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刻纹铜器开始出现采桑图，这是我国在艺术品中表现桑蚕丝织业的滥觞，汉画像石、砖艺术继承了这一传统，在山东滕州龙阳店、嘉祥武氏祠画像石上都有采桑图。汉王褒的《僮约》中说：“种植桃李梨柿柘桑，三丈一树，八树为行，果类相从，纵横相当”，可见桑园的栽培与果园一样是有厚利的，值得占一大块土地来经营。《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中也说：“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桑蚕业的发展必然推动纺织技术的进步和纺织工具的改进，以适应纺织生产的需要。
画像石、砖上的纺织图像已见有十余幅。画像内容大同小异，繁简有别而已。山东滕州龙阳店画像石上的纺织图是这样刻画的：左右两端各有一妇人在操作织机，师傅在背后指导监督；右边的织机前一妇女正执籰（yuè，络丝的用具）络丝，其上已挂有三个缠满蚕丝的籰子；右边织机前一妇人坐于纬车前摇纬。这幅纺织图反映的似乎不是家庭中的纺织，而是乡村或地方豪强纺织作坊中的纺织劳作，是具商品性质的生产活动。达官显贵、豪强地主乃至小吏百姓身上穿着的各色服装的衣料主要是由此类作坊纺织而成的。
我国关于酒的起源的传说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说禹时一位叫仪狄的女子用粮食造出了酒，她把它献给了大禹；另一个传说说少康是始作酒者。少康就是杜康（《说文解字·巾部》：“古者少康初作箕帚，秫酒。少康，杜康也。”），他是夏朝第五代王相的儿子。少康从小就帮他外公放羊。一天，少康上山放羊时突遇大雨，他急着要把羊赶回去，匆忙中把盛在竹筒里的秫米饭忘在了一棵树上。等到雨过天晴，他再次来到这个山上放羊时，发现以前遗忘在这里的秫米饭，已经变得气味芬芳诱人了，他尝了一下竹筒里的饭汁，觉得甘美可口。这一意外的发现，使少康认识到了米饭发酵的作用。后来他便有意识地酿制这种能醉人的甜酒。
传说固然很美好，但它毕竟是传说，其中虽有合理因素，离事实还是有很远的距离。考古发现告诉我们，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已经开始酿酒。大量发现的尊、、、高柄杯、小壶等陶器表明，到了龙山时代，酿酒业已较发达，专门用来饮酒的器皿，经常在祭祀等重大场合使用，以致发展成为礼器。
在我国古代酿酒业的发展史上，汉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当时酿酒技术的提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造曲技术的发展；成酒度数的提高；酒类品种的增多。
我国古代酿酒生产的过程是这样的：先将谷米煮熟，待冷却后再加以酒曲，密封、恒温贮藏之，以发酵酿酒。当谷米、酒曲发酵好之后，再进行过滤，以除其糟粕，即所谓缩酒。秦汉以后，缩酒又叫泲（jǐ，渗透，过滤）酒，也叫沥酒。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酒之取清去滓，或曰滤除其糟粕这一工艺过程。
山东诸城前凉台汉墓画像石上的酿酒图，全面反映了上述酿酒过程：地上砌一灶，灶前一火夫跪坐添柴，灶上置釜和无盖大甑，一人执炊具立于灶侧搅拌甑内蒸煮的谷物，此人身后放置两个大缸，一人执棒将一个大缸里的东西搅拌均匀。灶左侧也放置有两个大缸，其中一个大缸上架设有木架，一个漏缸安放在木架上。缸右立一人正准备把手中的勺子递给左边之人，这似乎表明漏缸沥酒的过程已经完毕。沥酒缸下边一个方形的框架放置在一个大陶缸上，一人卷袖露臂，双手执袋在框架上挤酒，他身后放有两个用于装酒的大壶，面前一人正弯腰用竹片将勺中之酒曲投入酒缸中。挤酒者下方垒土筑台，台上埋设四个大瓮，台右放置四个大瓮，它们应是用来贮酒的。山东沂南北寨村画像石墓、嘉祥洪山和华林等地的画像石上也有内容相似的酿酒图。
四川新都画像砖上的酿酒图与此稍异。图的左上部一人奋力推一板车，似在往外送酒糟；其下一人挑一对酒瓮正向外走；右部上方一人卷袖伸手在灶上的釜内和曲，师傅坐在一旁监督指导；灶前置酒炉，炉内有瓮，瓮上有螺旋圆圈，连一根直管通至炉上的圆圈，当是酒曲发酵，淀粉溶化后输入瓮内的冷管。造车轮（山东嘉祥）
我们从画像石、砖的酿酒图上不仅可以看到汉代酿酒生产的工艺过程，还可以窥见汉代私营酿酒业的一些情况。山东沂南北寨村、诸城前凉台的酿酒图像为整个庖厨活动的一部分，规模较大，且有负责监造的人员。类似的图像在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壁画上也有。这些图像正可与汉人崔寔的《四民月令》相参照，说明当时官僚地主庄园有着自己的酿酒作坊，曹操在《奏上酝酒法》奏文中也提到，“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臣得法酿之，常善”。他们酿造的酒，除了自己饮用外，大部分用于售卖，西汉名臣霍光之子霍禹就“私屠酤”，随司马相如私奔的卓文君也“当炉”酤酒。山东嘉祥华林、洪山画像石上的酿酒图像简单，规模很小，很可能反映的是民间中小地主或自耕农民的酿酒情景。
车是何时发明的，至今尚不能确指，但夏代已有车正，其中之一羲仲即是山东枣庄人，从商代墓葬中发现的车辆之众来看，夏代有车当不成问题。商周时期车辆除了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外，还大量地用于战争。
