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赋也叫俳赋，是汉赋变体，流行于两晋南北朝。其特点是骈四俪六，全篇均由四言和六言的对仗组成，句式整齐；辞藻雅丽，声色缤纷；两句一韵，依章节内容换韵；逐渐讲求平仄，富有音乐美；篇幅较短。
律赋盛行于唐代，是科举考试的科目，也叫帖子赋。这种赋比骈赋更注重对仗与声律的工整严密，全篇字句数和韵式也有严格限制。
文赋是赋体骈俪化的反拨。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影响下，一部分赋返归散文，被称为文赋。其特点是不讲对偶、音律、藻采、典故，章法开放流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比较自由。
汉赋为什么是赋体正宗？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在两汉400年间，许多文人都致力于赋体写作，盛极一时。后世常把赋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称为“汉赋”；而汉代盛行的“汉大赋”，则被视为赋体的正宗。
汉代大赋是文学体裁发展的必然结果，也与当时国土辽阔、国势强盛的国情、帝王及臣僚们喜欢雄宏伟大的风尚有关。
汉代大赋由枚乘《七发》开其端，代表作家有司马相如、东方朔、扬雄、班固等。代表作品如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二赋，扬雄的《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以及张衡的《二京赋》等。
汉代大赋内容大多描写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国势，新兴都邑的繁荣，水陆产品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田猎、歌舞的壮丽场面等。
汉代大赋的艺术特点是：体制宏大，结构严谨，章法上多采用问难对答的形式；句式参差错落，韵文中夹杂散文；语言富赡瑰丽，好用典故与难字；气象壮阔，表现出堂皇肃穆、庄严典重的风格。
汉赋在丰富文学作品的词汇、锻炼语言词句、描写技巧方面成就颇高，对于建安以后的诗文影响深远。但也存在“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挚虞《文章流别论》）的缺陷。
司马相如是何时的辞赋大家？
司马相如（约公元前179～前118年），西汉辞赋家。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为梁王门客，与邹阳、枚乘等交游，著《子虚赋》。梁王死后归蜀，琴挑临邛富商卓王孙寡女卓文君，二人私奔后卖酒为生。武帝即位后，读《子虚赋》，甚为赏识，因得召见，又作《上林赋》以献，武帝大喜，拜为郎。曾两次奉命出使西南，后拜孝文园令，继而病免至终。其文章辞赋，明人张溥辑为《司马文园集》。
司马相如的辞赋成就较高，《汉书·艺文志》著录29篇，今存《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美人赋》、《哀秦二世赋》6篇。《子虚赋》、《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史记》将其合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两赋假设楚国子虚、齐国乌有先生各以本国山川湖泽之广、物产珍宝之丰、国王田猎之盛互相夸耀辩难，歌颂了大一统王朝无可比拟的气魄与声威，同时又委婉劝谏统治者不要过分奢侈。两赋结构宏伟，词汇丰富，气势充沛。两赋确立了汉赋“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和铺张扬厉的大赋体制，成为后世模仿的样板。
司马相如出使西南时所写的《喻巴蜀檄》、《难蜀父老》两文，议论纵横，说理透彻，独具文采，对后世政论和告谕文体影响深远。另有《上书谏猎》、《封禅文》。诗歌现存《琴歌》和《郊祀诗》两首。
什么是乐府诗歌？
乐府原指朝廷所设置的音乐机构。它的任务，一是将文入歌功颂德的诗歌制成曲谱，制作、演奏新的歌舞新的歌舞；二是采集民间歌谣，陪上音乐演唱；三是训练演奏人员和歌手，以供郊祀、饮宴、游观娱乐的需要。后来就把乐府机构演唱的这些新兴俗乐统称为“乐府诗”，或简称为“乐府”。汉代的乐府诗的显著特点是合乐可歌。乐府诗歌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中乐府诗的开端。上承《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下启“建安文学”“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在我国的古代文学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是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
“乐府双壁”指什么？
“乐府双璧”即《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的喻称。
《木兰诗》又名《木兰辞》，北朝民歌，叙事诗，选自宋朝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诗歌塑造了一个奔赴疆场、屡立战功而又不失劳动人民本色的女英雄形象。诗的语言丰富多彩，有口语，有律句。句型或整或散、长短错落。
《孔雀东南飞》又名《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古乐府民歌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保存下来的最早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它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有力地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同时热烈歌颂了兰芝夫妇为了忠于爱情宁死不屈地反抗封建恶势力的斗争精神。
建安七子都有哪些人？
