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氏领兵，次重纪律。他本人就是“一个严肃的纪律执行者”。他说：“如有不肖军人，滋生事端，当按其所犯之法绳之，决不姑宽，此善举也。万不可纵兵殃民，奸淫戮掠，并刮土着富民，诬以通匪，借故劫杀等弊。至战胜攻取，亦不可忍心屠城，戮服诛降，及借事邀功，贪财劫夺，改抚为剿，滥杀平民等事，即慈善也，”而“到处奸淫虏掠，焚烧杀戮，以及强买强卖，均为逆。私自摊派勒索者，则是倒行逆施。”吴氏亦能做到：不以国家或地方公款来饱个人私囊，更鄙视那种“花天酒地”、“利欲熏心”的”许多在位者”把侵吞之公款“存放外国银行”，拥资数千万。而吴氏在其炙手可热的时代，其故乡蓬莱“仅有田二十亩。平时既得政府饷银，即要交该师会计。”官不爱财，方能“养我浩然之气”；“兵不可富，富则思家”，但是，“兵亦不可穷，穷则尘怨”。“不可使闲，闲则惰心生矣”；“不可使浪，浪则放心生矣”。故“凡有闲暇之日，必讲武艺之事，精熟野外演习，而后战斗有序。去其傲慢之风，方为能战之士，若有矜骄之举，必有乖戾之事。善兵者取民之诚笃而教之”。而“教法善，操法勤，立法严，立赏宽，令出肃，成功巧，法之明也”。部队实行戒酒、戒色、戒财、戒气、戒烟、戒赌“六戒”。士兵不得挂名外出，休息日由下级军官统带集体行动，饭后增添“精神讲话”及高唱吴氏自撰之军歌——《登蓬莱阁歌》。“精神讲话”论古谈今，学贯中西，但无非是：人人要敬重“桃园结义”的关云长和“精忠报国”之岳武穆。他们虽是失败的英雄，赍志而殁，但关岳那种忠心赤胆，一样足资后人景仰，扬名千古。吴佩孚提倡“必须学大勇于关岳诸人”，号召“君子以自强不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民国军人要努力“克己复礼”，作“大公无私之楷模”。
吴佩孚领兵打仗，不仅依靠直军作战去赢得胜利，而且注意争取舆论和从精神上瓦解敌军。如直皖战前连发指责皖系之通电、檄文，列举段祺瑞、徐树铮罪状：“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等等。这样做，既能获得社会舆论的同情与支持(认为吴之兴师是“彰明正义，与民更始”)，又瓦解和动摇了敌人之军心(在决战时刻，皖军前敌总指挥曲月丰前线罢战，向吴帅投城；刘询之第15师不战而降，第一混成旅旅长宋子扬率整旅附直，素称悍将之陆军第16旅旅长冯玉祥亦在此时由皖倒直)。时评指出：“吴佩孚的胜利，是民众心理倾向的结果”。吴自己也承认：“此次战胜逆党，谬蒙各界赞扬，实则非军队之力，全胜于民意”。这是“先礼后兵”的效果，第一次直奉战争也是如此。
部队的精神、纪律对战斗的胜利具有巨大的意义，但如果缺乏严格的训练和组织，仅凭精神、纪律，还不能打胜仗。吴氏对此似有清楚的认识。他说：“从前关壮缪以五百校刀手破曹兵三十万，岳武穆以八百背嵬军破金兵六十万。可见兵贵精而不在多”。所以，他治军非常重视提高部队的素质，把练兵作为直系军队建设的重要任务。从1920年的直皖战争到1924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吴氏在洛阳大练少而精的“怯薛”军1．8万人。吴氏特别重视对直系军官的教育训练。凡属直系各师旅，连以上干部(“连为百人之将，连长以上皆将也”)集合洛阳训练，并可“收辗转教练之效”。为提高部队的文化素质，培养未来将官和适应现代战争需要，他屡派参谋李盛铎赴蓬莱各地，招募曾入学的青年学生，送洛施训。由于吴本人有“不要钱，不要命，与士卒同甘苦”的现实表现和幕僚部属的大肆宣传，故“开封各校学生。纷纷投效。武昌大学生投军来洛者亦不少”。“凡人伍学生，均须考验体格及国文一篇，并须面试，观其学识气宇”录取后严定课程，加意训练，目的据说“为国家储备一支少而精的军事人才和军队”。吴亲自讲述诸子百家兵法，列举古今中外战例。他实行“三遍课堂二遍操”原则，即每日早、中、晚三次军事课，实行课堂讲授，早、晚两次操练，实行野外训练。最具特点的是吴氏在洛阳编练的十一二岁“幼年兵团”。他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中认识到：最后胜利仍取决于近战和白刃拼搏。为备今后肉搏战，从1923年起用栖隐于豫陕偏僻山中之古法拳师，聘至洛阳军营，“授以上尉至少校之官职，委以教育训练幼年兵团之任”。吴氏能认识现代战争也会出现短兵相接情况，需要擒拿格斗，是其高明之见。士兵要会打人，又要能被人打，而武术，就有增强生理功能，提高部队素质的作用。他决心要把幼年兵团训练成为非等闲之辈，以利于灵活主动地取得战争的胜利。吴氏在洛阳以武术训练幼年兵团，在国际上引起重视，英、美、日等国军官纷纷赴洛考察，美国并拍成新闻片放映。
