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八年，绥拉菲莫维奇与顿河哥萨克姑娘克辛尼亚·彼波娃结婚。她是彼得堡别斯图热女子师范学院毕业生，会外语，有时候应“亚速海边区报”编辑的邀请作点翻译工作。婚后不久，绥拉菲莫维奇因《顿河的话》被封而失业。为了维持家庭生活，他决定去彼得堡碰碰运气。那里的书局也许能出版他的短篇小说集，还可以把一篇新作带去。
十一月的彼得堡，以它特有的阴冷来回答绥拉菲莫维奇的满腔希望。出版商答复，暂时不能出版他的书。小说新作送杂志社，如石沉大海。本来柯罗连柯在《俄国财富》杂志社当编辑，找到他还会有希望的。不巧的是，柯罗连柯不在彼得堡，需要三个星期才能回来。怎么办？等柯罗连柯，口袋里的钱所剩无几；回去吧，等于一事无成，于是他决定留下来。在这些日子里，他时常想起十一年前，他被两个穿蓝制服的宪兵押送出这个城市的情景，想起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等牺牲的战友。往事使他更懂得生活的意义，因而尽管一天只能吃上一小块面包，靠喝茶水度日，有时竟饿得发昏。但他还是坚持坐下来写作。三个星期过去了，柯罗连柯终于派人来找他了。他们整整九年不见了。柯罗连柯虽显苍老，但精神抖擞。他还是那样热情地接待绥拉菲莫维奇。他对绥拉菲莫维奇说：“你的《在工厂里》写得很好，编辑不应该拖这么久，应该早就处理和发表称的小说了。”柯罗连柯还答应要为他的小说集写序言。由于柯罗连柯的关照，绥拉菲莫维奇领到了预付的小说稿费。这使绥拉菲莫维奇十分感激，久久不能忘怀。柯罗连柯不仅给了他走向未来的赠言，更为他坚定地走上文学道路奠基铺路。在柯罗连柯的帮助下，彼得堡书商兹翁纳列夫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同意出版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集。一九○二年四月绥拉菲莫维奇接到了崭新的还带油墨味的样书。这是他在不同时期写的，曾在各报刊上零星发表过的小说：《在木筏上》、《在冻土地带》、《行军》、《转辙员》、《报复》、《散步》、《在地底下》、《节前》。这些小说收集在一起，印成一本厚书，仿佛与前不同了，更重大，更严肃了。短篇小说集的出版标志着绥拉菲莫维奇在创作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奠定了他在文学领域的地位。
一九○一年十月，“顿河的话”诺沃契卡斯克分社又聘请绥拉菲莫维奇回去工作。这样，绥拉菲莫维奇就经常在“顿河的话”上发表讽刺小品、寓言等各种体裁的尖锐的、富有现实性的“和读者谈话”。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火炬》。它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伊席吉尔婆婆》一样，都是写勇敢的丹柯高擎着自己燃烧着的心，像火炬一样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丹柯是传说中的英雄人物，也是作家的精神写照。他愿高擎起自己燃烧的心，引导人民朝着解放的道路迅奔。
在与高尔基相处的日子里
一九○二年一月，安德列耶夫聘请绥拉菲莫维奇到莫斯科一家大报——《信使报》工作。八月初，他应聘去莫斯科。到了莫斯科，绥拉菲莫维奇首先去见安德列耶夫。安德列耶夫是个活跃而乐观的人，和他的那些忧郁小说完全不同。绥拉菲莫维奇与他一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无拘无束地谈论着创作和俄国的著名作家。在谈话中，绥拉菲莫维奇不能同意安德列耶夫对生活的怀疑、绝望的见解。许多年之后，绥拉菲莫维奇还记得安德列耶夫的那句话：“作一个钟，人们敲它只是为了警报和出殡，永远也不是为了快乐的婚礼。”“为什么不是为了婚礼，为了快乐和幸福呢？”这是绥拉菲莫维奇对安德列耶夫的明确回答。
