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2月，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注册，修法律课程。在首都波哥大读书期间，发生了一件彻底改变马尔克斯人生的大事件：1948年4月9日下午1点10分，在靠近希门尼斯·奎萨达和第十四街之间的第七大道1455号，自由党总统候选人豪尔赫·埃列塞尔·盖坦被枪杀，事件发生的时候，马尔克斯正和弟弟路易斯·恩里克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在他们租住的宿舍里吃午饭。宿舍在弗洛里安大街，离枪杀现场只有几条街。他们冲出去，看出了什么事儿。此刻，蓄意破坏、纵火抢劫即将发生。盖坦遇害所引发的城市动乱是如此剧烈，以至于西班牙语因此而出现了一个新词“bogotazo”（波哥大动乱）。路易斯·比利亚尔·博尔达记得，那天晚些时候，在离盖坦被枪杀不远的地方，见到看上去心烦意乱的加西亚·马尔克斯，他对博尔达说：“他们把我的宿舍烧了，我的故事全丢了。”尽管马尔克斯在自传里对这件事的叙述没这么露骨，但是毋庸置疑，他固然关心盖坦被害，但是也同样关心自己当作家，以及当新闻记者的前程，会不会因此而受到影响。虽然那天马尔克斯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没有碰面，但是他们都在波哥大，而且在同一时间里，很可能相隔不到两条街。卡斯特罗4月7日与盖坦见过面，两人约好4月9日下午两点再次会面，但是这第二次会面注定永远不会发生了。波哥大动乱在马尔克斯灵魂深处种下火种，在后来的岁月里，激起他在政治上的迫切感。当然，后来马尔克斯会站在古巴革命一边，即使他的朋友包括巴尔加斯·略萨都背弃了革命，他依然无怨无悔，一直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忠诚朋友。最关键的是，波哥大动乱让马尔克斯直观正义如何赤裸裸地遭到践踏，并且亲眼目睹了群众（pueblo）被激怒时所爆发的、势不可挡的怒火。 亲历波哥大政治暴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不可低估，同样重要的是，这些事件透过作家生动的想象力如何发生变幻。我们在他的自传里看到：
几伙擦鞋工试图用他们的木箱子把格林纳达药店的铁门砸开，几个值班警察把刺客锁在里面，不让愤怒的暴民伤害他。一个高个子男子在一边给擦鞋工鼓劲儿，他镇定自若，穿一身整洁无暇的灰西装，好像准备参加婚礼似的。那男子的吆喝声煽风点火，恰到好处，药店老板听得害怕，怕他们把店子给烧了，于是把铁门打开了。刺客见疯狂的人群朝他涌过来，吓坏了。“长官，”他拽着一个警察，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恳求着，“别让他们杀我。”我永远不能忘记这个刺客。他一头乱发，两天没刮的胡子，脸色像死人一样灰白，眼睛因恐惧而鼓出来，身上破旧的棕色竖条西装，领子已经被第一批暴民扯破。这个永远留在记忆里的影像，在我眼前一晃而过，因为擦鞋工们挥着木箱子把他从警察身边拽开，接着就把他踢死了，我还记得他第一次倒下的时候，掉了一只鞋。“去总统官邸！”穿灰西装的男子喊起来，“去总统官邸!”从来没有人认出这男子到底是谁。
关于“波哥大动乱”有很多报道，但是除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载，其他报道都没有提到这个穿灰西装的男子，而且，用马尔克斯的话说，“没有人认出他是谁”。考虑到这一点，他的叙述极有可能是一例“错误记忆”；枪杀事件之后不久，马尔克斯听到来自各方的生动描述，这些叙述在他的脑子里，就像在熔炉里冶炼过一样，融汇成“错误记忆”。其实，根据其他一些人的记述，加西亚·马尔克斯既没有目睹枪杀埃列塞尔·盖坦，也没有亲眼看到刺客被杀，这更加让我们相信，他的描述可能是错误记忆的结果。在同一记载里面，马尔克斯后来说：“我在案发现场又停留了十分钟，听目击者讲述自己看到的情形，想不到各种说法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在飞快变化，最终与现实完全不沾边儿了。”他用以结束这段记载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
