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中，“民族忧患意识”是中国千百年来决定仁人志士、爱国知识分子心中深沉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优良传统之一。中国知识分子自古常以忧患的形式来倾吐自己的爱国之情。《周易·系辞下》云：“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一部《易经》就是因为忧患而作，就是为了抒发作者的忧患之情。孔子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代，伴随着新1日制度的更替而出现的诸多社会问题、诸多邪恶现象，不能不使当时的有识之士忧心忡忡。面对礼乐崩坏、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社会，孔子担心“道之不行”和“道之不传”，进而将这种忧患意识上升为解救社会苦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他的学生也认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注迹远乎？”孔子推崇“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境界，表现了深沉的历史责任感。孟子目睹生灵涂炭、道德沦丧、人性泯灭、邪说泛滥的现实，深感传统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与社会实际的严峻冲突，于是，他自然生发一种“忧以天下”、“忧民之忧”的忧患意识，并想凭着“大丈夫”的果敢、勇毅去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孟子曾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已饥之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俗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这正是孟子所谓“士大夫”人格所具有的忧患情怀的历史使命感的集中体现。
不仅儒家如此，墨家学派也忧世风日下，患民生多难。墨家厌恶当时的社会动乱，同情人民的遭遇，认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主张统治者“节用”、“非乐”，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开支，以消除“民之三患”，达到“万民和，国家富，财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饱食，便宁无忧”的目标。道家、法家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心和忧虑。
楚国的政治腐败和国家的衰亡，就引出了屈原这样影响深远的爱国诗人。面对秦将并楚的局面，他力主改革楚国弊政，自强抗秦。后来，他遭谗言而被流放，仍时时为国担忧，“长叹息兮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艰”。北宋时期的范仲淹，眼见国势日益衰败，不禁忧心如焚，痛心疾首，他登临岳阳楼，面对祖国一片大好河山，抒发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拳拳之心。宋代理学家张载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明代史学家顾炎武在大明王朝倒塌，家园破碎之时，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凡此都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传统。许多爱国诗句，如李白的“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等，也直接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情怀。
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比以往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更为强烈、深刻、持久，这种忧患意识决定了中国近代爱国救亡运动的取向。寻找救亡图存的方案，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就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核心内容。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党人所进行的戊戌变法，孙中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都属于变革社会的历史探索。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各国贤豪，欲得如中国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侪既据此大舞台，而反谓无所藉手，蹉跎岁月，寸功不展……岂非可羞之极者乎？”“惟愿诸君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正是这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推动着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作出符合时代需要和人民利益的选择。同治时期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就是一位以军功起家的一介书生。他很看重封建传统的仁义道德，孔孟之道，并以这种办法扑灭了提倡天主教的洪秀全起义军。他很会迎合中国人的心理，在其思想意识领域里孔教之道一直是根深蒂固的。
忧患意识对于不同的时代，尽管有其不同的内容，但是，作为一个民族的传统，却一代一代地继承下来并凝聚为一种社会人格。正是在这种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的熏陶与鼓舞下，孕育了毛泽东一生人格中的忧患意识和自强精神。
毛泽东从小就喜欢阅读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籍，深为祖国的未来担忧，尤其是《列强瓜分之危险》这本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20多年之后，他还清楚地记得此书开头的第一句话：“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些书中记述的帝国主义欺凌中国的大量史实和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强烈呼声，使少年毛泽东滋生了一种忧患意识。在一师读书时，他就常引用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信条，坚持“以天下为己任”在和同学通信时，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相互勉励。他向学友常讲的不是要追求眼前利禄，升官发财，而是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在他的日记、读书笔记、通信以及与老师们的谈论中都有反映。1919年，他在自己主办的《湘江评论》上指出：“国家是我们的国家，社会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表现了毛泽东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他认为，要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就应有“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就具有了特定的指向，即指向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剧烈动荡，国家与民族处于危亡之秋。基于对现实的深切体验，青年毛泽东深为国家、民族的现状及未来担忧，其忧国忧民之情具体表现在多个方面：
一是忧国家的政治腐败。1920年6月，毛泽东以“湖南改造促成会”的名义在写给老同盟会员、上海报人曾颜的一封回信中指出：“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会愈闹愈糟。”同年9月，毛泽东在讨论“湖南建设问题”时又说：中国“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三个国会，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奸而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营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通变成被征服省，屡遭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
二是忧国家的主权与独立。青年毛泽东对外国的侵略极为愤懑，把“二十一条”看成是“民国奇耻”，并告诫时人“日人诚我国劲敌”。他对中国竟以“纵横万里而屈于三岛，民数四万万而对此三千万者为之奴，满蒙去而北边动，胡马侵人中原，况山东已失。开济之路已为攫去，则入河南矣”的严重局势十分不安，他预计“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但遗憾的是“国人犹沉酣未觉，注意东事少”。他认为：“吾侪无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励以待日本。”
三是忧国忧民的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对国家的忧患必然深化为对国民的忧患。由于封建思想的长期侵入，文化教育的落后，造成中国“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指出：“吾国人积弊其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括之，五千年流传到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他多次强调：“现在的中国”，“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全失却其主观性灵，颠倒之，播弄之，如商货，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在青年毛泽东的忧患意识中，忧国忧民是他忧患的重心。这种目标取向明显地受到了民族忧患意识的影响。民族的忧患意识正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多事之秋生发的一种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忧国忧民是民族忧患意识的核心。
青年毛泽东一方面继承了民族忧患意识、忧国忧民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停留在民族忧患意识的水平上。古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是以忧君支持忧国、忧民的、其表现形式是忧国——忧民——忧君，忧君是其最终指向，忧国、忧民则是忧君的外在表现形式；而青年毛泽东的忧患意识则正好与此相反。他对国家、民族的忧患，正是以否定封建君主、封建帝制统治为前提的，他继承的只是民族忧患意识忧国、忧民这一外在形式，赋予了忧国、忧民以崭新的内容。把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真切关注作为自己忧患的对象，而抛弃了民族忧患意识忧君这一内在核心。及至晚年，毛泽东忧患最多的仍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概而论之，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