从战国时期开始，战车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作为交通运输工具的车辆迅速发展起来。到了汉代，车的种类已是十分繁多，质量比以前更加提高，装饰也更加富丽堂皇，画像石、砖上大量出现的规模大小不一的车骑出行图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在马车的制作中，制轮要算是最难的工序了。
山东嘉祥洪山出土的画像石上有一幅制轮图，形象化地把制轮过程表现了出来。画面上，制轮人左膝跪地，右脚踩住轮牙，右手执斧，左手握凿，正为轮牙凿卯；他前面是一车轮的半成品，毂、牙间装有十四根车辐，而牙才安装了一半多；车轮上方悬挂二牙条；制轮人之妻背负他们的孩子，手执轮牙站在他背后帮助他工作，这显然是个造车之家。
四、井架高耸采盐忙
盐是人类必需的生活物资，所谓“十口之家，十人食盐；百口之家，百人食盐”，即反映了盐类产品消费面普遍的特点。两汉时期，人们对食盐非常重视，称之为“食肴之将”、“食之急者”、“国之大宝”。
《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夫天下物所鲜所多，人民谣俗，山东食海盐，山西食盐卤，岭南、沙北固往往出盐，大体如此矣。”从中可知，当时沿海地区主要食用海盐，内地以食用池盐为主。另有所谓“石盐”即指岩盐。在巴蜀等地则盛行井盐生产。
在井盐生产中，需先凿井取卤，而后设灶煎制。时有“西州盐井，源泉深也”的记载，表明这种盐井相当深。为提高取卤的效率，至迟在东汉时已采用机械提卤的方法。
四川成都北郊扬子山汉墓出土的盐井画像砖向人们展示了井盐生产的全过程。盐场座落在山峦重叠、树木茂密的环境里。山林中到处是飞禽走兽，猎人们正张弓追射，豹子奔逃、鹿獐惊惧回顾，由此可以判断，这里是人迹罕至的地区。井上有高高耸立的架子，架顶安装辘轳，用以转动系在绳上的吊桶。架分两层，每层有二人相对而立，奋力提起盐水注入架侧盆内，然后利用枧（jiǎn，通水器）筒引流，经山溪流至煮盐灶旁的盐缸内，最后放入盐锅（牢盆）熬煮。灶上有盐锅五口，灶门前一伙夫一边添柴，一边摇扇以助火力；可以看到柴薪燃烧的熊熊火焰，灶后有通气的烟囱。山麓上还有两人身背盐包将盐运离盐场。
四川邛崃花牌坊场出土的画像砖上的盐场图内容与此大致相同，但井架更为高大，吊桶从井口取出的情景清晰可见。煮盐的地方设有棚，一人俯身煮盐，一人在灶门前加柴烧火。
两汉时期，西南川滇地区井盐生产十分发达，盐井很多，如广都县（今双流县）“凡有小井数十所及溪田之饶”；汉安县（今内江市）“有盐井、鱼池以百数，家家有焉，一郡丰沃”；南安县（今乐山市）“汉有盐井”；定笮（zuó）县（今盐源彝族自治县）“有盐池，积薪，以齐水灌而后焚之，成盐”；什邡县、县（今三台县）、牛鞞县（今简阳县）、汉阳县（今泸州市）等近十个县皆有盐井。巴郡、蜀郡、犍为郡、南郡、益州郡在西汉时均设有盐官。《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汉宣帝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又穿临邛、蒲江盐井二十所，增置盐铁官”。盐井数量的增加、盐官的增置，都表明官营井盐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同时，所谓“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橘柚之园”的赞辞，也说明在这一地区内，民间从事井盐生产是相当普遍的。据《汉书·货殖传》记载，在汉元帝初元五年（公元前44年）罢“盐铁官”之后，一些豪强迅速因盐铁之利致富，其中有个叫罗裒（póu）的，就是巴蜀地区著名的井盐商人。
两汉时期，采盐的工匠们已开发利用天然气作为煮盐的燃料。扬雄在《蜀都赋》中说：“铜梁、金堂，火井、龙湫。”所谓火井就是出天然气的井。《华阳国志·蜀志》载：临邛（今四川邛崃）“有火井，夜时光映上照。民欲其火，以家火投之，顷许如雷声，火焰出，通耀数十里。以竹筒盛其火藏之，可拽行终日不灭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盐，家火煮之，得无几也。”《水经注·江水》中也说：临邛“县有火井盐水，昏夜之时，光兴上照。”由此可见，汉代巴蜀一带的采盐工匠已能熟练地用天然气煮盐。以天然气煮盐，不仅得盐多，效力高，还节约了木材，保护了环境，并且省工省力，可谓一举多得。
五、生意兴隆，财源茂盛
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山西饶材、竹、、卢、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出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盐铁论·本议篇》中也有一段类似的文字。由此可见，随着商业转运贸易的发展，许多地方土特产已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富贵之家的“奉生送死之具”。商业的发展，必然促进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场的繁荣。四川汉代画像砖对当时的市井作了细致的描绘。
