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度清醒，心灰意懒，晚年的曾国藩就是以这样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的。痛苦而多虑，让来到直隶之后的曾国藩身体每况愈下。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变得心若死灰的话，那么，他生命的火焰离熄灭也就不远了。
不久，曾国藩遭遇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那一天傍晚，正在书房读书的曾国藩想弄清一个典故的出处，他站了起来，突然觉得眼前一片漆黑，双膝一软晕倒在地板上。等醒来后，曾国藩发现身体陌生得简直不像是自己的了，右手右足麻木，费了好大劲也无法从床上坐起，连说话也嗫嚅不清晰了。从朝中赶回的儿子曾纪泽告诉他！中医已经查明，说是肝病。医生诊断曾国藩的致病之源在于“焦劳过度”，右目失明和眩晕都是由肝病引起的，治疗之法只有滋补肝肾悉心静养。曾国藩只好向朝廷请假！安心在家服药静养。也可能是中药吃得太多吧，曾国藩又感到胃极不舒服，食欲不振，精神困倦，体气虚亏，只好再次向朝廷请假一个月。其实现在说起来，这哪里是肝病呢？分明就是典型的高血压症状，但那时候的中医医典中！是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曾国藩一直是被当作肝病来进行医治的。
病榻上的曾国藩不由情绪怆然。曾国藩并不是一个不在乎身体的人，甚至，在这一辈子当中，他最在意的，就是自己的身体。曾国藩一直恪守庄子的名言：闻在宥天下，不闻治天下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人要谨慎地对待自己的身体，要将自己的身体当作生病来调养；治理天下，也是同样的道理。当年！东坡居士也一直遵行这个道理。曾国藩甚至在生病时，都尽量避免吃药。在曾国藩看来，药总是有三分毒的，吃药，也就是吃毒。可让曾国藩没有想到的是，自己最谨慎对待的身体，却阴差阳错出了问题。人生就是这些无是无非！无薄无厚。想到这里，曾国藩感到失望极了，也沮丧极了。
1870年4月，曾国藩的病已变得相当严重了，他的左眼视线更模糊，右目已完全失明了。躺在病榻上的时候，曾国藩已经意识到死亡的临近了。曾国藩没想到的是，死亡竟来得如此迅猛！而他似乎一点准备也没有。他在想的是，自己这一辈子是被战争耗去了，这该死的战争，耗去了他那么多时间，耗去了他那么多精力，也耗去了他的生命……他还有很多事情没做，甚至，还没有想清楚怎么去做呢！
人的生命，为什么竟然如此短暂呢？
1870年的冬天，保定城下了历史上一场罕见的大雪，雪一直纷纷扬扬下着，一直到五天之后，雪才停了下来。雪霁之后，曾国藩坚持走出屋子，走向了雪原，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雪，听着脚下传来的滋滋的声响。在这种近乎自我放逐的散步中，曾国藩体验并陶醉于生命的荣光，而他在雪地里走的每一步，都是那么吃力，那么决绝和悲壮。这位传奇性的大儒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只能力求自身的完满了。虽然他的身体已变得相当孱弱，但在精神上，曾国藩达到了从未有过的高度。这个高度，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仅存的道德要求。在曾国藩看来，这个世界是有一个神明的，这个神明不是人格化的神，而是世界的规则和道理。这个世界的运转，就是符合这样的道理和规则。对于神明的崇敬，最根本的，就是坚守规律和道德律。在短暂的生命当中，曾国藩唯一值得自豪的，就是对于神明的坚守。在他看来，生而为人，把自己陶冶得尽善尽美，是最重要的事情，也是符合上天的意旨的。一个人如果能达到道与德的完满，那么，他必定会离神明很近。每个人的生命，都是一场一个人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人必须时刻以自己的意志来对待自己的惰性，探求神明，不能松懈。否则，在这场战争中，愚蠢就会重新占据上风，自我就会败下阵来。这场战争，就是人与某种规则的对抗，是自觉的争斗，也是人性的迷藏。如果人的存在带有着某种使命的话，那么，这样的行动，本身就是某种使命，它的过程，会让人生更有意义。
曾国藩的世界就是这样沐浴在无所不在的普遍性之中。这个普遍的东西并不只是横向的，它同时也是纵向的。它把无生命的物质通过大地，由低级到高级的生物、人们身边豢养的家畜、感官、肉体、灵魂，一以贯之地链接起来，然后，让它们生机焕发。在曾国藩看来，那就是“道”，不可改变，也不可颠覆。在“道”面前，灵魂只不过是肉体的一次呼吸一一的确，曾国藩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一种虚无，一种实实在在的虚无。
曾国藩是应慈禧的旨意来到天津的。
