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的成长环境也为他对日本一直采取疏远，甚至敌对的态度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的家乡蓬莱是抗倭民族英雄戚继光的故里，戚继光的抗倭事迹在当地深入人心，备受人民群众的尊敬和爱戴，吴的父亲就因景仰戚继光而以戚继光的字“佩玉”而为吴取名。吴本人对此也从未忘怀，一直与以戚继光同乡而自豪。而蓬莱又与甲午战场威海卫相距不远，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军舰炮轰登州(烟台)沿海各地，蓬莱也未能幸免，蓬莱阁几为炮火所毁。对于日军的侵略暴行和甲午战败后的耻辱，吴佩孚亲身感受，对他的思想也有一定的影响。吴佩孚在为其军队所写的《登蓬莱阁歌》中就反映出他对日本侵略的愤怒之情：
“北望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前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土地削，甲辰役，主权堕，江山如故，夷族错落。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
这首歌虽有笼络人心之意，但若无一定的真情实感，恐也难作此歌。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吴佩孚才会以“试能与日本交涉不失中国主权，得以结束日中战争，固所企愿，愿意听从。若与‘临时’、‘维新’两政权相似，寄人篱下，未敢从命出山，而决心抗战到底”来回答侵华日军的利诱。
(二)
从客观情况来讲，身属直系的吴佩孚，素与英美来往密切，与日本则关系冷淡，在日本掠夺中国权益时，数次通电反对；加之为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几次与日本支持的皖系、奉系军阀发生混战，彼此积有宿怨。
在与皖系、奉系的斗争中，吴佩孚多次以反对其媚日卖国作为与其开战的借口。1919年，在反对巴黎和约的斗争中，吴佩孚一再发出通电，支持学生爱国运动，反对北京政府(皖系)在和约上签字，要求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取消中日密约。吴佩孚甚至提出：“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兵力，作最后之解决。”为推翻皖系政府制造舆论。
1922年，梁士诒政府(奉系)在华盛顿会议期间，大搞亲日外交，以日本借款赎回被日霸占的胶济铁路。吴借机联合直系将领，通电指责梁士诒“勾援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克用、张邦昌而弗恤。”并指出“斯人不去，国不得安……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日本侵占东三省，扶植伪满洲国成立后，吴佩孚虽已手无兵权，仍通电声讨，痛斥日本“伪称满洲独立国，实即为日本附庸，阳辞占领之名，阴行掠夺之实。”
吴佩孚以反对亲日的皖系、奉系起家，在与皖系、奉系的争战中也多次吃过日本人的亏，自会与日本保持相当的距离。直皖战争爆发后，皖系以日式优良武器与吴作战，一时占尽优势，给吴军造成很大的困难。天津日军护卫队也配合皖军，将直军赶离铁路线。只是后来吴佩孚利用天气突变，皖军武器优势无法发挥之机，才在奉军的夹击下击败皖军，迫使段祺瑞下台，徐树铮躲入日本使馆。
一次直奉大战时，奉军败走天津，欲从天津撤回关内。直军追人天津后，日本遂以外交使团代表的名义，借口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军队不可驻扎天津，对吴佩孚提出抗议，试图掩护奉军撤退。吴佩孚对此极为不满，曾向美国记者表示，如日本有意干涉，就要一直打到东京去。
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前日，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吉冈显作致电吴佩孚，不许直军在撤退时使用当时惟一可用的秦皇岛码头。而奉军南下滦河的前锋就是由日本人率领的黑龙江骑兵大队。对于二次直奉大战的失败，想必吴佩孚也会在日本人身上记上一笔。
虽然日本对吴佩孚也多次试探，一次直奉战争后，派吴佩孚的好友岗野增次郎充当吴的顾问，又以提供军事装备等手段对吴伺机拉拢，但吴对此并不接受。日本占领华北后，为推行“以华制华”的方针，企图拉吴出山。充当傀儡政府的首脑，并为此而制定了“吴佩孚工作”计划，前后耗资三千万。为了与吴佩孚拉关系，岗野增次郎被调入北平，担任“敦请专使”；日本特务头子川本大作还专门拜吴佩孚为师，“学习大帅的立身处世，道德文章”，企图以旧友、师徒关系拉拢吴佩孚。
汪精卫公开投日后，日本又调整其“和平运动”方针，策划“汪吴合作”。在日本的策动下，汪精卫先是给吴佩孚写信，拉吴作汉奸。吴回信拒绝后，汪精卫又亲自跑到北平，约请吴在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官邸会面，商谈合作事宜，又被吴以“咱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要谈就在中国人的家里谈”为由一口回绝。
