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实际就是神圣与世俗的关系。宗教不断地创造神圣的时间和空间，而世俗世界则不断地将这些神圣性消解掉。
在古代中国，这种消解显得更加彻底。一方面，世俗的权威（皇权）希望将所有的教主神仙都踩在脚下，任何宗教信仰在古代中国都不能影响到皇帝的权威，否则，即便皇帝没有察觉，儒生们也要先鼓噪起来。另一方面，世俗社会的伦理规范不断地在人们的生活中渲染，也使宗教信仰不能屏弃血缘纽带，于是到处都是琐碎的满足小集体要求的小神小仙。张家村的神仙到李家村就没人理睬，因为李家村也有自己的神仙。同时，这些神仙只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比如婚姻、求子、农事之类。人们不需要这些神仙考虑形而上的问题，不需要他们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因为儒家的经典及其普及本已经把生活世界牢牢占据了。
在皇权和日常生活的两把飞刀的夹攻下，至上神无从产生，也就是说，在宗教信仰领域没有出现横扫一切的神仙。这样，超越性的、普世性的神圣感也就无法确立。
中国古人很喜欢讲政治，讨论政治成败的经验教训，从《尚书》开始，一直做到登峰造极的《资治通鉴》。不过，运用得比较精到的，还是《左传》的说法：“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戎指军队、战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个道理大家都懂；祀指祭祀，通过宗教把大家的心理控制起来，就是狠抓意识形态。有了这两样，搞政治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大半。所以人们总喜欢用这两条标准来评判一个王朝的得失。比如，秦朝就是反面典型，他们光顾了抓枪杆子，忽视了意识形态（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在乎），结果“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才几十年光景，无限江山就被人家夺了去。
秦朝的教训实在深刻，所以从西汉的刘邦开始，就比较自觉地做意识形态的文章了。
意识形态工作说起来简单，但是要深入人心却不容易。刘邦以出身问题作为抓手来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控制体系。首先做出重大牺牲的，就是刘邦的爹。司马迁在《史记》中曾经这样描述刘邦的出生：一天，刘邦的老妈躺在池塘边睡觉，突然昏天黑地，电闪雷鸣，刘老太公赶紧去找老婆，只见一条蛟龙在他老婆身上胡天胡帝，后来就怀孕生下了刘邦。从此，刘邦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神仙攀亲戚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政治感生神话。不过，从理论上说，这也就意味着刘邦和刘老太公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了。
感生神话并非刘邦的独创，在西汉之前，商、周人在回忆自己的始祖时，都是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商朝始祖契的老妈叫做简狄，有一天看到一只燕子蛋，就把它给吃了，后来就生下了契。所以《诗经》上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朝的始祖弃的出生也大致相似。不过，那只是反映了人们对蒙昧时期人类繁衍的模糊追忆。在进入文明社会后，生命的起源不再神秘，在出生问题上也不会做什么文章了。所以，在司马迁的记述中，即使黄帝、颛顼这样的著名政治家，也没有被神化，不过是生下来智商就比较高，属于天才儿童而已，并没有什么神仙老爸罩着。为了政治目的而有意识地修改出生证明，首创者是刘邦。
