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现在的人本来跟禽兽、麋鹿、飞鸟、爬虫不同。现在的禽兽、糜鹿、飞鸟、爬虫，凭借它们的羽毛作为保暖的衣裳，凭借它们的蹄爪，作为裤子和鞋子，凭借大地的水、草作为饮食。所以，即使雄的不耕田、种菜、植树，雌的不纺纱、绩麻、织布，衣食财物本就具备了。现代的人跟这些动物不同：他们得依赖自己的力量才能生存，不依赖自己的力量就不能生存。君子不努力听狱治国、刑罚政令就要混乱；百姓不努力生产，财用就会不足。现在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认为我的话不对，那么姑且列数天下分内的事，来察看音乐的害处：王公大人早晨上朝，晚上退朝，听狱治国，这是他们的分内事。士大夫君子们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对内治理官府，对外去集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这是他们的分内事。农夫早出晚归，耕田、种菜、植树，多多收获豆子和粮食，这是他们的分内事。妇女们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这是她们的分内事。现在的王公大人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上朝，晚退朝，听狱治国，那样国家就会混乱，社稷就会危亡。现在的士大夫、君子们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竭尽全身的力气，用尽智力思考，对内治理官府，对外去集市、山林、河桥征收赋税，充实仓廪府库。那么仓廪府库就不会充实。现在的农夫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出晚归，耕田、植树、种菜，不能多收获豆子和粮食，那么豆子和粮食就会不够。现在的妇女喜欢音乐而去听它，则必不能早起晚睡，纺纱、绩麻、织布，多多料理麻、丝、葛、苎麻，织成布匹，那么布匹就不多。有人问：什么荒废了大人们的听狱治国和国家的生产呢？回答说：是音乐。所以墨子说：“设置音乐，是不对的！”
原文
何以知其然也？曰：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伯《黄径》。乃言曰：呜呼！舞佯佯，黄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其家必坏丧。”察九有之所以亡者，徒从饰乐也。于《武观》曰：“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铭，苋磬以办，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于大，天用弗式。”故上者天鬼弗戒，下者万民弗利。
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士君子，请将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当在乐之为物，将不可不禁而止也。
译文
凭什么知道是这样呢？答道：先王的书籍，商汤所作的刑书中有这些记载。上面写道：“经常在宫中跳舞作乐，这叫做巫风。”那种惩罚是：君子门要交出两大束丝，小人加倍，用两束帛。《黄径》记载说：“啊呀！洋洋而舞，乐声响亮。上天不保佑，九州将灭亡。上天不答应，降下各种祸殃，他的家族必然要破亡。”考察九州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只是因为设置音乐啊。《武观》中这样记载道：“夏启尽情作乐，在外大肆吃喝玩乐，《万》舞的场面十分浩大，音乐声一直传到了天上”，上天认为这不是正常的法则。”所以说在上的，上天、鬼神不保佑，在下的百姓没有得到好处。因此墨子说：“现今天下的士大夫、君子们，如果真的希望要为天下人谋利，除去天下的公害，那么对于音乐这样的事物就不能不禁止。”
解读
墨子为了减轻小生产者和劳动者的负担，向王公大人的腐朽生活提出抗议，但他把音乐文化娱乐的作用看得太机械了，而事实上王公大人少参加一些音乐艺术活动，也确实可以减轻一些人民的负担，但他仅仅把音乐艺术看作王公大人头脑中想出来的一套玩艺，把加重人民负担的罪过，没有放在当时的贵族阶级的剥削上，而是放在了音乐艺术本身。
但同时墨子也指出，音乐艺术并不是不美，只是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如何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因此，他提出了严厉的抨击。他认为王公大臣们欣赏音乐，就会耽误国事，而老百姓欣赏音乐，就会误了农时，这些都是不利于国家的建设。他从小生产者的利益出发，认为只有人人都兢兢业业，各尽其职，这个国家才会发展，才能繁荣富强。而音乐是这一切的根本恶源，因此应该取消音乐。
这篇“非乐”意在反对当时贵族阶级奢侈腐化的享乐生活，指出他们的享乐生活是建立在广大劳动者的饥寒交迫上的。因此，他极力反对从事音乐活动。墨子认为凡事应该利国利民，而百姓、国家都在为生存奔波，制造乐器需要聚敛百姓的钱财，荒废百姓的生产，而且音乐还能使人耽于荒淫。因此，必须要禁止音乐。
活学活用
墨子说：“仁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因此只要是对国家有利的就应该提倡，对国家有害的就应该铲除。明智的诸葛亮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以怀柔政策稳定了西蜀背后的蛮夷之地。