总的说来，直系军阀对日本的态度都较为冷淡。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除个别直系将领，如齐燮元等投靠日本，作了汉奸外，大部分直系将领，如冯玉祥、鹿忠麟、于学忠等人都是抗日爱国的。即使是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也拒绝了日本人让其出山的要求，不作汉奸。因此，吴佩孚能够作出不当汉奸的选择与他自身所处派系也不无关联。
除了吴佩孚个人因素外，为防止吴投敌，国共两党也做了大量争取吴佩孚的工作。1939年元旦，孔祥熙密函吴佩孚，表示对吴的处境“悬系不已”；董必武同志也着文，希望吴佩孚能“自全晚节”“不做日寇的傀儡”；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希望吴佩孚能保持气节，不为日人所用。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吴佩孚终于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吴佩孚28岁从军，66岁去世，一生东征西伐，可谓“大有作为”，可是他所努力奋斗，孜孜以求的目标却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给他带来的只是滚滚骂名；而他的“不为”——“不借外债、不住租界、不积私财”以及最后的“不作汉奸”却使他赢得了人们的一丝敬意。对于吴佩孚来说，他的不为比有为更加难得，更有价值。
(崔虹)
吴佩孚军事思想简析
吴佩孚是继曾国藩、袁世凯后近代中国军阀之“大人物”，是北洋军阀集团直系的实际首领。他一生多在军界，由一名勤务兵升到陆军上将，曾握兵百万，统治过几省地盘，威镇长江，遥控中央，身经百战，从东北打到西南，叱咤风云，牧野鹰扬，开府洛阳，虎踞中州，有“常胜将军”之誉。吴氏确有军事方面才能，为时论所赞许。《向导》周报评论说：“吴在军事上是一个出色的军事家，这不仅是他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表现出惊人的指挥才能，而且在训练、教育军队上也表现了卓越的组织才能。”胡适在日记中写道：“吴佩孚用兵确有天才，全是从《三国志》、《列国志》、《说岳》、《水浒》等书得来，但变化应用全是他的天才。”甚至连其政敌段祺瑞也承认，无论是什么兵，只要到了的他手里，就能打仗。1921年5月28日，吴佩孚派其新编练之“学兵队”到郑州车站迎接两湖巡阅使王占元，时逢倾盆大雨而队伍严立不乱。王氏感叹地说：“说起来真惭愧，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其奥秘何在？
吴佩孚治军的基本宗旨和任务，当然由其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所决定，即以封建道统来维系和完善部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纪律——吴亲自出马，向将士理喻封建气节，灌输“五常八德”，同时夹杂某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观念，为其直系军阀争夺地盘卖命。他以“军队有保护政治之责任，非如今日之政权，操诸武人之手。致遂其敛财殃民”为由，实现其政治抱负——刷新了的封建军阀政治及其统治。
吴氏治军的根本指导思想即所谓的“五常八德”。就是“仁、义、礼，智，信”，由此又推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他特别在”精神讲话”中侧重对官兵进行“忠”、”孝”思想教育，认为这是“基本教育”。有了这种教育，其它“一切军事学术，方能用之有效。否则纪律废弛，结果断难良好”。军人若能忠、孝两全，便是实践了五常八德的全部要旨。他把封建时代的“忠君”思想引申到“既是民国人，即当立志恢复民国之真正共和，要想恢复民国共和，须先恢复中国一贯相传之忠孝。”故对民国军人来说，尽忠之道在“保国卫民”、“爱国御侮”、“同仇敌忾”、“义无反顾”谓之忠。现在日寇入侵，“国难当前，吾人不应再作阋墙之争，应捐除权利之私见，共赴国难。苟不能如此，是谓不忠。敌来应努力抵抗，须知祖宗遗留之山河，即先人之产业，亦即民族存亡之国土，不可丝毫与人，否则即为不孝”。他认为“军队无平等，有阶级，凡官长之命令，正应绝对服从。如不正，为部下者，亦须设法，申请谏正之。”能“忠于为国为民之长官”，“奉命唯谨”，“即是忠于国家”。而“长上有不合处，亦须设法劝谏，否则盲从，反陷长上于不义，即为不忠，能挽回方为忠也。即或无力挽回，亦……万不可有激烈举动，酿成大逆。”或像关云长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等，谓之“忠”。吴氏亦能做到“终身事曹(锟)不二”。曹氏贿选总统，全国皆曰可杀，而吴忠于曹，“不避艰危”，劝阻不成，乃“促成曹氏总统之愿”。“不因浮议及个人之利害得失，中途辄改，自洁其身”。这实际上是“愚忠”。所谓“孝”者，即军纪整肃，号令严明。“经过地方秋毫不犯。舆情欢洽，父母闻之，衷心愉悦为孝”。反之，“若纵兵殃民，众怨沸腾，辱及父母，既为不孝，且为不忠。”他又引《礼记》“战阵不勇，非孝也”训诫直系官兵：“如遇战时，同仇敌忾为孝。畏缩不前为不孝”。“九？一八”事变后，吴佩孚指出：“倘有人能救济人民，退却日军，对内能仁，对外能战，是谓大仁大勇”。但“好勇不好学”、“勇而无礼”则乱。要“好勇好学”、“勇而有礼”。