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时期货币的缓慢劣质化趋向，引起了物价缓慢而持续地上扬，国家也就开始混乱。这样说，似乎将国家混乱的责任全部推到货币身上，那货币是不答应的，应该是国家已经在变坏了，才出现货币劣质化。劣质货币的出现只是使国家变得更坏而已。当然，通货膨胀的起因从来都是那些罪恶的、利欲熏心的投机者。我们现在是这样的看法，古罗马的统治者当时也是这样看的，于是决定用专制手段结束物价飞涨，如颁布限价令，实行国家定价，但很遗憾，史上最早的“社会主义实验”失败得很惨，最终使整个罗马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
降低货币成色这种事，后来在欧洲继续上演。1536—1546年，英格兰亨利八世分若干次将金价从每金衡制磅24英镑升至30英镑，银价从2英镑升至2英镑8先令〔美〕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建，何建雄，朱忠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32。此后的神圣罗马帝国为筹集军资，在辅币中大量采取削边和掺假方式以支付雇佣军工资或兑换邻国货币，从而引起了严重的通胀；西班牙也出现过往银币里加铜，使它们成为不同比例的合金的现象，这个过程叫使钱“变黑”〔美〕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徐子建，何建雄，朱忠译。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26。但是，当小老百姓认识到新货币贬值了的时候，就没人愿意再接受成色不足的货币了，新货币的流通也就出现问题。
官方可以掺假，民间也有高招，那就是削边。为此官方不得不在硬币上扎上花边，这样的话，一有人削边，官方马上就可以发现。
这样的技巧，我们的东邻日本也玩过，似乎玩得还不错，因此还出现过所谓的“元禄繁荣”。日本17世纪元禄年间，财政不堪重负，加上海外贸易导致金银外流，幕府缺钱得很。为改善窘况，政府决定将市场上一切货币回收改铸，为的是降低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通过改铸，幕府增加的收入达到557万两以上，而幕府在货币改铸前，年财政收入才110万两左右，真是功在当代。货币改铸后，市场上的货币量大幅度增加，但自然也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持续发行劣币终于使幕府声誉扫地。
随着贸易的发展，携带硬通货毕竟很不方便，于是出现了汇票等货币替代物，有了银行家，产生了交易所，甚至是股份公司这种高级的集资方式。有了这些条件，民间就开始自己玩自己的了，开始是商人之间、银行家之间互玩，后来大众经不住诱惑，也参与进来，于是形成投资狂潮和泡沫。
古罗马人早就已经知道股份制运作了，在进行具有风险的海运贸易时常常成立一个将几十份资产组合在一起类似公司的组织。海运一结束，组织就解散，投资者会得到相应的报酬或承担相应的损失。随着欧洲海外贸易的发展，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以股份制形式成立，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因为公司不再像古罗马时期只着眼于一单生意，而是放眼长远。
东印度公司一上市即获得巨大成功，遥远国度的魅力以及诱人的赢利前景给了投机者无限的遐想。当公司第一批船队出发时，股价已高出面值30%~40%。前景如此诱人，效仿者出现了，西印度公司宣告成立，并对外宣称垄断了与美国人的贸易，但可惜其主要业务却是做海盗，专门劫掠装载丰富货物的西班牙船队。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印度公司经营得不错，但也充满了投机与泡沫。1688年，从好望角总督那里传来好消息，东印度公司船队正满载货物赶回荷兰，于是行情开始上涨；没过多久，有消息说船队搁浅，货物丢失，行情当然下跌；正在这时又有消息说，船队已脱离危险，货物非但没减少，似乎还有增加，于是行情暴涨。
当船队最终抵达荷兰时，人们欢欣鼓舞，但马上又失望了，因为没有人们预计的多。做空的人以为机会到了，他们需要股价大跌，开始不遗余力地散布消息说与法国的战争很快要开打了，并描绘出凄惨的局面和严重的后果，股东开始出现惊慌，东印度公司的股票持续下跌，几乎无法卖出，交易所里也一片恐慌。由于这次下跌，荷兰证券市场很长时间才从这场崩溃中走出来。
投机的最高境界——货币成为掠夺工具
一般以为信用本位是金本位破灭以后才开始建立的，但如果追根溯源，信用本位最早应该出现在中国的元朝，只是当时政府无信用可言，信用很快就演变成了无信用。货币成为掠夺工具的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个。
第一，中国古代纸币案。
