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后，复有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于场屋，(《郡斋读书志》卷一上《论语解》十卷。王安石介甫撰，绍圣后亦行于场屋，(因上卷一下介甫素喜《孟子》，自为之解，其子雱与其门人许允成，皆有注释。崇观间，场屋举子宗之、(同上“后志”卷二此外，龚原把《字说》、《洪范传》和王雱撰着的《论语·孟子义》刊版流传。“一时学校举子之文，糜然从之，”(《宋史·龚原传》)“荆公”的“新义”之所以能够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占据思想界的统治地位，诚然与王安石执政后借助行政力量把《三经义》颁行于学校有关，但更重要的是，“荆公新学”反映了北宋中期普遍兴起的社会改革要求和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倾向，“介甫今日亦不必诛杀，人人靡然自从”(《河南程民遗书》卷二下)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所以，有一次，礼部讨论王安石的教材，祭酒杨时指斥王安石的书为邪说，“几危社稷”，请夺安石配享，“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感”时，陈过庭认为这种作法太过火了，说王氏着作为邪说更是错误的，学生们习用王学，群起而攻，大骂杨时，杨时吓得躲了起来，学生们仍不散去。直到罢免了杨时的祭酒职才算了事，此外，全祖望也指出过伊川对荆公《易传》的推崇，(见《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附录》“周礼新义题词”宋室南迁，王氏经学受到全面攻击，至于将南迁也归罪于新学者，但其在社会上的影响仍不亚于官府推崇的二程学说，连宋高宗也不得不承认：“王安石、程颐之学各有所长，学者但取其长，不执于一隅为善”，(《宋会要辑稿》“职官”六之六十)绍兴二十六年又专门下诏：“科举取士，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朱熹也指出：“王氏新经尽有好处，盖其极平生心力，岂无见得着处？并举书中的改古注、点句数处，云：“皆如此读得好，此等文字，某尝欲看一过与摭其好者而未暇，”(《宋子语类》卷一百三十)可见其对《三经义》仍是基本肯定的。朱熹曾撰《学校贡举私议》成为后几百年程朱理学教育纲要，其中仍认为举子必读王安石父子的“五经”、“四书”着作，其谓：
《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修、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薜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吴、胡寅等说，亦可采，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未流弊。
这篇文章的撰着年代未可考定，然其中评及贡举混补制，据《宋今要·选举志》。贡举混补制，始于孝宗隆兴元年，故推论朱熹此文当撰于隆兴元年以后，朱子本文明确认为举子应兼取王安石所注之《易》、《书》、《诗》、《周礼》，甚至认为王安石，王雱所注之“四书”亦不可废弃，并认为经义禁引史传并非王安石的主张，可见“新学”在南宋时期的影响和地位，后来清代学者钱仪吉还论到：“迨南渡后，既已罢从祀，尽弃其学，然当时诸释《周礼》者，尤多称述，知其言固有不可废者也，”(转引自《山西师大学报》86年专刊19页后来批评王安石经义的人也不少，有的出于政治上的偏见，有的出于纯学术的观点，集中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新经义释经不严，肤浅繁芜，错误很多，汪藻谓王安石所注“新义”。“类皆掇取前人咳唾之余，熟烂繁芜，喋喋哼哼，无一字可取者”。(《浮溪集》卷二十一《答吴知录书》)魏了翁在《师友雅言》中指责，郑康成根据汉制和王莽制度，将“膳夫”“泉”、“息”等义弄错了，王安石又以讹传讹，“介甫”错处尽是康成错处，吴叔杨也指出过《字说》释“诗”的错误，(《吕氏蒙童训》)等。
二是认为王安石“新义”诋毁圣人、破碎大道、学术害人心，甚于政事，陈公辅说：“议者尚谓安石政事虽不善，学术尚可取，臣谓安石学之不善，尤甚于政事，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又说：“《三经新义》、《字说》诋毁圣人，破碎大道，非一端也。”(《宋史·陈公辅传》)
这与二程“今异教之害，大患却是介甫之字，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二程全书·遗书二上》)的基调是一致的。
三是认为王学乃邪说淫词，甚至把靖康祸乱都归罪于新学，林之奇说：“王氏三经，率为新法也，普人以王、何清谈之罪归于桀纣，本朝靖康祸乱，考其端倪，王氏实负王、何之责，存孔、孟书，正所谓邪说、波行、淫辞之不可训者。”(《宋史·林之奇传》)胡宏也说：“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遂使敌国外横、盗贼内讧，王师伤败，中原陷没，”(《宋史·胡宏传》)这些批评可谓苛刻。
