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起初只是作为记者随军行动，由于英军军官死伤较多，难以补充，于是不久他就被任命为参谋部的联络官，骑马飞驰于各支分遣队之间，后来又亲自参加战斗和指挥运送伤员的工作。从维护殖民统治的人看来，他表现得非常勇敢，指挥坚强有力，富于主动精神。因此，布拉德将军对他十分赏识和称赞，10月初派他到急需军官的旁遮普第391步兵团任职。但驻印英军司令部不同意这一调动，并命令他重返班加罗尔第四轻骑兵团。
丘吉尔的战地报道写得十分及时而且生动，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同时为了不引起军政头目的反感，他又恰到好处地掌握了取舍材料的分寸，对于英军在一次溃退中的狼狈详情，以及毫无人道地使用开花的达姆弹和毫不迟疑地杀害俘虏，他都隐去不写，只在同家人亲朋交谈时，反复说到这些他所厌恶的真相。
这些报道发表时，用了“一个年轻军官”的署名，这是他妈妈与友人商量后决定的，她生怕报道中涉及敏感的战略和政治问题时，可能有人会抓辫子，使作者陷入困境。可是丘吉尔偏偏对这种隐姓埋名的做法感到遗憾，为了扩大影响，并且“在选民面前扬扬名”，他以这些报道为基础，加上搜集到的其他材料，用两个月的时间，写成处女作《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边境之战插曲》，1898年3月在伦敦出版，隔年又出了修订的第二版。
这本书也给丘吉尔招来了麻烦。这位年轻的中尉居然在书中对驻印高级将领提出批评，对英国的国防制度说三道四。他还在《三军联合杂志》约写的一篇专文中，进一步阐述了书中观点，认为在印度山民进行游击战的地区，实行“前进的边疆政策”困难重重，劳民伤财，今后军事远征应当谨慎行事，注意节省开支。后来他看到远征军受到重创的消息，几次申请上前线作战，都遭到军方领导冷冰冰的拒绝；即使只是利用圣诞节10天假期去前线看看的要求，也没有得到许可。
这本书问世后，丘吉尔养成了“写作习惯”。在班加罗尔期间，他用两个月时间写出了一部小说，名为《萨伏罗拉》。萨伏罗拉是虚构的地中海上劳拉尼亚国一位年轻的反对党领袖，他具有英勇、机智、博学、善辩等优良品格，在公众的支持下发动内战，推翻军事独裁政权。小说先在《麦克米伦杂志》连载，1900年2月出版，以后几次再版，直到丘吉尔80岁时还出了一版。
《萨伏罗拉》在艺术上显得有些抽象和粗糙，丘吉尔以后再也没有出版过小说。但它还是能引起不少人的兴趣。因为从书中某些形象身上，可以看到丘吉尔本人和他的父亲、保姆的影子。更为重要的是，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他的政治宣言，勾画出了他青年时代的内心世界。主人公萨伏罗拉办公室陈列的书籍中，放在最显眼位置的，是丘吉尔最喜欢的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丘吉尔这样描写主人公的心理：“斗争、劳动，一连串的事变，舍弃轻松愉快生活的许多东西，这是为了什么？人民的幸福，他很少感兴趣……他非常明白，他做一切事情的主要动力是虚荣心，他无力抵御它。……他不喜欢也不能忍受安逸、舒适的生活。他的天性是狂暴的、强悍的、勇猛的。充满抱负、动荡和不安的生活，才是他惟一可以接受的生活。他应该一往无前。”
虚荣心——丘吉尔一生特别是青年时期活动的内驱力，丘吉尔交给我们进入他内心之门的一把钥匙。他的盛开的虚荣心之花，长在维护英国垄断资产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这棵大树上。
11 苏丹：《尼罗河上的战争》