北宋时期出现在四川的“交子”，虽然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之一，但严格地说，它更像一种汇票，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货币。
在四川成都，商业贸易一直比较发达，为方便交易的执行，成都地区出现了专业的经营货币保管业务的商户，存款人把货币交付给商户，商户把存款数额填写在一张专用的纸卷上，再交还存款人，并收取3%的保管费。这种临时填写存款金额的纸券便谓之“交子”。
后来“交子”商户在经营中发现，只动用部分存款，并不会危及“交子”的信誉，于是他们便开始印刷有统一面额和格式的“交子”，作为一种新的流通工具向市场发行。这样的好事难免被利用过头了，有时就不能兑现，从而引起很多纠纷，市场迫切需要制度来规范。益州知州开始规定专由16户富商来经营“交子”，但赚大钱的买卖政府还是希望自己来做，于是政府设立“益州交子务”，并“置抄纸院，以革伪造之弊”。
说是“革伪造之弊”，其实政府参与进来看中的就是“伪造”之利，政府首届发行“官交子”126万贯就只准备了本钱36万贯，准备金率为28%。后来政府发现其中好处越来越多，干脆就不要准备金，大肆发行，于是“官交子”只好变成废纸。政府当然聪明，又改“交子”为“钱引”，从这个名字就知道政府希望靠这个玩意“引”钱出来，“钱引”自是弄得一文不值，虽然纸张、印刷、图画和印鉴都很精良，但也只好供“糊墙专用”，这大约也是世界上最早最精美的墙纸了。
与北宋同时期的金朝，初期发了战争财，后来军费开支太大，就跟着宋朝学发行纸币。不限数量，不管兑现，不备钞本，新钞不断，面额随意扩大，结果币值跌成千分之一，一贯钞币实际只值一文钱，百姓的资财受通货膨胀的影响瞬间化为乌有，俗称“坐化”。当时“万贯唯易一饼”，民间只好拒绝用钞，许多商人罢市，远逃他乡。
到了元代，官府干脆禁止民间买卖金银，拘收全国铜钱，强制推行“中统元宝交钞”，以白银为本位，面额仍沿用铜钱单位，从10文到2贯分为10等，每2贯同白银1两，不限地区，不限年月行使，开创了纸币新时代。马可·波罗来到中国，见小小一张纸片竟可以买到各种各样的商品，惊叹不已，“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赏用、以购商物、以取其货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但这种状况未能维持多久，政府很快就开始大发钞币，并宣布不再兑现，永久通行，物价随之大涨，甚至于贿赂一下小官吏，所需钞币都要用车拉。
明代也发行了“大明通行宝钞”，沿用元制，不限地区和流通时间，不定发行限额，没有发行准备金。政府规定支付俸给、军饷都用宝钞发出，而租税却不收宝钞，光投放不回笼，或多投放少回笼，一开始就处于通货膨胀的阴影之下。于是币值不断下跌，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大明宝钞1贯实际只值160文钱；正统九年（1444年）宝钞1贯只值10文钱；弘治元年（1488年），宝钞1贯值钱1文（实际上这时民间已不用钞了）；嘉靖元年（1522年），政府规定入库只用银不用宝钞，宝钞作废。
清朝政府也发行过两种钞币。顺治八年到十八年（1651—1661年），因军费支出浩大，发行“钞贯”，后战事减少，经济好转，即停止发行。咸丰三年（1853年）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发行“户部官票”和“大清宝钞”，但人们拿到钱票却换不回现钱，因此钞价大跌：第二年宝钞价格下跌50%，第三年就只有面值的10%左右，许多省份因此拒不使用。而外国商人却从中发现了商机，乘机压价收购钞币后，按规定的五成用钞币去缴关税，逃避税费，钞币转成政府之累。同治元年（1862年）宝钞停止流通使用。
第二，密西西比纸币案。
通过纸币掠夺财富，其实不是中国古代政府的专利，在享有高雅和文明气息的法国也大肆出现过，就连素以严谨著称的德国也没能逃脱得了。
“太阳王”路易十四后期，法国因连年作战，导致国库空虚，债台高筑。这时享有骗子“盛誉”的约翰·劳出现了，他主张不受金银储量限制发行货币，这和我国宋元政府真是心有灵犀，但还是落后了几百年。他认为发行货币的银行应有权管理国家的税收，并以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以保证提供足够的通货来支持经济繁荣以及进行宏观调控，正是因为这点，约翰·劳被誉为现代货币之父。只可惜他那时还不知道中国的教训，一个集权的中央政府怎么会因为税收和不动产而自缚手脚呢？
银行纸币发行正好迎合了路易十四死后摄政王的需要，因此约翰·劳备受重用。1716年，法国政府特许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资本约600万利弗尔的“通用银行”，获得了发行纸币的权力。最初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随意兑换成硬通货，因此很受欢迎。不久后，银行就发行了6000万利弗尔的新纸币。