如“楚项羽力能扛鼎，力敌万夫，因不好学，不明礼，故有杀卿子冠军，及放弑义帝于江南，大失人心，结果不免乌江一死。”相反，关圣“过五关斩六将，以全忠义”；“岳圣有万夫不当之勇，虽被秦桧陷害，终不肯犯上作乱，以保精忠”。他说：“可以效法外国”，但“有时不可尽效外国。大概外国的教育以应用为主，中国教育，自古以性理为主。性理为何？就是礼教。”而“礼教的大义”，是“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同外国“多取法”不同。他所带之兵，要养成“忠孝节义”一套礼义。但却提倡岳武穆之言：“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便是节”；孟子所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军人之大节也”。这种“节操”观，在近代史上通常是保守的，但在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社会矛盾时，又有可取之处。吴氏在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基本上实践了自己的“节操”观，保留了民族气节。五四时期，他捣皖反日，支持全国罢课、罢市、罢工风潮，表现了“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的大节大义；抗战时期，他不受日本特务的威逼利诱和汉奸的包围说合，不为高官利禄所动，表现了他的爱国心和民族气节，晚节可风。
吴氏军事思想体现在军民、官兵关系上，一般说来是封建隶属关系，但具时代特征。在军民关系上，既对统治地区实行军阀统治，但又提倡“地方自治”、“国民大会”、“对于地方各界，务要联络感情，推诚合作……得到人民同情，得到地方帮助。不幸部队中有一二不守纪律者，不可隐瞒，务要报告长官，加以惩处”。他参与军阀混战。实行“武力统一”，涂炭生灵，但又以“受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自居，直皖战后，“安抚战地农民，许给赔偿损失每亩三元计”。在官兵关系上，规定了“将犹父兄，兵犹子弟，将犹师傅，兵犹生徒”的封建隶属关系，而不是平等关系。强调“无父兄之养，则子弟不能成，五师傅之教，则生徒不能立”的人身依附准则。但他同时也规定了将之责任，“将疏而其下皆疏，将懈而其下皆懈，惟勤与劳，实为人先，一排一队，亲为督视，一饷一械，亲为点查，下至日用之细，衣服之微，亦必亲为料检，自无一事不成其宜”。他提倡为将者“爱兵”和“身先士卒”。吴身为统帅、每战冲杀在前，因而宣称：“虽法拿破仑再生。与之相见上战场。吾不惧也”。他教育部将：“爱兵之说。言者多，践者少”，而“兵之于官，最易感动。生死虽大，有因一言一缕之恩，而蹈死不辞者。惟将真能爱兵，自然生感”。实行官兵同甘共苦、团结一致的原则，如“千人同心，则有千人之力”，若“万人异心，则无一人之用”。“为将者既与民同劳苦，尤必善为劝导，使兵与民相习，兵与兵相亲，然后无论兵之多寡，一力一心，生死相依，则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吴佩孚治军要略首重选将。在他看来，“盖得一良将，即可得无数精兵也”。故规定“将”之标准、要旨为：“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士卒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士心。他对部将的要求极为严苛，不许他们敛财，也正是其统驭将领的一种手段。部将陈嘉谟说：“吴公部属皆穷”。杨森说：“如若有一文钱落了腰包，被吴玉帅(吴字子玉)发觉，可能有生命之忧，因为吴玉帅严格规定，但有一文钱，就要花在创业和养兵练兵这两件事上”。其人且能做到“不积金钱”，故董老指出：“吴氏做官多年，统治过几省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有置器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代的那些军阀大都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吴佩孚在洛阳组织军官教导团，轮训直系将佐时，基本要求有两条：一是将领在作战时必须做到“身先士卒”；二是将领在平时训练部队时必须要与下级“同甘共苦”。他认为指挥员应做到：“艰苦宜居人之先，利便宜居人之后，或操或战，身为之率，苦下功绩。上有赏赐，则不归之于己，而辄归之于人。”他强调为将者须知“我有苟且之行，即不足以责人，且责人人亦不畏，而讽刺控告之端，因是以起”。“三军举动，惟号令……为将者号令未发之先，必虚衷博访，酌理准情，计时之所宜与人之所能者，毅然出之。既出之后，期在必行，用命者赏，不用命者罚。”吴氏根据自己驭将之道，把将才分为；“天将”、“地将”、“神将”、“威将”、“猛将”、“勇将”、“儒将”、“大将”八种。每一类都规定了具体的标准和要求。
吴佩孚用兵，处处突出将的作用。凡遇山林险阻，必先用尖兵搜索而行，从不浪进，慎于初战。搜索之后，大将必须一马当先，冲杀在前，各军继进，方足以壮士气，共安危，战必胜，攻必克。凡遇大敌猝临，为将者力持镇静，谨守险要，懈敌人土气，鼓自己军心。俟敌气既怠，猝然奋击，而大将亦必须首当其先。主将一呼，马队继后，各军响应，山岳震动，敌忾为摧，方足以制敌于死命，而最终乃能决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