“我渴望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刺激。”早在丘吉尔到达印度驻防仅三个月之时，他就给母亲写信，要她设法将自己调往埃及。他预料英国及其占领的埃及将对苏丹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迫不及待地寻找战争机遇。
现在，苏丹之战的机遇果真到来了。丘吉尔像赌徒不肯放弃每一次赌博机会那样，决定从亚洲跳往非洲参战。
早在1881年苏丹就爆发了马赫迪领导的反英起义，到1885年，几乎把全部外国军队都赶出了国境，连英国驻苏丹总督戈登将军也被击毙。这个刽子手戈登作恶多端，1860年参加了进攻北京和抢劫、焚毁圆明园的罪恶活动，1863年又统领“常胜军”配合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活动。英勇的苏丹人民在反侵略斗争中也为我国人民报了仇，出了气。英国帝国主义者不甘心失败，要为戈登之死报仇，并于1896年再次入侵苏丹。这时，进攻苏丹首都喀土穆的决定性战役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之中。
丘吉尔明白，有些人对他的举动议论纷纷：“这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他是怎么混进各种各样的远征队里去的？他为什么又给报社写文章，又当军官？为什么一个低级军官竟敢称赞或者批评长官？为什么他能常常离开团队去休假？他还年轻，应该遵守军纪，努力做好日常工作才对！”还有些人谴责他“追求奖章”、“自我吹嘘”。
丘吉尔不管这些，他我行我素，故伎重演。1898年夏天休假，他放下尚未完稿的《萨伏罗拉》，6月末赶回英国为参战周旋。他行事的惯例，是直接找最高领导，而不把时间浪费在那些不敢越出常规做出决定的下级军官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伦敦流传一个传说：克雷孟梭（法国总理）、劳合·乔治（英国首相）和丘吉尔三人去世后，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了珍珠门外。克雷孟梭首先到达，敲门要求进去。圣彼得走出来要求他说明自己身分，以便查阅他的履历，给他作出永恒的奖赏，他照办了。劳合·乔治也一样。丘吉尔最后到达，圣彼得开门后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丘吉尔回答说：“你究竟是什么人？叫上帝来。”
这回，请出“上帝”也不灵了；不过，几经周折，顽强的参战愿望还是实现了。
英埃联军司令是赫伯特·基奇纳。先是母亲写信给她的社交密友之友，基奇纳副手伊夫林·伍德，要他向基奇纳求情，被婉言拒绝；后来丘吉尔直接写信给基奇纳，也被置之不理。
恰好这时，索尔兹伯里首相读了《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事》，对书中涉及的政策问题感兴趣，约丘吉尔去谈话。丘吉尔认为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趁机提出参战要求，首相要秘书拍了个电报给基奇纳将军。没料到，“大主教”居然也不买“上帝”的账。
三次请缨，三遭冷遇。如果就此罢休，那丘吉尔也就不是丘吉尔了。正面进攻失败，他改用侧翼迂回。丘吉尔通“天”尽管有术，最高当局的旨意却无效，然而靠打通同基奇纳有利害关系的关节，却获得了成功。他托人请英国驻埃及总领事克罗默帮忙。基奇纳将军要取得胜利，没有克罗默的密切合作不行。这一法宝祭灵了，然而条件很苛刻：“特准阁下以编外军官名义，参加苏丹之战，分配到第21枪骑兵团。请阁下立刻向开罗阿巴西营地的团本部报到。经费由自己负担，如果阁下战死的话，英国陆军也不负责任。”