当然，仅仅靠银行发这点货币肯定是不行的，于是约翰·劳开始包装一家刚成立的公司。该公司拥有法国与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贸易的独一无二的权力（因为当时传说这两个地方遍地可见金银），然而要购买这家公司的股票需要先行购买政府公债，而政府公债此时信誉低落，二级市场常常是大比例折价销售，因此公司股票最初销售很是缓慢，但好歹都卖出去了。
1718年12月，路易十五批准“通用银行”改名为“皇家银行”。皇家银行被授予以法国王朝的信誉做保证发行纸币，拥有了事实上的印钞权。有了皇家的保证，玩一把大的那是理所当然的了。
此后密西西比公司相继拥有了在法国、东印度、中国、南太平洋诸岛以及塞内加尔进行垄断贸易的权力，因此该公司又称为印度公司。1719年7月，约翰·劳向法国政府支付了5000万利弗尔，取得了皇家造币厂的承包权。在利好的刺激下，密西西比公司的股价终于从一股500利弗尔涨到750利弗尔。当然，股价仅涨到这点远远不够。
1719年8月，密西西比公司开始试探性发行5万股新股，每股1000利弗尔，此时公司资助的宣传品已在巴黎满天飞：据说有确切证据证明殖民地存在一个巨大的宝藏，有人甚至已经为发现这处宝藏悬赏了一笔重金；还有人说路易斯安那是真正的黄金国……有了这么大的利好，公司就宣布新股不对外发行，要奖励那些忠实的老股民，只有在出示4股老股的前提下才能购买新股。约翰·劳的这套把戏很快将股票价格推升到了一股1800利弗尔。
约翰·劳发财了，不仅是因为内幕消息，也因为绝顶聪明，但他是个有理想的人，他向摄政王许诺同时解决所有令法国政府棘手的财政问题，并接管国家15亿利弗尔的国家债务，法国政府则为公司提供的贷款每年支付3%的利息。此外，约翰·劳还于1719年8月取得了农田间接税的征收权，同年10月接管了法国的直接税征收事务。
为刺激股价，约翰·劳开始慷慨给投资者融资，股价在短短5个月时间里（1719年8月—1719年12月）涨幅接近500%，达到12500利弗尔。此时，约翰·劳为向政府支付15亿利弗尔，开始了新一轮融资。印度公司连续三次共发行30万股新股，每股5000利弗尔，上市即被抢购一空。为了在高位继续吸引投资者购买，约翰·劳甚至宣布公司将维持最低股价9000利弗尔，低于此价则无限量回购，整个市场为之疯狂，股价最高达至20000利弗尔，是两年前的40倍。
印度公司的股票猛涨不落，不仅吸引了大量的本国资金，也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大量资金流入。投机活动刺激了对货币的需求，于是每当印度公司发行股票时，皇家银行就跟着发行货币，因为约翰·劳始终坚信增发银行纸币，然后换成股票，最终可以抵消国债。1719年7月—1719年12月，皇家银行发行了8。9亿利弗尔纸币，纸币与股价之间互相追赶，股价自是迭创新高。
此时的约翰·劳已是法国科学院名誉院士、新任财政部部长，但公司股价和他的人生一样也已到了峰顶。大量纸币的滥发，不仅仅影响了股票，物价也因此大涨，位于股票交易所附近的房租甚至上涨了一百多倍。通货膨胀率的上升直接动摇了民众的信心，人们纷纷涌向银行，想方设法把自己的纸币兑换成黄金。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的流通硬币极度匮乏，于是政府颁令禁止任何人拥有超过500利弗尔的硬币，严禁收购金银首饰、器皿和珍贵的宝石。
如此一来，狠狠打击了股民的信心，密西西比股价开始出现下跌。为了维持住公司9000利弗尔的股价，政府使尽浑身解数，约翰·劳也于1720年3—5月发行了共计11亿多利弗尔纸币，使得一个多月内货币流通量增加了一倍多，但股价还是在9月出现暴跌，11月跌到2000利弗尔，12月跌到1000利弗尔，到1721年9月就跌回到了1719年5月500利弗尔的水平。至此，昔日的繁荣泡沫彻底破灭，代之以经济衰退、民生重创。
短短几年时间，约翰·劳为摄政王减少了高达25亿利弗尔的债务，还帮摄政王的私人钱柜聚敛了巨额投机收益。最终他也是在摄政王的帮助下逃离法国，1729年在威尼斯于贫病交加中死去。
第三，其他纸币案。
经历这次投机事件之后，法国经济每况愈下，1789年终于爆发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解决财政危机，革命政府发行了“指券”纸币，甚至规定谁不按全价接受“指券”，就要被送上断头台，但“指券”这种革命性产物却很不革命，到1795年贬值了90%，到1796年年初价值仅剩1%。
其后的德国更是经历了一场天价通货膨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参战国财政空前恶化，战后，胜利的协约国希望由战败国来赔偿损失。1921年，特别赔偿委员会宣布德国应赔偿1320亿金马克，此外还得上交所有1600吨以上的船只、所有殖民地，承担占领军的费用，甚至包括军中妓院的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