当然，仅仅一个小故事还不足以让刘邦的形象高大丰满起来，司马迁又接着讲了几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比如说刘邦生下来脸盘就像龙，左大腿上还有七十二颗黑痣（怎么长得下？）；刘邦经常到酒馆去喝霸王酒，卖酒的老头老太发现不管他走到哪里，天空中总有条龙在他头顶盘旋，于是酒钱也就免了；刘邦的老婆吕雉也说他住的地方上面总有云雾缭绕。几个故事讲下来，刘邦作为龙子的形象就比较完备了。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司马迁故意编造了这些故事，而是传说早已沸反盈天，不由他不信。
应该说，刘邦制造自己的出身证明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当时社会上对出身比较看重。项羽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拥戴，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大将，属于高干子弟；平民出身的陈胜、吴广，起义时的口号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可见“种”的问题在当时的确很有号召力。
刘邦付出老爹的代价，得到了“君权神授”的待遇，也就是统治天下的合法性，这对后世颇有榜样的作用。在刘邦的创意启发下，几乎历代的开国皇帝都被反复地神化，而神化的原则就，像编《说文解字》的许慎说的：“圣人皆无父，感天而生。”或者通俗地讲，就是有意无意地暗示皇上的“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一般说来，掌握这个基本的原则之后，编故事的具体方法就很容易操作了。
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奇特的长相，所谓“天生我型WHO怕WHO”，只要长得古怪，就有人相信你天赋异禀。这个传统在刘邦之前就有了，比如舜的眼睛有两瞳仁，晋文公重耳的肋骨是连成一块的。不过那时这些异相并非有意编造出来，到后世才是有意而为之，并且全部写进国家钦定的正史中。比如，《后汉书》上说，东汉光武帝刘秀长着一张大嘴，高鼻梁，额头中间的骨头隆起，暗示刘秀和龙的血缘关系。这种模样还算周正，隋文帝杨坚就要古怪得多了，《隋书》上说他出生时头上长角，全身鱼鳞，手掌上有字，上肢长，下肢短，以现代人的眼光，其实杨坚已经属于畸形儿了，或者说具有返祖现象。
另一种方法是强调皇帝出生时有奇异的天文现象，暗示他不同寻常的身分。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出生时屋内异香扑鼻，屋外红光环绕。这一点，连少数民族政权也学了去，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也是带着神光、异香来到人间。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更悬乎了，因为村民们甚至以为朱家着了火，还拎着水桶准备去救火。不过，学过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这些天文上的异常现象往往是地震的前兆。
还有一种方法是托梦术，皇上的老妈总是像祥林嫂似的告诉大家：“Ihaveadream！”梦的内容也大同小异，无非是有仙人给了颗药丸吃，又或者是梦见太阳落到怀里了，然后就怀上龙胎了，总之就是要表达富贵再三逼人，想不做皇帝都不行。托梦术是最有效的办法，因为做梦的内容是没人可以反驳的。
总之，感生与异貌，就是炮制政治神话必备的两味药材。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皇帝都需要开具出生证明的。一般说来，开国皇帝绝对需要出具出生证明，因为根据天命转移的原则，前朝也是有上天罩着的；要想改朝换代，首先必须证明老天爷喜新厌旧，转而对自己青眼有加。所以关于刘邦的传说中，还有赤帝子斩白帝子的故事，以表明天命的交接有合法手续。至于按照继承规律接替皇位的，一般就不需要文件或故事了，因为龙种的身分已经是最好的证明。
刘邦到底是街头小混混出身，没什么文化，编造的出生证明不仅自相矛盾、漏洞百出，而且没有制定统一格式。后来的人也就懒惰起来，随便编个故事就马马虎虎放行了。所以我们看到，皇帝们的出生显得五花八门，有说自己是龙子的，有说自己太阳、星星之子的，有说自己是某个不知名的神仙的儿子的，有的甚至连这也不编，就简单地说有什么红光满屋、异香扑鼻。虽然皇帝都是天子，但这些七七八八的神仙没几个和天能拉得上近亲。最多也就是天的使者而已。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只要有足够的实力，随便画个红圆圈，也能当作公章。在皇帝坐稳龙椅之后，有几个吃了豹子胆的敢对皇上说：