就是从安德列耶夫的口中，绥拉菲莫维奇第一次听到高尔基对他创作的肯定。一九○二年九月的一天，绥拉菲莫维奇去参加民主主义作家团体——“斯列达”在安德列耶夫家召开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他有幸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高尔基。高尔基对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也很熟悉。一经安德列耶夫介绍，他们就一见如故。高尔基当即邀请绥拉菲莫维奇作为他主持的《知识丛刊》的撰稿人。在交谈中，高尔基详尽地告诉绥拉菲莫维奇出版这套《知识丛刊》的目的，他说：让读者在这些书中看见俄罗斯的生活，唤醒人们对俄罗斯的爱，振奋人们的力量，激发人们对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要知道会有几十万人来读它。革命在成熟，工人阶级越来越革命化，在这种空气里，正直的文学书籍也能起很大的动员作用。工人会发现字里行间的意思，一切正直的思想都能得到工人的响应……。高尔基决定将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编到丛刊里，并为他出版一部作品选集。高尔基称绥拉菲莫维奇是一个“有价值的作家”。但他也对缓拉菲莫维奇的小说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高尔基说：“您可别忘记：矿工——这就是工人！要晓得，就是工人创造出周围所有的一切来的。在您的作品里，他们仅仅是一些穷困的、受践踏的人，——他们很可怜……但这还不是全部的真实。矿坑是谁来掘？是谁把那坚不可破的石头岩层爆炸开来？水涌进矿坑时——是谁把水汲干的呢？瞧您的这个小孩子，——嗯，当然，他很可怜。可是他长大起来，就将是一个真正的世袭的矿工！土地，矿藏都要在他面前让出道路。真是这样，我们常常忘记这些……这可是应当记住的。如果牢记着这一点，自然也就会描写出来了。”
绥拉菲莫维奇曾长期地思索过，只是对穷人同情，难道能改变他们的境况吗？的确，不应该把工人仅仅描写成被压迫的可怜的人。现实也证明了绥拉菲莫维奇所熟悉的革命工人，像莫依先柯和工人小组的成员们，他们需要的不是怜悯，他们在最困难的时刻也是个领导者，经常鼓励别人，他们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新生活的创造者。高尔基说得非常正确。贫穷、痛苦、饥饿——这只是一半的真相，整个的真相呢——那就是莫依先柯以及工人阶级的成千上万的代表人物，他们争取胜利的意志是任何饥寒痛苦所不可摧毁的，这才是应该写的东西。
在高尔基的思想影响下，绥拉菲莫维奇创作的革命倾向日益鲜明。
一九○三年，《知识丛刊》出版社出版了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集第一卷。其中作品都是作者根据高尔基的建议和指点，校订过的。这期丛刊登载了绥拉菲莫维奇的短篇小说《在途中》。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曾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产生巨大的作用和影响，绥拉菲莫维奇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开始了他创作的新的里程，即开始走出批判现实主义的轨道，而迈向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
一九○四年，绥拉菲莫维奇因病到克里米亚的雅尔达休养，而离开了《信使报》社。在《信使报》工作期间，绥拉菲莫维奇几乎每隔一两天就得为它提供一篇文章。一九○五年四月，俄国无产阶级第一次向沙皇政府发起武装进攻，暴风雨似的革命斗争遍及全国，也蔓延到这个滨海的疗养小城。绥拉菲莫维奇因病势严重，无法离开雅尔达。他参与了弟弟文尼亚在雅尔达从事的地下革命工作。文尼亚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员，当时住在雅尔达。他们在一起复印列宁的“五一”宣言，秘密投递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机关报——《前进报》，号召工人和农民用积极行动来纪念“五一”节。为了纪念“五一”节，绥拉菲莫维奇和文尼亚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学朗诵会。正在雅尔达的高尔基在会上朗诵自己创作的一篇名为《监狱》的小说。这次集会引起警察局的注意，他们把绥拉菲莫维奇、文尼亚和高尔基都列入黑名单。绥拉菲莫维奇因此被迫与高尔基一起离开了雅尔达。