诸葛亮怀柔政策
诸葛亮平定了南中的蛮夷叛乱之后，就全部任用当地的一批首领为官吏，对此有人很不理解，就问诸葛亮：“丞相威镇四方，南蛮全都臣服了。但是这些南蛮的心理难以预测，他们今天顺从，明天就可能反叛，应该趁他们投降的机会，委任汉人的官吏来治理这些蛮夷百姓，才能够使他们归顺，渐渐接受政治上的教化，按照这样的状况发展下去，在十年之内，蛮夷就能够成为蜀国的良民，这才是上策。”
诸葛亮说道：“如果设立汉人官吏，就要留下军队，而军队留下来，这里又没有足够的粮食吃，这是困难之一；再说南蛮刚刚经历了战乱，许多人的父亲兄弟部死了，对汉人必定怀恨在心，如果留下汉人官吏而没有足够的军队保护，必然引起祸患，这是困难之二；另外，当地的官吏很多都犯有该罢官、杀头的罪，他们自知罪孽深重，假使另设汉人官吏的话，很难使他们相信自己就能够得到饶恕，很容易再次产生矛盾和摩擦，这是困难之三。现在我不留军队，不必运送粮草，各项制度法规也初步制定下来，使夷汉人民之间能够相安无事，就已经足够了。”
智慧金言
能当众拥抱敌人的人，他的成就往往比不能爱敌人的人大。
能爱自己敌人的人是站在主动的地位，采取主动的人是“制人而不受制于人”，你采取主动，不只迷惑了对方，使对方搞不清你对他的态度，也迷惑了第三者，搞不清楚你和对方到底是敌是友，甚至都误认你们已“化敌为友”；可是，是敌是友，只有你心里才明白，但你的主动，却使对方处于“接招”应战的被动姿态，如果对方不能“爱”你，那么他将得到一个没有“器量”之类的评语。一经比较，二人的分量立即有轻有重。所以，当众拥抱你的敌人，除了可在某种程度之内降低对方的敌意，换句话说，为敌为友之间，留下了条灰色地带，免得敌意鲜明，反而阻挡了自己的去路。地球是圆的，天涯无处不相逢。
而最主要的是，爱你的敌人这个行为一旦做了出来，久而久之成为习惯，让你和人相处时，能容天下人，天下物，出入无碍，进退自如，这正是成就大事业的本钱。
吕蒙正用人不偏私
吕蒙正为人率直忠诚，不徇私情，在众臣中享有极高的威望。特别是在选拔贤能，推举人才方面，不徇私情，一心为公，深孚众望。宋代选官，父贵子荫是很平常的事。卢多逊当宰相时，他的儿子被授为员外郎（指设于名额之外的郎官）。吕蒙正当宰相后，朝廷也要拔擢他的儿子为员外郎，吕蒙正坚决回绝，并就此事专门给宋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说：“臣科甲及第，才授九品官，何况天下有很多有才之人，老死在岩穴，不能为国效力。臣的儿子刚刚出自襁褓。就授此恩荫，实在是不公道，最多像我当年那样，授以九品官。”从此，宰相的儿子只授九品官便成了“定制”。
一次，宋太宗命令吕蒙正从中书省中选一人到北方（指西夏，今宁夏一带）出使，吕蒙正觉得中书省没有适合的人选，就从另一个地方选了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推荐给皇帝。皇帝见他没有按照自己的旨意选拔人才，就命令他重新物色。过了几天皇上又问及此事，他仍坚持推荐那个人。皇上急了，愤愤地说：“你为什么这样固执呢？”吕蒙正说：“并不是臣固执己见，是陛下不能知人罢了。”吕蒙正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此人的才能远远在别人之上，一定能担当起陛下赋予的重任。臣不想把那些阿谀奉承、趋炎附势的小人推荐给陛下，以免这些人误了国家大事。”吕蒙正在皇帝面前力荐贤士，毫不退让，弄得皇帝十分难堪。同僚们见此情景，都吓得默不作声。宋太宗退朝后，仔细思量，觉得吕蒙正的话很有道理，便对左右的人说：“蒙正有如此大的气量，我实在比不上他呀！”过了不久，皇帝终于任用吕蒙正推荐的人出使北方，那人果然不负使命，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后来，宋真宗即位，仍委任吕蒙正为宰相。太中祥符（公元1008—1016年）之后，宋真宗朝拜永熙陵（即太宗陵墓），封禅泰山，路过洛阳，两次驾幸吕蒙正府第并赏赐很多东西。为了进一步表示对吕蒙正的敬重，宋真宗对吕蒙正说：“卿的儿子哪个可以任用？”吕蒙正回答说：“愚臣之子都不可用，倒是有个侄子叫吕夷简，现任颍州推官，是个将相之材。”后来，吕夷简果然被宋真宗召见，委以宰相重任，成了宋代名臣。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春，吕蒙正上表请求回洛阳，宋真宗再次想把吕蒙正两个儿子召到朝廷当官，吕蒙正还是不答应，说：“多谢陛下关照。息兵少财，是我们国家长治久安的基本方略，愿陛下以天下百姓为重，不要因为我的地位显贵，就召他们到朝廷做官。”宋真宗采纳了吕蒙正的意见。
吕蒙正不仅有知己之明，且有知人之智。有一朝士想送给他一面古镜，说是能照二百里，以此求得升迁。他比着说：“我脸不过碟子大，哪里用得着照二百里呢？”
吕蒙正有个叫富言的朋友，想把他的儿子富弼送到皇家书院去读书，吕蒙正满足了他的要求。事后，富言领着他的儿子向吕蒙正拜谢。吕蒙正见富言的儿子彬彬有礼，谈吐不凡，高兴地对富言说：“此子日后与我的官位相似，而功业远在我之上。”于是，他不嫌富弼出身贫寒，让他与自己的儿子一块读书，供给他全部费用，照顾得十分周全。后来，富弼果然在宋神宗时期当了丞相。
智慧金言
“唯才是举”是中国历史上用人方面的一个优良传统。唐太宗曾申明：“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举。荀彧不才，虽亲不用……如其有才，虽仇不弃”，并且在实践中，努力实行了这一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