“您的出生证明好像有疑点，我想请皇家科研部门鉴定一下？”
皇帝们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编造证明文件不需要多么慎重，因为没人敢质疑。时间长了，证明编得越来越粗糙，而听传达的人也不再当一回事了。
再往后，出生证明也不再是皇帝的专利，其他圣人、伟人，甚至只有些许小小成就的人，就有人为他们编造出生的异像，比如北宋的抗金将领宗泽，他出生时其母梦见雷电闪耀，全身亮堂堂的；还有倒推回去追认的，像孔子这样的巨人，当然少不了来点感生的神话，据说有两条苍龙绕在孔子母亲的房前，第二天，一个中国文化的巨人就诞生了。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但奇怪的是，皇帝似乎根本没兴趣找他们算账。
这其实是很矛盾的，按照常理，皇帝的出生应该具有独占的意味。如果大家都是神仙的亲戚，皇帝怎么能脱颖而出呢？唯一的解释就是感生神话已经完成了对皇帝合法性证明的历史使命，编造感生神话仅仅是惯性运动而已。也许老子说得好，“国之利器，不可示于人”，既然示于人了，显然就不是什么利器了。
感生神话的变迁告诉我们几个道理。首先，做皇帝这件事是属于赢家通吃的，出生证明最多也就属于锦上添花。在古代中国，真正决定合法性的还是实力。即便是儒家思想，也是在承认皇帝合法性的前提下，对皇帝提点“民贵君轻”的建议。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谁做皇帝区别并不太大，还是一样的苛捐杂税，质疑皇帝的合法地位有多少实际意义呢？
其次，感生神话这玩意实在是粗糙，虽然开始时起了点作用，但架不住过于混乱，以至皇帝们都逐渐没了兴趣，只是出于对传统的继承而已，别的皇帝都有，所以自己也应该有。况且，比感生神话更专业、更精细的东西有的是，像儒家中的天人合一、阴阳家的五德终始，等等，只要皇帝需要，读书人还不是立刻奉上。
第三，在中国，神仙从来就没有做过老大。皇帝说自己是上天之子，只是找个抓手，他们更习惯的，是在日常生活中，用规范语言、行为的方式强化自己的无上权威。同样用刘邦的例子，刘邦虽然对关于自己的那些“神话”很受用，但真正让他感受到皇权的威力的，还是叔孙通制定了礼仪后，一帮混混子毕恭毕敬地对他朝拜的景象。而另一个颇具反讽意味的事实是，关于皇帝感生的故事越来越粗糙，但避皇帝名讳的范围却越来越大、条目越来越精细，而文字狱的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在皇帝的眼里，只要对语言和行为的控制到位了，也就意味着合法性的证明成立了。
对神话的另类回忆
几十年前，曾经有过全民做诗和全民学哲学的高潮。不过，全民性的参与同时也就意味着水准的普遍下降。据说当时农村里是这样学哲学的：晚上全村人集合到村委会，由村支书讲授哲学，他在桌上放块石头，说：
“世界是物质的。”
然后把石头扔出窗外，说：
“物质是运动的。”
汉朝盛行的谶纬，也许可以与此相提并论，那是一次全民参与的造神及造神话的运动。
谶纬，简单地说，就是神的预言（主要预言国家大事）以及对经书的神秘解释。谶纬西汉时开始盛行，但早在秦朝就已经有零星的出现。秦始皇时，有人在石头上刻字，说“亡秦者胡也”，搞得始皇帝龙心不悦，大开杀戒。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靠的就是谶纬。吴广装成狐狸在草丛里喊“大楚兴，陈胜王”，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粗糙朴素，甚至有些拙劣，但在当时，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谶纬在西汉的时候，还属于民间的产物，皇帝们并没有主动宣传、开发，只是由于谶纬“先知先觉”的特点，大家喜欢用它来预测国家的政治走向。逐渐地，一些好为帝王师的民间学者，就开始拿谶纬跟皇帝说事了。