客观地讲，“新义”有长处，也有短处，长处在于把传统经义与观实斗争相联系，使其直接为现实服务，从学术上讲，抛弃了过去的章句训诂的烦琐，为思想的发展冲开了禁区，打破了桎梏，短处在于，由于强调与现实社会的联系，有时不免牵强附会，穿凿引申，既冲淡了学术的严肃性，也冲淡了政治的严肃性，这都是事实，如果客观地批评这些短处，也不是不可以接受，但在对《三经义》的肯定与批评的争议中，从教材改革来看，表现出来的却是尖锐的政治斗争，是要不要进行教育改革的问题，教材改革实际上是政治改革的反映，争议表现出的是不同的政治势力、学术派别对教材改革的旗帜鲜明、壁垒森严、针锋相对的政治态度。从王安石的教材改革来讲，一方面，反映了政治改革，与思想意识，学术理论的关系，要实施新法，就一定要从思想意识、学术理论上着手，改变原有的意识形态，统一人们对改革的认识，不从学术思想上提供理论说明。形成改革的舆论，政治改革就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不可能取得成功。反对派也非常明白这一点，所以才在对待新学，对待新义的问题上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政治改革与教育改革、教材改革的关系，政治改革不能离开教育改革，政治改革要取得成功，一要统一认识，二要培养人才，这都要依靠教育，王安石不仅采取了一系列教育改革措施，而且从教材改革入手，亲自动手做这项工作，因为他知道教材的重要作用，知道教材在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学校组织是躯壳，教学内容才是灵魂。所以，他不惮烦劳，虽在“疾病之间”，还在“考证误失。” (《乞改三经义误字札子》)这些都说明了王安石教材改革在政治改革过程中的充分自觉，为教材的改革树立了值得借鉴的典范。
第二，“以经义取士”，“务通义理，不须尽用注疏”，从此彻底打破了传统经学的繁琐学风，对于培养和选拔封建社会的新型官吏，解放士子的思想，形成独立思考，联系实际世务，研究“义理”、“大文”的经学风尚，都有着开辟道路和奠基的作用，从此肯定了以后几百年的儒学学风旨趣和发展道路。
对于“以经术取士”的这种以“义理”和“大义”取代词赋的作用，王安石是很自觉的，熙宁五年五月，王安石在同冯子京辩论贡举改革的成就时说：“西北人旧为学究，所习无义理，今改为进士，所习有义理，以学究为进士，于士人不为不悦：去无义理就有义理。于所习不为不善，此亦新法于西北士人可谓无负矣，”(《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三十三)在这里，王安石本人就是把大义试经看作一项新法的，对于“以经术造士”的这种思想解放的作用，后世学者也多持肯定态度，绍圣间蔡卞等所修《神宗实录》云：“自诗赋取士以来，学者凋敝聪明，及其中选，施于有政，无所用之。其弊所从来之，然莫能革也，自上即位，稽合先王，造立法度，而议者不深维其意，群起而非之，上以为凡此皆士不知义故也。故罢黜声律而修明庠序之教，由是人务经术而识义理者多矣。”(《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熙宁四年二月丁已)人们“务经术而讲义理”，明了变法是“法先王方政”，就不致于“朝廷欲有所为，异论纷然，莫肯承听”了，即使“元佑更化”时，司马光也认为：“神宗皇帝深鉴其失(按：指诗赋取士)，于是悉罢赋诗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乃革历代之积弊，复先王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也。”(《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二《起请科场札子》)刘挚也说：“熙宁初，神宗皇帝崇尚儒术，训发义理，以兴人才，谓章句破碎大道，乃罢诗赋，试以经义，儒士一变，皆至于道。”
(《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元佑元年闰二月庚寅”)微宗时，李复也曾评论道：“臣恭睹神宗皇帝悯士弊于俗学之久，概然作新，造之以经术，发明圣人遗言，使讲求义理之所归，庶知乎修身行已，上以事君，内以事亲，莅官临物，弗畔于道，”(《历代名臣奏议》卷——五)这就是说，以经术造土，不仅统一了思想，而且培养了有实际官务能力的新型人才，王船山评王安石“以经术造土”的意义和作用说：
介甫以经义易诗赋，其意良善，欲使天下之士者自习于圣贤之言，虽未深造，而心目之间常有此理作镜中之影，以自知妍媸而饰之。(《俟解》)
熙丰新法，其元佑废之，不能废，迄至于今，有名实相仍。行之不革者，经义也，保甲也。(《宋论》卷六诗赋之视经义弗若也。(同上卷四王安石革词赋，用书义，亦且五百余载矣，使学者习效圣人之言，以移其意气，其贤于词赋明甚。(《噩梦》)
这几段文字主要的意思，一是“以经义造士”其出发点是要使学者直接接融经义，以自陶于圣人之言，故经义比辞赋高明；二是“以经术造士”。五百余年来一直影响教育实施，仍不能废，可见其影响是深刻和持久的，是有生命力的，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也说：
推宋王安石以经义试士也，盖鉴于诗赋之浮华寡实，帖括之迂腐无用，故欲借先王深博之经文。令学者发精微之大义，以为诸经包括天人，兼该治教，治世宰物，利用前民，苟能发其大义微言，自可深信其通经致用，立法之始，意美法良。(《请废八股试帖楷法改用策论》
清人蒋士铨称道王安石“以经义取士”的改革时也说：“立法至今难尽改”。“后来十九遵遗法”。(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第402页引具体说来，以大义试经术和策论，其长处也是很明显的。
经义考试以大义试经，是针对帖经和墨义考试而来的，帖经和墨义是唐代以来一直沿用的考试办法，所考查的只是士子对经文和注疏的记忆、背诵，而根本无法考查士子对经典的理解和现实的发挥，不利于以经术经世务，其弊陋自从使用以来就遭到攻击，正如孙觉所说：“学究诸科多不通经义，而狠以记诵为工，记诵不能，则或务节抄，至断裂句读，错谬文辞，甚可悯矣，”(《宋朝诸臣奏议》卷八十《工神宗论取士之弊宜有改更》)这种考试方法所选拔出来的，不惟是可笑的腐儒，而且这种考试方式本身也导致圣人大道的离析破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