从接到上谕那一刻起，曾国藩就有着一种浓烈的不祥兆头，自己身体如此衰弱，慈禧让他来处理天津教案这个棘手事件，很明显是别有用心的。虽然朝廷一开始以试探的口气在谕旨中询问曾国藩：你最近的身体怎么样了？可以处理这件事吗？但曾国藩知道，这件事情自己无论如何是推脱不了的，朝廷就是要让他出面处理此事。曾国藩的回答是：身为直隶总督，天津发生闹事，我怎么能不管呢？他还引用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福祸避趋之”的悲壮诗句自勉。当然，这些都是做给别人看的。曾国藩隐隐约约地知道，事到如今，自己是很难躲得过这一劫的。
对于慈禧，曾国藩充满敬畏。虽然只是在京城时见过几面，但看得出来，这个女子聪明无比，洞察力很强，也心狠手辣。曾国藩曾在私下里把她跟汉时的吕后、唐朝时的武则天相比较，曾国藩的结论是：比较而言，汉时的吕后是狠，凶残无比，她可以毫不迟疑地杀掉韩信、陈郗，就足见她的凶狠；而唐朝时的武则天呢，霸气十足，气吞万里如虎，更像一个男人，她甚至有着汉魏武帝的风格，胸襟博大！极具个人魅力。相比较而言，慈禧，这个江南小女子，倒是聪明伶俐，也最具有女人味！她善于运用女人的手段和方式来办事！在轻描淡写和风细雨中！达到她的目的。当然，这个女人同样是颇具胆略的，几次关键时候的先下手为强，就可以看出她的心机和果敢。曾国藩自认对于慈禧的心理状态还是了解的身为孤儿寡母！疑心病会尤其重！如果一意识到危险！肯定会先下手为强。从总体上来说，慈禧一点也不比吕后和武后差，但这个女子是否成大器，就看这个时代的机缘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不由苦笑了，毕竟！都是属羊的。都说属羊的人命苦，看来是真的！自己就是一只苦命的羊啊。自己这头老羊正被一只年轻的母羊驱赶着！就要去赴汤蹈火。当然，这一只“母羊”也很命苦的！一对孤儿寡母看守着这摇摇欲坠的山河，也的确不容易。曾国藩唯一担心的就是“借刀杀人”，弱国无外交，在这样的外交冲突中，自己很可能因此而身败名裂。曾国藩知道这个时代最敏感的就是中外国民的交往问题。一个曾经的泱泱大国，颜面尽失之后，子民们当然是满怀愤懑，当这种愤懑从一个出口喷薄而出的时候，哪里会有什么理性呢？往往造成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引发事端。这时候，朝廷就会从中找一个替罪羊，本朝的林则徐、琦善等等，不都是这样的命运吗？如果流放，结局还算好，怕就怕给朝廷下手的借口。此次去津，最有可能的，就是去当这样一只祭祀的羊。
对于“教案”一事，曾国藩并不陌生，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教案”的屡见不鲜，跟中国百姓的大众心理有关。鸦片战争之后，一个泱泱大国在与洋人的对局中屡屡失败，使得各界人士尤其是普通大众积淤了强烈的忿恨情绪；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越来越公开化合法化也招致了人们的不满。更令中国人气愤的是，对中国道德伦理一知半解的外国传教士们，在中国内地的地方事务中逐渐拥有了相当的特权：他们不受中国法律的约束，享有“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他们在中国土地上触犯了法律，只有他们的“领事”才有权“按照他们的法律”进行处理，这实际是纵容传教士们在中国土地上为所欲为。那些一开始对中国国情不了解的外国传教士很快就学会了清国的等级制度，他们和清国的官员一样，也分成若干等级，开始与清国的官员们平起平坐。教会中的主教官职相当于清国的一品大员，与总督与巡抚平级；副主教与清国的司、道平级；神父和牧师则与清国的知府、知县平级。这样’教会实际上也就成了另外一个政府’甚至有些人要求中国的百姓见了外国传教士，同样也要下跪磕头。除此之外，那些先行人教的中国地痞流氓，恃洋人为后台，为非作歹，更让人们横眉冷对。有了这样的大众心理，也难怪那些百姓们会对教会群起而攻之。这些年贵州、广西、山西，都发生了很多当地人与洋教士冲突的“教案”，在这样群起而攻之的过程中，也有一些人胡乱泄愤。中国人人多势众，吃亏的，当然都是那些洋教士们，在教案中，教士屡屡被杀被打，教堂也被烧毁。曾国藩清楚地知道，民众只要一聚集在一起，有些事情根本就无法控制。人心当中那些复杂无比的情感和动机，又如何能把握住呢？结果，只有天知道了。
接到上谕之后，曾国藩好长一阵子都在发呆。他清楚地明白，此次去津，完全可能有去无回。对自己这衰病之身，曾国藩倒是无甚留恋；官居一品，封侯拜相，也无甚遗憾了。他最牵挂的就是两个儿子，担心他们今后若不能好好地立身处世，曾氏家族也会有一天突然败落。这样的事，对于名门望族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否极泰来，泰极否来，一切都太正常不过。曾国藩唯一希望的是曾家败落的时间能稍稍长一点。当天晚上，曾国藩又给儿子们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写写停停，一直写到鸡鸣之时才完成。总算把该交代的都交代了，曾国藩感到释怀不少。这封信一如既往地饱含了曾国藩的忧郁和担心：
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倶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禀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
