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能想起的事，也就七八岁时的光景，再往前便混沌一片模糊不清了。七八岁应该上学了，家里虽然穷，但还是用五十斤谷子抵一年的学费送我去念私塾。正规学校那时只在城里有，我们管那叫“洋学堂”，我们村子里只有私塾，教书先生是一个白胡子老头，听说以前中过秀才，清朝早没了，他还留着小辫子穿马褂，那模样怪怪的，挺吓唬人，平时我们村大人小孩见了他都得恭敬地停下来喊“先生”。第一天上学新鲜，所以印象深，先生在黑板上写的两个字“天、地”，我到现在也没忘。第二天学的什么就想不起来了，再后来就学什么“人之初，性本善”……记不住，打手心，我就不喜欢了。我爱漫山遍野跑，抓蛐蛐，捉泥鳅，斗蟋蟀，那多自由自在呵。
我性子野，那是因为打小就没人管。我父亲在我出生几个月时就死了，说是病死的，什么病，怎么得的，也许有人告诉过我也许没人说，反正我是怎么想也想不起来了，倒是爷爷的一番话不用想也记得清清楚楚。我爷爷说我们姓朱的原是村里大户，后来人丁凋零，反而排在了外迁来的姓郑的姓周的后面了。这话不是爷爷乱说，要不然我们村怎么叫朱家村而不叫郑家村或者周家村？我爷爷他那辈还有四个亲兄弟，可是到了我这一辈，我的堂兄弟加起来也只有四个，真是一代不如一代。我爷爷说没准是我哪个老祖宗做了什么缺德事，结果报应在后辈身上。“孙子，你给我记住了，人不能做坏事，做了坏事是要断子绝孙的！”爷爷说这话时哭得那凄惨，直到现在还让我做噩梦。
父亲的模样我是没印象了，母亲的模样我也记不清楚了。我父亲死时我还在吃奶，我母亲把我一扔，改嫁到邻村去了。我不怪她，她还年轻，没理由守着孤老头和小屁孩儿辛苦一辈子。小时候看别人家的孩子有妈妈疼，我心里很羡慕，就借口肚子饿偷偷跑去邻村找我妈，她也管我一顿饱饭，但没给我什么好脸色。她嫁过去后又有了几个孩子，日子过得也不容易，她怕对我好了我会粘上她。她爱理不理的我也就死心了，没好意思再去找她。慢慢的，也就把她的模样给忘了。
有印象的只有我爷爷一个人。农村人结婚早，别人的爷爷正当壮年，我爷爷却满脸皱巴巴的跟核桃似的，牙也掉光了，看起来比隔壁四世同堂的郑老爷子还老。我也不知爷爷到底多少岁，光听他说清朝哪年生的。听人说我爷爷结婚不迟，但光开花不结果，一直到四十多岁才得了我父亲，还难产，我父亲一条命是用我奶奶的命换来的。我爷爷瘦得跟竹竿似的，出门的时候遇上刮大风，我都要紧紧地抓住他的手，生怕他被大风吹走了就再没有人张罗我吃饭了。爷爷整天愁眉苦脸地捧着烟袋，咳咳地抽，然后吐一口痰在地上，一副痨病样，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我从吃奶的孩子拉扯过来的。
我们爷孙俩老的老小的小，祖上留下来的那点田也没法种，就拿去租给别人换点钱，爷爷拿着这点钱就带我去赌场。我记得爷爷常跟我说：“孙子，你给我记住了，长大以后，嫖、赌和大烟，这三件你碰也不要碰，那都是破落门户的缺德事，做了是要遭报应的！”我就不明白爷爷为什么还要老带我去赌场。问他，他也不说话，拿起烟杆子就往我身上招呼。爷爷赌得很小，不管输赢都停手，然后手里捏着筹码在赌场里逛来逛去，好像找机会赢钱似的。在赌场赌钱，赌场免费供饭。赌场的人说爷爷人老成精，把赌场当饭馆了。爷爷听了只是嘿嘿笑，不接话茬。说归说，赌场的人倒也没有往外赶我们爷孙。
我不喜欢读书，爷爷开始时不答应，他对我说：“孙子，你好好读，将来长学问了做大官，给祖宗挣脸。”我也想给祖宗挣脸面，但不知怎么的，我一坐在学堂里听先生摇头晃脑念书，就像听见蚊子嗡嗡叫，我的眼皮就直打架，头也小鸡啄米似的在桌子上“乒乒乓乓”地磕，先生不乐意，老把我抓起来打手心。那戒尺是竹板做的，“啪啪”地打在手心上，疼，我只好逃学，往山里钻。不敢回家，也不敢待村里，不然被爷爷捉到除了打一顿还要往学堂里赶，那多不划算。往大山里钻爷爷就找不着了，等到太阳下山了我才慢吞吞地回去，免不了打，免了上学堂也好。我平时还算听话，也不知怎么了就铁了心不上学，爷爷拿我没办法，骂了句：“没出息的东西，看你也就是泥腿子的命。”就不再往学堂赶我了，又不放心我一个人在山上乱跑，就让我跟人结伴上山打柴禾、学做扫帚、插秧。我倒觉得做这些比认字有意思得多。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了。