建安七子指东汉末建安年间（196～220年）的七位文学家：孔融、陈琳、王粲、徐斡、阮璃、应场、刘桢。又因七人同居邺中，故亦称“邺中七子”。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最早提出七子之说，将七人并举，称赞他们“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骥碌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建安七子才华横溢，以诗文显赫当世，对于造成当时云蒸霞蔚的文学盛观，对于“建安风骨”的形成和促成五言诗体的确立，都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七人大体代表了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的优秀文学家。
建安七子的诗歌以五言诗为主，优秀之作皆神采飞扬，变化多端，在五言诗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辞赋多为抒情小赋，内容广泛，题材日常化，常直接描写政治事件，反映社会现实。散文形式上逐步骈化，多用典故，对偶整饬，在汉末到西晋的散文骈文化过程中起着过渡作用。
“建安风骨”指的是什么？
“建安风骨”指汉末建安时期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所形成的一种特色，代表作家为三曹、七子以及缪袭、吴质、杨修、蔡琰等。这种特色表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两个方面：关心现实和民生，内容充实；情辞悲凉慷慨，格调刚健，道劲有力。
建安文学繁荣和“建安风骨”的形成与曹氏父子有关。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曹氏父子不仅在创作上作出表率，成为建安作家集团的核心，也为众多作家提供了物质条件和创作氛围。
“建安风骨”历来为后世作家和文学理论家所推崇，常被当做进步文学的一面旗帜，用来作为反对靡弱诗风的武器，影响十分深远。
竹林七贤指哪七个人？ 竹林七贤指魏晋间的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七位名士。《魏氏春秋》说，此七人“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魏志·嵇康传》裴松之注引）。他们是曹魏正始年间文坛的代表作家，在当时有较大影响。
竹林七贤虽七人并提，但思想倾向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服膺老庄，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
七人在政治倾向上也有较大不同：嵇康、阮籍、刘伶等曾仕魏，对以晋代魏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和王戎则投靠司马氏，历任高官。
七人的文学成就也差距极大，其中阮籍的五言诗、嵇康的散文在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向秀的作品今存唯《思旧赋》一篇，亦称名作。
古体诗和近体诗有何区别？
古体诗与近体诗是我国古典诗歌相对而言的两种体式，以诗作在句数、写数、对仗、平仄、用韵方面是否有严格规定而区别。在这两种诗体之间，还存在一种过渡性的诗体——新体诗。
古体诗也称古诗、古风，句数不限，字数上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以及杂言诸体；不求对仗、平仄，用韵自由，多为隔句用韵。
新体诗指南朝齐永明年间沈约、谢朓等人把汉语的四声与对偶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诗体，是格律诗产生的开端，至唐代沈俭期、宋之问时始定型。
近体诗是唐代形成的格律诗体，也称今体诗。它由新体诗发展而来。近体诗的句数、字数、对仗、平仄及用韵都有严格的规定。主要类别有律诗与绝句，多为五言、七言，间有六言。绝句每首四句，律诗一般每首八旬，十句以上的称为排律或长律；也有六句三韵的律诗，称之为三韵律诗或小律。
唐诗发展分哪几个阶段？
关于唐代诗歌，有学者称其四个发展阶段为“四唐诗”，即初唐诗、盛唐诗、中唐诗、晚唐诗。无论题材还是风格和成就，四个阶段都各具特色。
（1）初唐诗。初唐太宗时，诗歌基本上是宫体应制诗，只有魏征、王绩、王梵志别有新意。至初唐四杰，推动诗歌由宫廷走向市井，开启了一代新风。其后陈子昂提倡“汉魏风骨”，主张抵制齐梁以来的浮靡习气，创作实践也颇有实绩。同时，沈俭期、宋之问等一批御用文人，所作则多半是奉和应制、点缀升平之作。
（2）盛唐诗。唐代至玄宗开元、天宝年间达于鼎盛，这开拓了诗人的胸怀和诗歌的意境，名家辈出，名作如林，唐诗也一同鼎盛。盛唐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边塞诗和田园诗是重要方面，前者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后者如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达到了我国古典诗歌浪漫主义的巅峰。
（3）中唐诗。唐玄宗末年发生的安史之乱导致了唐王朝的衰落，诗坛也同样颇不景气。诗人有以刘长卿为首的“大历十才子”，多应酬之作，诗风秀雅；卢纶、李益的边塞诗雄浑苍凉，可算盛唐余响；韦应物的山水田园诗有王孟之风，乐府歌行又接近杜甫、元结；此外，顾况、戴叔伦诸家反映民生疾苦。永贞革新、元和削藩之后，唐王朝出现中兴气象，诗坛重现活跃，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王建提倡新乐府，抒写现实，元白还发展了叙事诗技巧。同时，韩愈、孟郊、李贺、贾岛标新立异，开宗立派。此外卓然名家的是柳宗元和刘禹锡，题材和风格都别有特色。
（4）晚唐诗。元和中兴后，唐王朝渐趋衰落，诗歌中的感伤颓废和藻饰繁缛风气渐浓。杜牧、李商隐是此期名家，诗中充满伤时忧国情调，情味隽永，李商隐则更为突出，实为唐诗殿军。此外的诗人如温庭筠、许浑、张祜、韩偓、聂夷中、皮日休、陆龟蒙、杜苟鹤、罗隐、韦庄，大多学习前人而远不能企及，但为唐末的现实留下了真实写照。
“初唐四杰”都有谁？