五十年之后，我的记忆依然集中在那个男子身上，他在药店外面，似乎在鼓动群众。我后来看过无数相关的现场报道，至今没有发现其他人提起过这个男子。我记得当时离他很近，看见他昂贵的西装，石膏一样雪白的肤色，还有一丝不苟的举止。他的与众不同吸引了我，我一直盯着他看，刺客的尸体刚被拉走，就开过来一辆簇新的车，把这男子载走了，从此他似乎从历史记忆中被抹去。其实他也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直到好多年之后，我当记者的时候，突然想起来，这个男子应该是设法把假刺客给杀了，不让人知道真刺客是谁。
这个男子的存在可信吗？“昂贵的西装”和“石膏一样雪白的肤色”，这样的描写貌似逼真，却有些让人心生疑惑。尤其是，根据大多数人的记载，当时埃列塞尔·盖坦尸体周围极度混乱，而那个男子居然能有“一丝不苟的举止”，而且竟然还被一辆“簇新的车”秘密载走了，这就让人觉得难以置信了。马尔克斯认为这个人从此“从历史记忆中被抹去”，但是，与其这样解读，我们是否更有理由认为，他是被哥伦比亚作家生动的想象力添加到历史记忆中的呢？ 将马尔克斯的记载与当时的新闻报道相对照，会对我们有所启发。例如，《时报》1948年4月12日头版，全面报道枪杀盖坦事件。1948年4月9日星期五，下午1点10分左右，盖坦离开他在阿古斯丁·涅托大厦的办公室，同行的还有几位同事，包括豪尔赫·帕迪利亚、比利尼欧·门多萨·内拉、亚历杭德罗·巴列霍和弗朗西斯科·盖坦·帕尔多。正走着，来了一个穿灰色西装的小个子男人，之前谁也没有留意他，直到他靠近盖坦，突然拔出枪，朝盖坦开了四枪。当时正好在附近的警察西罗·埃弗拉因·席尔班逮捕了刺客，当越来越多人聚集起来的时候，他和另外一个警察试图保护刺客不受伤害，不过暴民最终还是从警察手里把刺客给抢走，殴打致死。跟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记载不同的是，这个版本里没有提到那个在一旁指挥行动的男子。海梅·基哈诺·卡瓦列罗亲眼目睹了整个事件，根据他的记述，确实有人喊，“去总统官邸”（A palacio），但不同的是，马尔克斯说是那个在一旁指挥行动的男子喊的，卡瓦列罗却记得这是人群里发出的各种喊声之一，包括“杀掉刺客！”（Muera el asesino!），“去总统官邸，去总统官邸，跟他们要个说法！”（A palacio! A palacio! A que expliquen!）上面所说的，并不是否认加西亚·马尔克斯描述的准确性，但是现存记载没有一个与其一致，这还是让人觉得奇怪。马尔克斯的描述应该是错误记忆，但同时也捕捉了枪杀事件最蹊跷的地方。时至今日，刺客胡安·罗阿·谢拉的动机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他似乎没有跟任何政治派别有瓜葛，让人们可以解释他为什么采取如此过激的行动。尽管他人记述显示，那个神秘男子是我们这位哥伦比亚作家想象出来的，他给刺杀事件添上了神秘色彩，从而表达了整件事让人费解的感觉。马尔克斯自传中最引人注目的细节，正是他的记忆在对枪杀事件的描述中所起的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多年以后，他才想起来那个男子“应该是设法把假刺客给杀了，不让人知道真刺客是谁”。有一种可能性是，1962年约翰·肯尼迪遇刺事件之后，民间关于此事的阴谋论数不胜数，马尔克斯看到相关报道之后，唤醒了对盖坦遇刺事件的记忆，然后将各种不同的“真实”事件混为一体，重新再现了盖坦遇害的场景。