大降低了，因此，德国兵也以一种平和的心态抓住他。
在随便问了这个美国大兵一个小时之后，德国人把他调转身，依然给他带上帽子，送他上路。他又摇摇晃晃、步履蹒跚地回到了美军阵地。
一个在床上度过战争的间谍
在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就是看门人。多数情况下，看门人是一位妇女。在办公楼前面大门旁的一问小公寓里，她，或者是他，忠实地看管着前大门。通过手工或者是按钮的方式，看门人回应门铃，打开大门。法国多数“闲人免进”的楼宇里都有这一套设置。
看门人掌控着这个重要的机关，查看所有的进进出出者。在德军占领区内，即便是那些德国人占据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看门人也依然被留下来。
在巴黎，德国空军占据了一座大的办公楼，作为他们的司令部。女看门人由于在德军占领前已经在那里呆了很多年，继续留用，坐在门里边那间小玻璃亭内，将所有未经允许的人拒之门外。
1944年早些时候，一名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效力的法国男人找到这个看门人和她的丈夫，问他们，作为法国爱国者，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个工作的据点和从事间谍工作的合法身份。他们答应了，尽管他们知道这样做会危及他们的生命。
一天，这个看门人“允许”这个间谍进入了大楼。按正常程序，他带着伪造的证件，拜访了那位负责德国空军办公楼正常运转的德国长官。这个法国人撒谎说，他的房子被英国人的炸弹炸毁了，他只能来到巴黎，与他惟一的“亲戚”～那个看门人及她的丈夫生活在一起。
这个德军上校检查了他伪造的证件，然后说他没有意见。于是这个特工就搬进了看门人的三居室。
好几个星期的时间里，战略情报局的这位特工每天都出去“工作”，晚上6点左右才回来。这座大楼里面的德国人忽视了他的存在。当他感到时机成熟的时候，就躺到了他的床上。看门人逢人便说，她的“堂弟”得了严重的流感。
在他“生病”之前，这个间谍已经在通向德国空军司令部内室的大楼里安装了微型窃听器。借助于这种头发丝一样的电线和灵敏的装置，可以窃听室内的谈话或是通过电话线的谈话，而不需要直接地点击程序。这个电线的末端就连着间谍的床。被子下面，藏有一个微型的无线电短波发报机。
一天又一天，这个“病重”的男人一直就躺在床上窃听德国空军的最高机密。(他自己会讲一口流利的德语。)l944年6月，在盟军登陆诺曼底的前几个星期，他窃听到了德国空军拟议阻击水陆两栖和窄降行动方案。
在深夜，当大部分德国人都已离开大楼以后，这个法国人的短波信息就从他的“病床”上发往伦敦。
从诺曼底登陆开始到8月22日盟军攻占巴黎，差不多3个月长的日子里，盟军最高统帅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不断地接收到来自德国空军心脏的关于空中阻击盟军的绝密情报。
砸开锁链
自1942年9月起，英国陆军上尉乔治·多诺万·琼斯就连续用无线电波向伦敦传递秘密情报。一年半以后，伴随着盟军在法国西北部登陆的准备工作的进展，琼斯(化名伊西多尔)一天之内要使用他的无线电发报机好几次。
琼斯是代号为“文具商”的英国地下组织的一位关键性人物，这个组织对于伦敦有着特别的重要性。这个间谍和颠覆系统位于法国中南部。这里有通往南北的公路和铁路干线。德国人认为，这里是盟军登陆之后，德军向北增援诺曼底的要害地区。
1944年春的一天，琼斯乘坐一辆公交车到附近一个城镇，递送一份来自伦敦的重要情报给“文具商”总部。不料，这辆巴士被保安队员截住。这些法国警察已经转为德国人服务了。他们从琼斯身上搜到了密码笔记本。于是，他被戴上手铐，送到了维希——法国傀儡政权的总部所在地。
面对审讯官，反应灵敏的琼斯编造了一个合乎情理的故事。他解释说，他是一个从英国跑出来的战俘，陷入了一个他只知道两三个成员的地下抵抗组织。他否认他有过间谍活动。
法国审讯官看上去相信了他的故事，并说他将被拘留。但正在这时，盖世太保发现了他的无线电发报机。此后两个来月，他被手铐和铁链锁在阴暗潮湿的单身牢房内的墙上，只有每天几次遭受毒打时才解开锁链。
一天晚上，在琼斯饱受折磨之后，那两个盖世太保，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把他们的囚犯用手铐铐在一把木椅上之后，就离开了位于三楼的问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