汉昭帝的时候，全国各地到处出现稀奇古怪的现象，比如枯死倒地的树又再次立起来继续生长，有虫子吃树叶吃成五个字：“公孙病己立。”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位姓公孙的是什么人。有一位叫眭弘的，是董仲舒的学生，颇学了点天人感应的东西，于是上书昭帝：“我的老师董仲舒说了，做皇帝也要讲究天命的，没天命的人，就算继承皇位，也是坐不稳的。现在到处是神奇的景象，看样子是有平民百姓要做皇帝，您的位置虽然是合法继承的，但根据异象的显示，看起来也该交给别人了。建议您号令天下，寻找一个适合代替您的人，把皇位让给他，您呢，就找块小地方养老，不是很好吗？”当时昭帝年幼，主持政务的是霍去病的弟弟霍光，一听，这还了得，杀头。
这件事情有意思的地方并不在眭弘被杀，而是他的胆子——连公孙是谁都没闹清楚，就敢叫皇帝退位，可见谶纬给了他多大的勇气。
至于霍光这人，笨是笨了点，面对谶纬的势力，也不懂好好利用，只知道一味使蛮力——后来的当权者就聪明多了。你民间不是报忧吗？咱皇家就报喜。在皇上的暗示下，各地纷纷上报祥瑞出现，什么凤凰、麒麟、嘉禾……遍地开花，展开了一场与百姓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的斗争。但是，这些祥瑞太过老土，说服力远不及谶纬那样生动形象，而且光靠意识形态是吃不饱饭的，西汉政权还是一天一天地腐烂下去。这时，一位懂得利用谶纬的天才出现了，他就是王莽。
王莽虽然是外戚，但也曾经孤苦伶仃，接近下层的生活经历使他很了解谶纬的作用。篡位前夕，他是“假皇帝”，为了做真皇帝，就利用谶纬大造舆论，开始制造符命。大臣刘京上书说：
“齐郡有个小亭长，有一天晚上连续几次梦见有天公使者对他说：‘天公让我捎个话给你，假皇帝要做真皇帝了。你要不信，第二天你的亭里会有口新井。’第二天亭长起来一看，果然有口新井。这不是摆明了要您做皇帝吗？”
还有更绝的，口说无凭，索性编造文字，说是汉高祖刘邦命令王莽做真皇帝。一时间，各地的预言雪片一般呈上来。王莽顺水推舟，说这实在没办法呀，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天命、大人、圣人言，我再不登基，不是跟天命作对吗？于是堂堂正正地篡位了。
王莽篡位当然不是只靠谶纬，但是这招却启发了很多人。光武帝刘秀就是一个，当时天下大乱，刘秀在南阳倒卖粮食，李通游说他起兵：“图谶上说：刘氏复起，李氏为辅。这不正应在咱哥俩身上吗？现在天下这么乱，谁有预言谁就能赢。”刘秀一听不错，就拉起一支队伍，最后统一全国。在刘秀登基的布告中，还像模像样地引用了谶纬“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卯金”合起来就是繁体“劉”字的左半边。这么拙劣低级的字谜也敢放进告全国人民书里，可见刘秀对谶纬有多信服。
当时信谶纬的不只刘秀一个，公孙述在四川称帝，也自认是得了符瑞的真命天子。刘秀就写信劝降，不是谈大道理，而是从批驳公孙述的谶纬入手，说你的谶纬不灵，先前树叶上的谶纬里说“公孙病己立”，那个公孙根本就不是你。我手上的才是如假包换的真谶纬，你是斗不过真命天子的，还是赶紧投降吧。
有了刘秀的倡导，加上原本很好的群众基础，东汉的谶纬迅速蔓延，以至个别脑子清醒的人，在批判谶纬的时候也只能用谶纬做武器。像发明地动仪的张衡，就给皇帝上奏折说：
“谶纬这东西其实还是不错的，当初的尧舜禹这些圣人，就是靠谶纬起家的。不过最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在是太多，严重扰乱谶纬制造的市场秩序。您务必采取行动，打击这些三无产品。”
联系到张衡的文学作品里充斥着对神仙鬼怪的描述，有时候简直搞不清他对谶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说起来也有意思，谶纬虽然声势浩大，但仿佛只是汉朝的专利产品。随着东汉的灭亡，谶纬的影响也越来越小。虽然老百姓造反时还经常用谶纬当作革命纲领，但至少做皇帝的不再好意思把这东东拿出来炫耀了谶纬在汉朝的出现，确实有其道理。西汉的建立，从整个历史上看，是一件大事，但如果说得偏激一点，它在文化上没有从前辈那里继承过什么：书本被秦始皇烧得差不多了，刘邦又是没有什么文化的小混混，他手下的大臣也基本上是文盲，即使是萧何这样有点远见的，到了咸阳也不过是注意收集军事地图之类的实用东西。至于文化建设方面，大臣们好像也不怎么在意。以当时西汉君臣的文化水准，能够活学活用，造点谶纬就算很不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