收到通知的当晚，丘吉尔就同父亲曾经供稿的保守党《晨邮报》签订合同，每登一栏取得15英镑，远高于他过去的稿酬。次日早上，他就启程取道马赛奔赴开罗。第六天赶到阿巴西营地时，已经迟到了，有两个营已经开拔，另两个营也将在次晨出发。报到太迟，原定安排给丘吉尔担任的连长职务，已由别人取代了。
马赫迪已经牺牲，苏丹抗英民族解放武装力量由他的继承人哈里发领导。这支伊斯兰托钵僧队伍人数众多，英勇善战，武器装备却停留在中世纪水平。他们由喀土穆北上，迎击由开罗长驱二千几百公里南下的英埃联军。
乘火车，搭轮船，过瀑布，再换船，改乘军用火车，日夜兼程两个星期，第21枪骑兵团于8月中旬到达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交会处的新营地，然后徒步行军开赴前线。8月的非洲内陆炎阳高照，热浪袭人，虽然穿着厚衣服，戴着防暑帽，皮肤仍像火烧着一般难受，挂在马鞍上水壶中的水，很快就喝掉和蒸发完。直到傍晚宿营，才能饱饮尼罗河河水解除难耐的干渴。充饥的食品也十分单调，只有少量的牛肉罐头、饼干和啤酒之类。在沙漠地带跋涉，每天要损失几匹马，不少战士中暑病倒。丘吉尔有次急忙追赶部队时，天黑迷了路，“被困在茫茫沙漠中，一天一夜未曾吃喝”。他预料攻陷喀土穆之前有场恶战，死伤之灾难以预卜，便写信要求母亲“运用哲学上各种可以给人慰藉的观念来思考人生的全部意义”。由于医疗设施不足，他还说一旦他负了重伤，“您最好出面，设法把我弄回去。”
恩图曼战役打响了。9月1日上午，丘吉尔所在的营在行进中发现前方有个褐色的大斑点，随即判明那是苏丹军队。团长派丘吉尔掉转马头，赶回去向同步兵在一起前进的基奇纳司令报告。接近步兵大部队时，他让马稍微休息一下，自己爬上黑色高岩上瞭望，只见英埃联军的步兵以散开的纵队沿尼罗河畔开进，后面是炮兵和驮运武器弹药补给品的骆驼行列，河中有满载军用物资的20艘帆船和8艘白色大炮舰同陆地上部队并肩行进，旁边的沙漠中则有埃及骑兵和灰色的骆驼部队掩护着英国骑兵先头部队。
丘吉尔用干脆利落的语言，向马背上的基奇纳将军报告了敌情，回答了询问。这位将军留着浓密的胡须，目光锐利，脸膛晒成紫红色，给丘吉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此时谁也没有料到，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基奇纳任陆军大臣，丘吉尔任海军大臣，共同挑起英国内阁的军事重任。
9月2日，骑兵连长派丘吉尔带领侦察队去山峰上侦察敌情。黎明之前出发，晨光熹微时登上山顶，视野由200米扩大到400米再到800米，突然发现远方平原上有些闪烁的东西愈来愈明亮，那是苏丹军队的刀鞘。他写了纸条，命令下士回去报告。不久，下士带回参谋长签署的命令，要他们留在原地继续观察，随时报告。接着，英军向正朝山顶爬来的苏丹部队开炮，炮弹越过丘吉尔头顶在敌军阵地爆炸。直到穿黑衣、戴头巾、拿长矛的苏丹侦察兵已进入手枪射程以内，大部队随后就到，英军步兵很快就要开始射击，丘吉尔他们才赶紧回到自己阵地。