“初唐四杰”是初唐诗人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的并称。《旧唐书·杨炯传》：“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为四杰。”
“四杰”的生活遭遇大致相同，“年少才高，位小名大，行为相当浪漫，遭遇尤为悲惨”（闻一多语）。
“四杰”对初唐诗坛漫延的齐梁余风深感不满，努力开拓诗歌表现题材，感情充沛，风格质朴，对唐代诗风的转变起了先驱作用。杜甫称赞道：“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戏为六绝句》）
“四杰”齐名，诗文都不相上下，尤指骈文和赋。他们的骈文抒情、说理或叙事兼有，寓有一种清新俊逸的气息，明显区别于六朝后期一味追求形式之美的文风。
“四杰”的名次，向来记载不一。如上引杜甫诗，另本即作“杨王卢骆”。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则称“骆卢王杨”。
关于四人风格及高下，陆时雍《诗镜总论》说：“王勃高华、杨炯雄厚、照邻清藻、宾王坦易，子安（王勃）其最杰乎？”
王勃为何被称作“唐人开山祖”？
王勃（650～676年），初唐诗人。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末硕儒王通（号文中子）之孙。6岁善文辞，因才华早露，被人赞为“神童”。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作《檄英王鸡》，触怒高宗，被逐出王府。后任虢州参军，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获免。后渡海省亲，因溺水受惊而死。有《王子安集》传世。
王勃对诗歌题材的开拓与五律的形成都有所贡献。论诗不满当时上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的诗风，常常“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杨炯《王勃集序》）。作诗突破当时文坛盛行的宫体诗束缚，风格清新明朗。明人胡应麟对其诗评价很高：“（五律）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唐）、中（唐）妙境。五言绝亦舒写悲凉，洗消流调。究其才力，自是唐人开山祖。”（《诗薮·内编》四卷）
《王子安集》原集有20卷、27卷、30卷三种，皆没有传下来，现为明人张燮所辑，共16卷。收有王勃赋、诗3卷，文13卷。王勃诗今存80首，多为五言律诗和绝句，其中写离别怀乡之作较为著名。《杜少府之任蜀川》为唐人送别诗名作，《山中》、《羁春》、《春游》等抒发了怀乡之情，王勃的古诗仅有十多首，有的反映都市繁华生活，讽刺贵族豪门，如《临高台》；有的描写妇女对征夫的思念，如《采莲曲》。
王勃亦擅长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被认为是“当垂不朽”的“天才”之作；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一联，脍炙人口，广为传诵。
王昌龄为何被称为“七绝圣手”？
王昌龄（约698～约756年），盛唐诗人。字少伯，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开元十五年（727年）进士，任秘书省校书郎。又曾任江宁县丞、龙标县尉，世称“王江宁”或“王龙标”。最终弃官隐居江夏。安史之乱中，为濠州刺史所杀。有《王昌龄集》传世。
王昌龄擅长五古和绝句，尤以七绝成就最高，人称“七绝圣手”，堪与李白媲美。王世贞说：“七言绝句，王江陵（宁）与李白争胜毫厘，俱是神品。”（明王世贞《艺苑卮言》）有人还对李白、王昌龄七绝比较一番，胡应麟则在比较中盛赞二人：“李作故极自然，王亦和婉中浑成，尽谢炉锤之迹。王作故极自在，李亦飘翔中闲雅，绝无叫噪之见。”（《诗薮》）
王维为何被称为“诗佛”？
王维素有“诗佛”之称，一如李白称“诗仙”、杜甫称“诗圣”。这一称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王维的人生经历、生活态度和诗歌风格。
王维原本信佛，中年后日益消沉，遂半官半隐，佛教信仰日益发展，寄情山水，沉湎佛理。他的这种经历，自然会反映到诗歌创作中来。
王维的生活态度、精神状态，也颇与佛禅相近。他消极处世，不关心社会现实，喜好远离尘嚣，闲静萧散。他的生活态度近似于佛门，他的精神状态甚至显示出禅学寂灭的倾向。《饭覆釜山僧》中的“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二句，正是这种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的写照。
王维诗中，有间接显露佛禅意境的，以山水田园诗为代表。明代胡应麟说他的五绝“人禅宗”，说他的《鸟鸣涧》、《辛夷坞》两诗，“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诗薮》）。有的诗则更是直接宣扬佛理，如《登辨觉寺》等。
为什么说王维诗“诗中有画”？
王维是一位有着多种艺术修养的诗人，绘画功力尤为深湛。苏轼曾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东坡题跋·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而王维的“诗中有画”，又主要体现在其山水田园诗中。
王维对于自然美具有敏锐独特、细致入微的感受，他笔下的山水景物往往略事渲染．即表现出深入悠远的意境。他的诗取景状物极有画意，描摹也疏密有致、浓淡相宜，尤其善于细致传神地表现自然界声光、色彩的变化。这让他的诗“看”上去就像一幅幅山水景物画。《青溪》的“声喧乱右中，色静深松里”，《韦侍郎山居》的“闲花满岩谷，瀑水映杉松”，《辋用闲居赠裴秀才迪》的“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以及《鹿柴》、《辛夷坞》、《山居秋暝》、《终南山》、《渭川田家》的全篇，乃至边塞诗《使至塞土》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无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