吴佩孚对战略战术的了解是肤浅的，但他亦从自己的战争实践中，提出了自己的作战指导原则，成为其军事思想的一部分。他认为，“战术所最要者，各种兵之性能，及攻守之运用也”。步兵用于山林、川泽、平原无不适宜，故为各种兵之主干，骑兵大部用以冲锋、抄袭、威胁、掩护，小部用以侦察敌情，但大部利于平原，不利于山林，适宜于黄河流域，不适于长江流域，亦为辅助兵，炮兵系以威力压迫敌人，并攻击坚固敌垒，以辅步兵，为军中之骨干，惟南方多山地，宜用轻炮，北方多平原，宜用重炮、野炮，工兵掘濠筑垒，平路搭桥，及安设地雷电话等项，故亦为辅助兵，辎重兵属于交通，以利运输，北用车辆，南用人力及船筏，亦为辅助兵，并为军中之命脉。他认为：战术之攻守，攻击之法有三：(1)正面攻击；(2)一翼攻击；(3)迂回攻击。三者不外正攻与辅攻，或主攻与助攻。防御线虽多，亦不外第一、二、三线之分配。其实只分攻势防御与守势防御，前者须留突击路，后者须留退却路。
他认为战略与战术同，不过多一种政略之运用，故须知民心之向背，人民之负担，财政之出入，外交之亲善，及一切之状况。还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而明识之法，主要是比较：(1)主孰有道？即能得民心、军心者胜；(2)将孰有能？即比较双方将领才能，谁强者胜；(3)天地孰得，即得天时地利者胜；(4)法令孰行？即军中所注重者，一曰军令，二曰军法，若能信赏必罚，则士卒用命，战无不胜；(5)士卒孰练？即两方将官，孰勤于练兵者孰胜。
由上可见，我们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全面地、历史地、具体而有分析地去考察吴佩孚的军事思想，也能发现某些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的军事遗产。
(郭晖)
吴佩孚轶事几则
(一)
在援湘战役时，吴佩孚任前敌总指挥，有一日亲率步兵团长王用中和炮兵团长张琢斋等赴前线督战。大家在火线的前沿，见对方阵地上毫无动静，于是开始向对方士兵喊道：“吴大帅来了，你们赶快缴枪投降吧！缴枪的不杀……”话声未落，从对方的阵地射来密集的枪弹。这时吴佩孚率众就在附近的坟地内临时掩蔽。双方对抗未一小时，对方突然停止了射击，前线立即鸦雀无声。这时炮兵团长张琢斋因为听不到枪声，就探出头来查看说：“不打了，退了吧？”就在这刹那间，张团长就被一弹命中，倒在地上。王用中见张中弹，急声连喊：“琢斋！”未见回答，遂转向吴哭喊：“大帅，琢斋阵亡了。”这时吴以严峻的态度说：“嚷什么！敌人退了吗？这是火线！”接着又说，“战场是神圣的战场，哪容得不洁净的人，这种身不干净的人，神明是不能容的。”说罢，对张一眼未看。王见吴对待多年的老部下毫无感情的表示，立即放声大哭不已。及至敌人退后，回到驻地，王对大家说：“吴这个人对人过分冷酷无情，使我太伤心了，说什么我也不干了。”当即请假遄回家乡。按吴云所谓张身体不洁净者，盖指张不久前似有宿娼的事，吴借此惩一儆百亦非无因而发。但为帅者，必须恩威并用，而此时此地对于多年共生死的部下，竟发出这种刻薄的言语，自不免刻薄寡恩之讥了。
(二)
吴佩孚率所部驻扎汉口时，有一天派出的稽查和副官们在江面上截留了一条小火轮，船上有一个舱装的全是鸦片烟，当时这些副官、稽查们商量，决定把烟土扣下，但又怕被吴查出，于是大家商议从中提出若干包分送给吴的左右及八大处首脑。他们分别送给吴的秘书长和其他三个处。由于分送很不均匀，有的多，有的少，甚至因为某种关系根本不敢送，因而引起某些人的不满，便向吴告密。吴听后大为震怒，也甚惊讶。因为军医处长宁天爵从来不吸鸦片，并且坚决反对，他不相信此人会接受。于是吴就把宁找来细问此事，宁平素为人诚实，当即回答确有此事。宁说当时他不在家，分给他的四包烟土是由他的听差收下的，他回来之后，才知道有人送给他烟土，当时就转送给别人了，他一两也没要。吴听完之后接着把全部接受烟土的几位处长连吴的秘书长一齐找来，大加申斥一番，随即下手谕，把这些人全都撤差听候查办。当时大家知道我正在汉口，就挽我去向吴说情。我见吴后，吴坚持他的命令，不肯徇情，并还一再表示抱歉地说：“请你放心，决计不为已甚。”在我走后，吴就下条子：“明早设宴为各位处长送行。”这时也有人劝吴的秘书长别走，跟吴相处几十年了，这位秘书长表示非走不可。大家一夜未睡，吴佩孚也通宵未眠，次日一早就开饭，给大家送行，并分送各位每人100元路费，彼此一笑而别。