苏丹军队越过两军之间的山峰冲下来，丘吉尔在骑兵团参加了战斗。这是英国军事史上骑兵对步兵发动的一次残忍的进攻，也是丘吉尔从军以来参加的规模最大、最残酷的一次战斗。英军岸上、舰上70门大炮齐发，苏丹军队损失了六七千人。目睹长矛部队无法前进，苏丹手执新旧枪支的部队没有瞄准就向英军发动猛烈射击，英军死伤两百余名。丘吉尔所在的骑兵连乘胜追击途中，突然侧翼遭到袭击，连队立即向右转，由纵队改成横队迎战。丘吉尔右臂挥刀用力过猛，右肩脱臼疼痛难忍，只好插刀入鞘，拔出在伦敦买的新式自动手枪。刚打开保险，一个匐伏在近旁的蓝衣敌军就向他开枪。枪法虽不准，丘吉尔的马却滑倒在干涸的河床上。等他从地上爬起，再骑上马，已被十几个敌人包围。一人挥舞战刀冲杀过来，丘吉尔连忙拨动扳机。枪响刀落，敌人跌倒在他的马蹄前。又一名敌人拔刀相向，由于距离太近，丘吉尔只好用枪身敲击他的脑袋。这时又发现左边10米处，有一名穿着鲜艳服装和头戴钢盔的苏丹骑兵，丘吉尔毫不犹豫地向他开枪，被他闪过。接着又有几个敌人举着长矛向他杀来，丘吉尔突然感到一阵恐慌，他想到孤身在敌阵中横冲直撞实在太愚蠢，便紧贴马鞍，拍打战马，突围而去。
苏丹托钵僧部队在恩图曼战役中被击溃了。胜利者几次横扫战场，把苏丹伤兵全部打死。丘吉尔对英军的残忍和基奇纳的纵容感到愤慨，他给母亲的信中说：“基奇纳可以作为一个将军，但他永远不是一位绅士。”
仅在一个月中，丘吉尔从寄给《晨邮报》的战地通讯中，就获取了300多英镑的收入，而作为一个中尉，他当时的月薪不过12. 5英镑。丘吉尔更深刻地体验到，新闻工作可以使他名利双收，而出名和赚钱则是他从事政治活动不可或缺的阶梯和资本。他给母亲的信说：“我对士兵的生活观察得越多，就越是不喜欢这种生活，而且更加相信这不是我的天职。”他越来越以为他的天职是当政治家。
一次战斗经历一本书。丘吉尔这次撰写新书，比起关于印度之战的那本书又前进了一步，它不限于将战地通讯加以汇编、整理和加工，他要把它写成英国征服埃及和苏丹的历史。他从恩图曼战役的参加者搜集了大量素材，又在开罗请克罗默为他介绍有学识的英埃官员，组织他们座谈，回忆发掘史料。一回到班加罗尔，他就埋头著述。1899年10月，这部名为《尼罗河上的战争》的书出版了，它分为两卷，长达950页。年方24岁的作者的这部新书，资料丰富翔实，文字生动有趣，尤其令人赞赏的是，它在一定程度上抒发了一个英国青年应有的正义感，有人认为它是丘吉尔写得最好的一本书。
书中尖锐地批评了基奇纳将军侮辱马赫迪陵墓的暴行，认为这种野蛮、卑劣的行径也是对敬仰马赫迪的苏丹人的莫大侮辱。丘吉尔讽刺地描写道：“按照赫伯特·基奇纳爵士的命令，陵墓遭到亵渎并被夷为平地。马赫迪的遗体被挖掘出来，把他的脑袋从躯体上砍下来……士兵们用手传递到开罗，当作有趣的战利品……四肢和躯体被扔进尼罗河。这就是胜利者的侠义行为。”书中还直言不讳地指责基奇纳“对别人漠不关心”，“极度忽视……治疗伤病员的医疗部门”，“他对部下的残暴行径采取放纵态度，而这种残暴行径往往未必是由于敌军同样的行为所引起”。
书中还揭露了殖民主义的伪善、可憎面目。他说很多英国人“对托钵僧——从马赫迪到哈里发——百般咒骂，把一切可以臆造出来的罪行都加到他们头上。……但是，当把这些咒骂灌输给战场上的军人，使他们认为敌人是一些玷污大地的寄生虫的时候，这些军人就会做出野蛮的事情来。此外，这种随意的责难是极端不公正、极端危险和毫无必要的……对人们宣称英国和埃及军队开进恩图曼是为了把人民从哈里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可是，解放者从来还没有这样不受欢迎……说战争是为了惩罚托钵僧的罪恶行径，那是伪善。”
这些议论惹恼了英国官方和军界，丘吉尔也察觉到他从资产阶级和殖民主义者“应有的立场”走得太远了。为今后政治上的发展和前途着想，1902年该书再版时，他将该书改为一卷，篇幅缩减三分之一，删掉了上述议论和一些类似的言论。尽管如此，这本让丘吉尔第一次体验到用历史观点搞创作的愉快感的著作，仍然引人入胜，畅销不衰，大大提高了他的知名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