那天，那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个特别的日子，特别得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早上下了阵雨，后来出太阳了，天气暖融融的，有点风，风里有雨后泥土的那股腥味，爷爷和村里的老人在村头的凉亭里抽烟聊天，我在凉亭不远的地方割草，来了几个穿得像行商模样的人，到凉亭里给老人们敬烟问话，我好奇，也跑了去，站在爷爷背后假装给爷爷捶背。商人模样的人问路，也谈庄稼收成，又打听附近有没有国民党部队。老人们都摇头，说：“没有国民党兵，”猛吸了两口纸烟又接着说，“乡里派壮丁倒是常有的事，娃娃去了就没见过回来的，不是在打仗吗，也不知是死是活。唉，不知这天下什么时候能太平，让老百姓不用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几个商人模样的人互相看着笑了，说：“就快了，就快了。”说着站起来向老人道了谢匆匆忙忙走了。他们走了我也回去继续割草，直到爷爷喊我回去准备午饭。
我正准备坐下烧火，就听得隆隆的声响，起初以为是老天打闷雷，但那声音不停，反倒越来越响，从远处一路过来，我感觉地在动，再一看，桌子上的碗筷、爷爷的烟杆，都在桌子上扑突突地跳。我和爷爷连忙跑出门，不光我们，全村的人都跑出来了，一个个站在家门口伸着脖子张着嘴瞪着眼睛朝村口看。虽然早上刚下过雨，但村口那里却黄尘滚滚，响声也是从那儿来的，那感觉就像是有什么怪物把地翻了个遍，边翻边往村里来。等到可以看明白了才知道不是什么怪物，是人，好多的人。前面是汽车骡马拉着大炮小钢炮还有用帆布盖着的一箱箱东西，那时不知道那些是什么，现在知道是军火；车马后面是跑步的人，都穿着黄衣裳，戴着帽子，绑着腿，背着包，扛着枪。这些车、马、人，也不知打哪儿就天兵似的突然出现，一直走了三天三夜没有断，密密麻麻排着队走，就像要下雨时搬家的蚂蚁，我这一辈子就没见过这么多的人。
我爷爷说：“哦，又要改朝换代了，这回是谁坐龙椅？”改朝换代我知道，村里戏台上老演，几个人画着脸，背着旗，你一枪，我一刀，谁打赢谁坐江山。这回可和戏里有点不一样呵，这回是跑，没有打，还有他们的衣服也没有戏台上的好看。正想着，就看见早上那几个“商人”走了过来，这会他们穿的也是黄衣裳。村里老人连忙拉住他们打听怎么回事，他们说：“老人家，你们解放了。”我们才知道，这些兵是解放军，是毛主席的队伍，是为了穷苦百姓解放全中国的。“解放”这词新鲜，头一次听还不知道什么意思，但不知怎么的听了就觉得说不出来的兴奋，连着几天我都在心里反复念叨。
那几个化装成商人的解放军说了一会儿话后就急匆匆往前走了，村里老人聚在一起议论开了：“这支队伍以前听说过，说是土匪强盗凑一块扯旗造反，什么‘共产共妻’，是强盗中的强盗，连国民政府都对付不了。怎么今天见着了，没有觉着土匪欺男霸女的狠劲，反而觉着一股亲切劲？”土匪我见过，平时躲在山里抢过路的，饿极了也下山到我们村里抢东西，都是晚上来，还用黑布蒙面，生怕白天下山时被人认到给抓到衙门去或者被村民打个半死。这解放军确实一点也不像土匪强盗，他们白天来，没蒙面，不抢东西，边跑边笑着和村民打招呼，连喝口水都客客气气：“大叔，大婶，能给点水喝吗？”问村里人拿东西都给钱。三天呵，每天早、中、晚，一到做饭时间就有几个解放军拎着袋子往村里人家跑，进门就问：“老乡，有没有粮食？有没有青菜？有，称来，给，这是钱。”到了最后，能吃的，包括地里的全都被他们买光了。
家里没有吃的，爷爷只好带我进城去买。路过赌场，看见赌场没开门，爷爷问怎么回事，赌场的人说新政府禁赌，不让开。爷爷说：“好，禁得好。”说完转身走，走着走着，就流起眼泪来。我心想，既然是好事你还伤心什么？我没吱声。别看爷爷平时疼我，可他不顺心时看我就不顺眼，没事也冲我发火，我要再多嘴问东问西的那还不得讨他几下烟杆打？快到米铺时，爷爷用手背抹了眼泪，说：“孙子，你的好日子到头了。”我想爷爷今天有点糊涂了，明明是到米铺了，怎么说成“好日子到头了”？