一九○五年十一月，绥拉菲莫维奇在武装起义的前夕来到了彼得堡。在这里，他首先见到了安德列耶夫。安德列耶夫颓伤了，他想离开这充满斗争风暴的俄国，并邀请绥拉菲莫维奇和他一起到德国去。绥拉菲莫维奇很珍视与安德列耶夫的友谊，但他不能和安德列耶夫一起去。他认为一个作家的天才来自人民，来自生活，离开这些，天才就像一棵露出根来的小树一样要衰弱和枯萎。
绥拉菲莫维奇见到高尔基时，他看见这位人民作家——勇敢的海燕，正为革命工作在忙碌着。高尔基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募款，引导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充满信心地迎接新的革命风暴的到来。高尔基鼓励绥拉菲莫维奇要观察，敏锐地观察，然后将他所看到的写出来；为一个伟大的时代造影写照，这对绥拉菲莫维奇是极大的鼓舞。
不久，绥拉菲莫维奇写了一篇题为《母亲》的小说。这是以罗斯托夫、诺沃罗西斯克等地的革命斗争作为素材写成的。母亲是一个知识分子出身的民粹主义者，她曾经到民间去，宣传革命，那些宣传印入了儿子的心坎。后来儿子果然参加了革命，并准备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的时候，她的“革命性”却像被风吹的一样消散了。绥拉菲莫维奇把这篇小说读给高尔基听。高尔基认为绥拉菲莫维奇写了一个重大的主题，母亲和儿子，而儿子参加革命了。但高尔基说：“要是我，就用另一种方式来解决母亲和儿子这个主题，一个工人出身的母亲，不识字，独生的儿子参加了革命：地下小组，罢工……儿子被捕了。可是儿子在监狱里还在斗争，儿子的伟大真理感染了母亲，战胜了这个被压迫的俄国妇女世世代代的恐惧和驯顺性……（高尔基后来果然写出了这样一部作品，即长篇小说《母亲》）。”这些话，像一把火，使绥拉菲莫维奇豁然开朗，促使他更深刻地去把握时代的脉搏。
在彼得堡时期，绥拉菲莫维奇住在工人武装起义斗争最尖锐的布列斯尼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大炮的沉重的轰隆声，时时穿过夜空。他跟工人自卫队和群众一起堆筑街垒。那些不屈服的工人形象，深深地印在绥拉菲莫维奇的脑海中，一种创作的激情使作家拿起笔，用炽热的语言，揭露敌人的罪恶，表现出工人阶级的巨大力量。这就是在激战时刻完成的特写《在普列斯尼亚》和小说《葬礼进行曲》。
十二月十九日，白色的寒雾笼罩着整个城市，低矮的太阳射出暗淡的光，街道上到处是拆掉和烧毁的街垒的残骸，起义被镇压下去了。绥拉菲莫维奇怀着满腔义愤，带着自己的作品到高尔基家，他给高尔基读了这两篇作品。
多年来，绥拉菲莫维奇一直牢记着高尔基的话语。他在创作上的革命倾向，正是在高尔基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九○五年的革命，更使他看清了工人阶级的创造力量。所以，这个时期他写的作品已经不是简单的暴露，而是把无产阶级作为争取美好生活而奋斗的自觉战士来表现的，那里面充满了昂扬的革命斗争的激情。
创作的新起点
一九○五年武装起义失败了，从此开始了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斯托雷平统治的十年。全国实行恐怖统治，以各种手段来扼杀革命。但是，人民是吓不倒的，俄国的城市和乡村到处爆发起义和罢工。在这充满白色恐怖的反动年代里，有些革命同路人，已经胆怯地离开了革命队伍；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有不少人转到敌对的营垒，公开反对革命。反动势力在思想战线上也发动了进攻。资产阶级颓废文学大肆泛滥，像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安德列耶夫也抛弃了自己以往的民主主义的倾向，高叫革命“毁灭”，滑到颓废主义文学的泥坑中去了。
绥拉菲莫维奇和高尔基一样，在反动年代里，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锻炼得更加坚强了，他们忠实于革命事业，对革命的最后胜利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