余若长逝，灵柩自以由运河搬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但水陆略求兵勇护送而已。
余历年奏折，抄毕后存之家中，留予子孙观览，不可发刻送人，以其间可存者绝少。所作古文，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之，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将欲立品，先去求心。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尔辈以后居家，要痛改衙门奢侈之习，力崇勤俭之德。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孝养之道多疏，后来辗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殁之后，尔等当视叔如父，视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诸弟渐老，余此生不审能否相见，尔辈若能从孝友二字切实讲求，亦足为我弥缝缺憾耳。
1870年7月8日，曾国藩抵达天津。那段时间，因为教案的爆发，这座城市就像发了高烧一样群情激愤。曾国藩的到来，似乎更加剧了地表的温度。大街小巷都在议论曾国藩将会怎样处理这件棘手的事情。一些人对于曾国藩寄予了厚望，一些人依旧是怀疑，而更多的人则是麻木不仁、幸灾乐祸。这个滨海的新城市在长时间与洋人打交道时所吃的哑巴亏，几乎让每一个人对于朝廷感到悲观失望。人们都用一种陌生的眼光看着这个传奇性的直隶总督。当曾国藩从轿子中走出！缓缓地踱着八字步迈入通商大臣府的时候，在府外，围观者人山人海。当地很多平民和士绅都试图跟曾国藩见面，借以表达自己的看法。曾国藩一一接见了他们，耐心地聆听了他们的阐述。当年那个身材修长喜着紫衫的儒雅青年，如今已高颧突出，神色疲惫而昏瞑，他的一只眼睛已没有光亮了，只有一只眼睛，睁闭之间，不时发出一道精光。
没到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已将教案的前因后果基本弄得一清二楚了。一番聆听之后，曾国藩更加了然。一切都在曾国藩的预料之中一一起因，并不复杂，复杂的是事件过程中的节外生枝，以及结果的无法控制一关于“天津教案”的一些具体细节，众说纷纭，相对一致的说法是：春天的时候，天津不断发生迷拐幼童案件，官府抓获了拐犯李所之、武兰珍，这两人交代，他们的迷药是从教民王三那里得到的。于是，社会上纷纷传说，罪魁祸首就是法国教堂，那些穿着黑色大袍的传教士们，躲在那个有着尖尖屋顶的房子里，把中国婴儿剜眼掏心，制成药材，然后贩卖到自己国家。与此同时，法国天主教堂的婴儿因为瘟疫流行，照顾不周，导致中国婴儿死亡三四十人，尸体溃烂。于是，人们涌向官府，要求官府彻查。在这种情况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率天津道周家勋等会同法国领事丰大业，对武兰珍进行了审讯。武兰珍在审讯过程中，供词破绽百出。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无法落实之时，围观百姓与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法国天津领事丰大业带人闯人三口通商衙门和天津知府衙门，要求通商大臣崇厚、天津知府张光藻带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竟然开枪恫吓崇厚。行至狮子林浮桥时，丰大业又对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开枪射击，打死了挡在前面的家人刘七。百姓被激怒了，他们一拥而上，乱拳打死了丰大业以及秘书西蒙。紧接着，似乎全天津的人都涌来了，形势变得无法控制，愤怒的人群放火烧毁了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又到仁慈堂，杀死修女十名。在此之后，大队人马又闯人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而在同一天，天津群众还在其他地方，杀死法国商人两名、俄国人三名、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六座。暴乱就这样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这次事件中，共计打死外国人二十人。法、英、美、俄、德、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提出了抗议，并且调遣军舰到天津海口及烟台一带示威，放言将天津化为焦土。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惊慌失措，一面自行请罪，一面奏请朝廷速派通晓洋务的大臣到天津扭转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