称完米回家，爷爷似乎一下子老了许多，老得走不动路了，搭着我的肩膀，走三步喘一口气，走走停停，到家都过了晚饭时间。我去做饭，爷爷就坐在桌子旁边一声不响地看我，看着看着，又开始流眼泪。长这么大我头一回看见爷爷这样，看起来有点呆傻又有点疯癫，有几分像隔壁家的郑老爷子。郑老爷子早些年痴呆了，谁也不认得，看人吃东西就逮着人喊爹妈，流着口水讨吃，也不管被逮着的是大人还是孩子，更糟的是拉屎拉尿也不选地方，也不脱裤子，蹲着就拉，弄得一身又脏又臭的谁也不待见。爷爷看上去比郑家老爷子还大些年纪吧？一想到这我就心惊肉跳的，做事也不顺，烧火烫到手，切菜切到手。
后来爷爷就睡着了，谁知道爷爷这一睡就再也没有醒。
爷爷没了，我成了孤儿了，好在我也快十二岁了，能自己照顾自己了，我上山挖竹笋、采蘑菇黑木耳、扎扫帚、摘茶叶，挑到城里走街串巷去卖。第一次卖的是扫帚，村里人都说我扎的扫帚结实耐用，可是我挑了一大挑扫帚从城东到城西绕了一大圈，一把扫帚也没有卖掉，原封不动又全都挑回头。上了渡船，船老大眼睛都瞪起来，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没人买，船老大问，你怎么吆喝的？我说我没喊。船老大说：“嗨，你得吆喝，不然人不知道你挑来卖的，还当你送货的。你喊两句我听听，要大声点。”哦，原来是要吆喝，连这都不懂就学人卖东西，臊得我脸直发烫。想试着喊两声，嘴巴张了张，可不知怎么的，声音卡在喉咙里出不来。船老大笑了，说：“第一次吧，都是这样，以后慢慢会习惯。”看我没开张，船老大也不收我渡船费。
第二天又挑了扫帚进城，这回我不像第一天那样挑了扫帚赶路似的只管低头走，这回我在小巷子里慢吞吞地转悠。好几次我鼓足劲了想吆喝一声，可气一到喉咙口，泄了，反倒把嗓子痒痒得难受。后来有个老奶奶注意到我，问我扫帚是不是卖的，我赶紧说是，老奶奶就让我拆两把给她。她给我两毛钱买两把扫帚，我给她三把扫帚，老奶奶说：“咦，你的扫帚怎么卖这么便宜？”我光笑，没说话。有人买了，我那个激动呵，别说多给她一把，我差一点想一挑全都给她了。
老奶奶这一喊，她的邻居听见了，那些阿婆大婶小媳妇都放下手中的活计从各自的家里出来，看我扫帚扎得又大又结实，两把顶别人的三把用，价钱却正好反过来，她们都乐意掏钱买两把，不，是三把。呵，我本来想解释的，可看那么多人来买，我一激动，结结巴巴的，话都说不清楚了。又想，便宜卖总归比再挑回头强吧。就便宜卖了。一挑扫帚不一会儿就卖完了，没买着的喊我明天再来，呵，我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我兴冲冲地回头，船老大看我空了挑，就对我说：“今天都卖了？是吧，做生意哪有不吆喝的。”看他那得意样我都不好意思了，没敢告诉他我其实没有吆喝。我嘿嘿笑一笑，点点头说有人喊我明天再去。船老大笑了，说：“那你明天还得去，做生意讲究实诚，货要好，信用也得好，有这两点，人以后就认准你了。”我来得早，渡船的人不多，船老大闲着，就给我讲了好些生意经，还说好些大商人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呵，我可没敢想当什么大商人，一挑扫帚就这块儿八毛的能养活自个儿我就知足了。过了岸后，我付了双份渡船费，说把昨天欠的给补上。船老大看我心诚，也就不推让，收了。
有经验了我也敢吆喝几声了。我以为天天都能卖得完，可哪知道更多的时候还是卖不完。一般人家里扫帚用不多，街上三天两头的又有人挑出来卖，一般人家也用不着多买着储备。我吆喝了半天卖不了几把，就挑了到店铺去，这也是主意多的船老大给我支的招。小吃店、米店、杂货店、水果店，开门做生意人来人往，一天要扫几趟地，扫帚用的量大。都说做生意的人精，一点没错，一把扫帚讨价还价，最低的只出五分钱。有时候不想再挑回去，就卖给他们，有时候觉得不甘愿，我就挑回去过些天再挑出来卖。最开心的是遇上解放军出来买，他们买得多还不跟人讨价还价，问一下价钱，觉得合适，手一挥，让挑着跟他走。有一次买了我什么东西记不清了，我一路跟着到他们库房，正好遇上一当官的，看我大冬天的穿着露脚趾的破草鞋，一问知道我没爹没娘，就送我一双胶鞋穿，呵，把我高兴的，跟宝贝似的揣在怀里，一路上不知掏出来看了多少回。回到家打了水洗了几遍脚，这才小心翼翼地试鞋。可那鞋太大了，穿在我脚上跟一船似的，不好走，我就送给隔壁的郑老爷子穿了。我爷爷没了以后，郑家没少关照我，擀了面条，包了水饺，都会端一碗让我尝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