一九○六年是绥拉菲莫维奇创作上的丰收时期，也是他创作的新起点。一九○五年的革命斗争，锻炼了绥拉菲莫维奇的革命意志，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他创作出一篇篇反映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正如绥拉菲莫维奇给他妻子的信中所说：“过去我曾因为缺乏题材而苦恼，可是现在满脑袋都是题材——题材非常丰富。”这一时期，绥拉菲莫维奇从早到晚地写小说，这些小说都是革命现实的写照，跟小资产阶级的颓废文学是迥然不同的。他猛烈地鞭笞革命同路人的变节行为和逃避革命斗争的消极情绪。和他以前的小说比较，这些小说中，回荡着一种高昂、斗争、冲锋的主旋律，再也不是低徊的哀歌；小说里的人物多是觉醒者和勇敢斗争的战士，再也不只是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人。这表明绥拉菲莫维奇已坚实地迈向革命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如《炸弹》、《深夜》、《葬礼进行曲》等。这些作品都相继发表在高尔基主持的《知识丛刊》上，受到了人民的欢迎，却引起敌人的恐惧和不安。沙皇政府终于在一九一一年禁止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再版，并强令各地书店予以销毁。
随着创作不断趋于成熟和生活积累的不断丰富，绥拉菲莫维奇已不满足于只能反映生活某一侧面的短篇小说的创作，而渴望用更广阔、更深刻的形式来展现时代的面貌。因此，绥拉菲莫维奇在创作短篇小说的同时，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尝试。一九○六年，也就是在莫斯科的十二月起义后不久，绥拉菲莫维奇开始写长篇小说《荒漠中的城》。它的出现，标志着绥拉菲莫维奇在恩想上和艺术上的新跃进。
长篇小说《荒漠中的城》在九十年代末期就开始了构思。当绥拉菲莫维奇在《亚速边区报》工作时，常常到草原上的一些村镇采访。他亲眼看见了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这些村镇发生、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发展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但是在当时，作家对许多问题还不能得出明确的答案，经过了一九○五年革命的洗礼，作家的思想成熟了，于是他才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以生动而鲜明的艺术形象揭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有力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也深刻地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觉醒，他们必将成为改造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自觉战士。肯定革命，肯定它的必然性和规律性，便是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主题。
《荒漠中的城》是通过草原上一座新城的出现，揭露资本主义的剥削的残酷性。这座小城以前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村镇。商人和资本家像苍蝇似的拥进这座小村镇，开小酒馆的查哈尔就是其中之一。他设妓院，开赌场，放高利贷，用种种卑鄙无耻的手段骗取了大量的金钱，整个城市都掌握在他的魔爪里。他有房屋，有商店，有木工厂。但是查哈尔没有幸福。作者用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揭露了资产阶级必然灭亡的命运。小说通过查哈尔的家庭瓦解表现了这一点。查哈尔产业的继承人——他的儿子背叛了他。查哈尔用他的魔爪掐住他遇到的每个人的喉咙，可是他的生活却毁灭了。
生活的法则，对资产阶级并不是总有利的。随着资本的增加、草原上的城市也出现了工人阶级。历史赋予他们埋葬资产阶级的使命。在小说中，绥拉菲莫维奇表现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增长。工人阶级为反对剥削展开的罢工斗争，震动了这座小城。尽管他们的斗争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他们团结一致，这就是未来胜利的保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