这种跨越时间产生的、十分逼真却没有事实依据的错误记忆，正是马尔克斯小说创作令人着迷的所在。马尔克斯着力在想象中对事件加以重新创作，可见波哥大动乱对作者在情感上的震撼程度，他不断塑造当时的情景，添加与个人相关的细节，使自己的记述有内在的分量。然而，无论我们如何解读这个事件，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事儿让加博很受不了。 1948年初，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弟弟路易斯·恩里克逃离波哥大的暴力冲突，回到北方，寻找加勒比的安宁和平静。1948年4月20日，加西亚·马尔克斯赴卡塔赫纳，到那儿不久，与一位老朋友曼努埃尔·萨帕塔·奥利维利亚不期而遇（奥利维利亚后来写了一部不同凡响的非洲—加勒比小说《天下第一大混蛋桑戈》［Changó, el gran putas, 1983］）。他到当地报纸《环球报》（El Universal）谋职时，老朋友助了一臂之力。当记者对马尔克斯来说算是好运气，因为他找到了一份对他成为作家很有帮助的职业；他后来说，写小说的看家本领是通过当记者学到的。他再也没有回到大学校园继续学业。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第一篇文章《新段落》（“Punto y aparte”）刊登在1948年5月21日的《环球报》上。《环球报》编辑克莱门特·曼努埃尔·萨巴拉戴一副眼镜，头发朝后捋得纹丝不乱，是个低调的同性恋，也是个直言不讳的自由派。他很有点名气，因为他严厉谴责保守派，说他们不但政治原则是错误的，语法也一塌糊涂。后来，马尔克斯写了一系列“新段落”文章，稿子上有萨巴拉用他传奇的红笔所作的细致批改。马尔克斯这时的文章已经有了可以辨认的风格：简短（大约一个段落），风趣，着眼能够彰显故事寓意的细节，引人入胜，经常还会有一点政治感染力。文章通常会选取非常普通的场景或者时间，可能是宵禁的钟声、一个稻草人、划船出去玩儿、某个星期四，或者某个文学家，比如萧伯纳或柯南道尔，然后深入到更加重要的话题（这些事件的历史意义，或者鬼魂已经不再流行了的事实，等等）。 有时，文章想象力丰富，显示出小说家在磨砺写作风格。例如，有一篇文章写的是一周里每一天的特性（星期一像手指上的戒指，星期二是结婚或者出远门的日子，星期三是模棱两可的，星期四是混搭的日子，而星期五则是优雅地死去的日子）。在这些早期文章里，可以看出马尔克斯运用语言的天分。哥伦比亚最富盛名的诗人阿尔瓦罗·穆蒂斯认为，在所有西班牙语作家中，马尔克斯对源于卡斯蒂利亚方言的标准西班牙语理解得最为透彻。将这些文章与马尔克斯同一时期写的短篇小说相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波哥大动乱期间的经历，已经让作家在文学上有所收获，这些引人入胜的作品最终都有点蹊跷。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他学会了关注社会的锐利视角。
一旦文学与新闻相结合，既能像哥伦比亚的福克纳一样写小说，又能写出社会视角锐利的新闻作品，马尔克斯就如虎添翼，可以一往直前了。40年代末，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卡塔赫纳为《环球报》所作的新闻调查，可能为《爱情和其他魔鬼》提供了创作灵感，这是他作品中最集中反映卡塔赫纳的小说（小说的开场白明确点出了故事发生的地点）。例如，1949年10月25日的《环球报》上刊登了一篇故事，说的是一只名叫“骷髅”（Calavera）的狗挖出一具婴儿的尸体，写故事的人正是马尔克斯，小说某些细节上的灵感很可能就出自这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