不论是古代还是当代，商业市场都不是随意发展起来的，它必有一定的依托。在汉代，置市必须在县以上的治所，这一制度到唐代仍然遵循。市井画像砖上，商店林立，人物众多，市肆门垣、市楼、市隧齐备，可以肯定是昙以上治所的固定商业市场，而不是乡间草市，其中新繁和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市楼矗立于市井中央，列肆与（chán，民居房，市房）排列众多，制度完备，很可能是成都的市貌。
固定的商业市场不仅要设在城里，而且必须在固定的区域，以垣墙环绕，与里坊相隔，设市门，定时出入，也就是说市场是封闭式的。市井画像砖上，市肆门垣整齐排列，广汉县和新繁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还有隶书题记“东市门”文字，彭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有“南市门”、“北市门”的文字，与制相合。《三辅黄图》中说，长安的市“各方二百六十步”、“四里为一市”，也就是说，汉代的市井为方形。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宁城图上的“宁市”正是方形，印证了记载的真实性。成都等地出土的方形市井画像砖表明，当时四川的城市与西汉京城长安以及国内其他市制是相同的，由此可见政治统一的巨大力量。
汉代各地市肆都有政府派的市令、长或丞进行管理，他们一般住在市楼里；同时还派市啬夫（古代官名）巡行市场，以纠违法。市楼是市肆中最高大显著的建筑。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市楼上可以观察并监视市内各隧的活动。市楼上悬鼓，击之以开闭市门。楼下坐着市署官吏。广汉县周村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有一座二层市楼，有榜题明示，二楼悬鼓一面，楼顶饰以单凤，一楼二市吏对坐交谈。
市肆管理有一定的规定，凡进入市内的商品，必须分类摆列在列肆中交易。肆即为商肆，因市中有商肆，故称市肆。又因各肆是排列成行的，故又称为列肆、市列、行市。肆店里有店，崔豹《古今注》中说：“肆店，肆所以陈货鬻之物也，店所以置货鬻之物也。”也就是说，肆是摆设商品用以买卖的，店是放置商品（货物）之处。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上市列分明，列肆后面（靠市墙处）还有房屋建筑，隐约可见屋内有堆积之物，可能就是放置货物的店，或称“邸舍”、“廛”。肆店里的货物交易，有肆长监督，重要的商品成交，要立书契券约。市列之间有供行人来往走动的人行道，即隧。成都出土的市井画像砖中间就是十字形的隧。
不论从文献记载还是从画像砖图像上，我们都可以看出，尽管汉代政府对商品交换进行了抑制，对商品市场实行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但这并未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买卖仍然活跃，市井之内的热闹景象，有如班固《西都赋》描述的长安市：“九市开场，货别隧分。人不得顾，车不得旋。阗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左思《蜀都赋》也说，成都市上“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都人士女，袨服靓妆。买贸鬻，舛错纵横。异物堀诡，奇于八方。”四川汉墓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反映的正是当时市场交易的热闹景象，让我们来看两个实例。
新都县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展现了一个较小的市井全景。左右两侧上部分别题有“北市门”、“南市门”字样。画面上共有二十多个人物，或坐或立，正在相对交易。有的正提着货物，有的坐地行贩，有的置桌交易，有的设帐为市。
成都市郊出土的市井画像砖平面略呈方形，有市墙围绕，三方设门，每座门有三个门洞。左边市内隶书题记“东市门”、北边市内隶书题记“北市门”，市中置重檐市楼一座，上悬一鼓，楼下正中开门。进市门的十字路（隧）上有人物数起。东隧五人，或相对而语，交流市场信息，或行走于市，尽快赶到目的地；西隧有七人活动，服饰各异，神态活泼；南隧也有七人，或坐或立，似在讨价还价；北隧四人，分两行沿隧边靠列肆而坐，面前放着售卖的商品；隧的中央有类似小亭的建筑，南北隧边坐着商贩，隧的两侧为列肆，如长廊式建筑，共分四个交易区，每区的肆有三至四列。西北、西南和东南的三个贸易区的列肆之处，靠近市墙，又有纵横交错的市宅，一方靠近市壁，三方为列肆，形成如长方形的宅区，中间另立店房（邸舍）。靠北面市墙内两区的市店内，可以看到堆积的货物，以及顾客、商人的活动。
市井画像内容丰富，但看不清交易何物，新都出土的沽酒图则十分明确，店主正在为门外顾客盛酒，左上方还有二人正向酒店走来，左下方一人手推辇车边向外走，边和店主话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