(三)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后期，我奉命代表大总统赴前方去授勋，车到滦州不能前进，而吴佩孚又在秦皇岛，不得已遄回唐山。继闻北京情况更为恶劣，于是决定冒险回京，及至车到天津再也不能北上丁，遂在天津下车，想探明情况再定行止。转天，听说吴佩孚也到天津，专车停在北站，我即于当日深夜到北站。吴见我深为惊异，说：“你怎么在天津？”我说：“我是奉命赴前方授勋的，因为不能执行命令又不能回北京，所以停留在此。”吴听了之后并未答复，只是说：“你在天津有公馆吗？晚走一会儿喝酒。我平生不会饮酒，而吴喝的又是山东老酒，当时我感到吴如此困苦，昼夜不得休息，处境又如此艰难，真是太可怜了，因此我想陪陪他，所以每晚必到专车见面。曾记得有一晚，段祺瑞派人送来一信，吴拆阅之后就顺手递给我看，上写：“子玉老弟，天津华洋杂处，非吾辈用武之地，执事择地暂事休养，果有余勇可贾，不妨重整师旅，卷土重来，以竞素志，若何？”
我看后和吴有一共同感觉，就是说段的器量太小。这时送信人说：“督办(指段)还有话不便写在信上，要我口述。督办说：‘很关心玉帅的威望，希望玉帅早日把卫队解散，如果需要督办的话，可以帮个小忙，并请立即回示。”吴马上说：“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卫队，只不过几个随身亲信。我也用不着拥兵自卫，我马上就可以把这些人解散。”吴当即命令参谋处长张方严和军需立即办理，同时间军需姚某说：“天津总商会送来多少钱，动用了没有？姚答：“送来10万元，尚未动用。”吴说“很好，立刻将此款原封退还天津商会，然后再办遣散的事。”
过了一天，前方和北京的情形更加恶化了，吴问其左右亲信说：“仲老(曹锟，宇仲珊)是被哪一方面监视？”(意指东北还是西北)其左右回答：“现在不论哪一方面都要听张作霖的话，听说他们还要举段总理出来呢！”吴听后马上给张作霖发了一封电报，内称：这次战争所有一切，均由我吴佩孚一人主持，绝不与曹仲老相干。你早晨把仲老释出，我晚上就亲赴辕门，请君处置等等。过了两天，听到传来的消息说，张作霖得到吴的电报之后深为赞叹，并向其左右说：人家曹仲珊用的人是这样义气，真是忠心于他的长官，吴子玉真是好样的。因此使张作霖对吴佩孚更敬重。后来二人结拜，亦是为此。
(四)
吴佩孚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也曾一再企图东山再起，但未能如愿以偿，随后就在北平安心退居了。由于吴这个人个性很强，并且崇尚义气，自标清高，所以得意时也不作失败打算。因此，退居北平时，生活情况极端困窘，甚至无下锅之米。虽然如此，但仍以安贫自慰，从不向他人告贷。后来张学良入关，驻扎北平，因吴子玉与乃翁张作霖有八拜之交，同时张学良对吴的为人也很崇敬，于是每月按济若干元。吴对张的照顾起初还是坚决璧谢的，经张学良亲自向吴劝说，吴遂接受不辞。1933年热河失守后，张学良引咎出国，蒋介石派何应钦来北平坐镇，亦曾命何按月赠送吴若干生活费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在积极筹划吞并华北建立傀儡组织，对吴极为重视，曾派所谓“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两次秘密到北平，亲自向吴佩孚提出恳切要求，希望吴出来帮助他们，表示：如吴愿出山，一切均可放手去作，日本方面绝对大力协助。但吴不为名利所动，严词拒绝。就在这事之后，吴即自撰了一副很得意的自挽对联挂在室内，意在铭诸座右，以示惕省。原文上联是：“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下联是，“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我当时读后深感写得真实，尚无自褒之词。据说在吴死后，有一位日本东京帝大的教授(忘其姓名)，亲从东京赶来吊唁，彼至北平时吴的丧事已了，故将其挽联交给吴的家属，其词曰：“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文词虽然简略，但在含蓄刻画方面确也恰如其分。此人堪称吴佩孚的海外知己了。
(潘承禄)
(五)老兵忆往吴帅训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