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在《循分新书》仁民章写道：“盖仁民者，存心慈祥，作事恺恻，但见急也，而不忍民之急；患也，而不忍民之患；忧也，而不忍民之忧；苦也，而不忍民之苦。故虽损己财物而不吝，劳己手足而不辞，其心心念念，无时无事，不以人民俱安为隐微也。”他认为，“军人为国家柱石，责在卫国保民”“保卫之道为何？即除暴安良。军队所到，秋毫无犯，不因权利义意而黩武穷兵。对外须爱国御侮，同仇敌忾，义无反顾。”
正是由于出身平民的吴佩孚有仁民之心，治军严明。规定，“每到之地，凌侮其民，逼其妇女，此为奸军，如是者斩之；穷人财货，以为己利，夺人自级，以为己功，此为盗军，如是者斩之；主掌财帛，给赏之际，阿视所亲，使吏士结怨，此谓党军，如是者斩之；营垒之间，既非犒设，无故饮酒，此谓狂军，如是者斩之”。
吴佩孚攻克岳阳后，下令颁发安民告示，动员难民返乡生业，又令一部分士兵帮助民众熄灭城中余火，修整民房，筹集救济，并严禁各部人等行抢商民、奸淫民女，凡发现有违犯者就地枪决！讲占长沙后仍效仿岳阳办法，出榜安民，救济难民，严肃军纪，恢复生业，很快博得省城舆论界和民众的一片赞誉。吴佩孚驻守湘南衡阳时，亲自制定了八条军令，诸如，“不得向商民赊、欠、挪、借”：“不得扰民间一草一木”；“竭力保护防区内外民众”，等等。布告全军上下，违犯者严惩不赦，博得衡阳民众好感。可见吴佩孚所带部队军纪严明，不扰民，明显地区别于各系军阀，在当时的军阀混战中实属难得。
(四)识大义，有民族气节
1支持五四运动，仇视卖国
1919年5月4日，北京的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政府拒签出让青岛的《巴黎和约》，游行途中示威者捣毁并焚烧了卖国官员的私宅。军警逮捕了三十来个“暴徒”。次日激起全国范围的抗议浪潮。在当时，呼吁拒签的，是知识阶级和一般民众，统治集团内部怕危及与西方列强的关系，大都主张接受这一条约。关键之时，唯远在湖南的吴佩孚直接向大总统徐世昌发出通电，请求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收回青岛。还表示，倘若“在山东问题上，对日本需以相当之兵力，作最后之解决，本人愿负责任，移师对外”。数日后，他又致电南北双方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政府签约，有力地支持了五四爱国运动。
2不入租界，不寻求外国人庇护
吴佩孚兵败后没有像其他军阀政客，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找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他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在天津曾遭张作霖和冯玉祥的前后夹击。败北后，若是潜入租界，当可免去生命之虞和逃亡之苦。然而他以“堂堂军官，托庇外人，有伤国体”为由断然拒绝部下让他进租界的建议，宁愿亡命天涯。后来患牙疾，在高烧精神恍惚的情况下，仍坚持不入租界，拒绝德国医师请其到位于东交民巷的德国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建议，以致被日本特务害死于寓所。
3主张抗日，不当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吴佩孚坚决主张和内攘外，对日宣战。并表示“对政治地位，绝无意于企求，如当局能纳其意，对日宣战，则愿尽其能力，襄助一切”。并指出：“中国此时正如辽金侵宋时代，望军人皆作岳武穆、勿效吴三桂，政治上人人必须以文天祥、史可法自期，勿作张邦昌、洪承畴。我须自立，在外人扶植下活动，绝对不可作。”抵达北平，又当面质问张学良：“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当张学良如实答道“我有中央命令”时吴佩孚则说：“有命令也不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真丢你老父的脸。”“国仇你不报，私仇你不报，你老子的棺材已经竖起来了广张学良是在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下退出东三省的，这时是有苦难言，只得毕恭毕敬地说：“玉帅骂得对，我确是给父亲丢脸了。”
1935年日本侵略者策动汉奸搞华北自治，请吴佩孚做“华北王”。吴佩孚愤然作色道：“自治者，自乱也。”加以拒绝。
为拉吴佩孚下水，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精心制定了代号为“吴佩孚工作”的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日本特务和大小汉奸频繁地出入吴宅，多次对吴佩孚威逼利诱，大汉奸汪精卫在日本人的策动下，也试图拉吴佩孚下水，搞“汪吴合作”，但都被吴佩孚拒绝。吴佩孚曾对人表示：“我不能禁止人威迫利诱我，但我决不受人威迫利诱。”可见吴佩孚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
(五)五人守信用，言行一致
吴佩孚在《循分新书》守信章写道：“信者，实也。信人所言之理，而不以己见参焉，是谓之信。故文以人言为信，其道固可见也。如人或有言于我，我或有言于人。必思其道，以行其言。是非信之事而何，于以知信也者，一定其言，久要不忘之谓也。”“信之为道，虽是不欺其言，而其言之不近义者，要亦不必过信，总当断之以义焉而已。人果信由义出，义以主信，于其是则是，非则非，直则直，曲则曲也。”
吴佩孚一生最重信用，对背信弃义之举最为痛恨。第二次直奉大战，冯玉祥倒戈反直，发动北京政变，导致吴佩孚兵败。后来在面临奉系、吴佩孚和鲁军三面之敌的情况下，冯玉祥通电下野，其部交于部下张之江、鹿钟麟统领。冯玉祥在通电中特别提及，“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有意同吴佩孚重新修好，共同对付张作霖，但吴佩孚始终对冯玉祥的倒戈耿耿于怀。鹿钟麟发动第二次北京政变，赶走段祺瑞，向吴佩孚表示输诚。表示“保护总统曹公，恢复自由，亦电请吴玉帅即日移节入都，主持一切”。屡次派员赴洛阳表示归顺之意，吴佩孚一概不允，又在张、鹿二人的亲笔信函上批复“缴械”二字。这样，与扶吴佩孚重新出山、主张联冯反奉的靳云鹗产生裂隙。但吴佩孚仍坚持以“讨赤”为名与张作霖握手言和，结为金兰之好，相约由吴佩孚负责进攻南方派的国民党势力，张作霖侧重攻击北方的革命势力。与奉系联手对付曾失信于他的冯玉祥国民军，并为此将靳云鹗解职。因为在吴佩孚看来“人应当以信义为重，利害为轻，我既然答应同张雨亭合作，怎能食言反悔呢！荐青(靳云鹗)不赞成我同雨亭合作，人各有志，那我只好请他去休息啦！”
其实当年吴佩孚本有一支奇兵，是派宋大明为吉林讨贼第一军总司令，刘希圣为副司令。他们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双城子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作为吴的内应。1926年11月郭松龄倒戈，奉系情势危急，吴佩孚在查家墩司令部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这和吴佩孚当年情况极为相近，但他不乘人之危，下令把宋大明、刘希圣的内应撤销，又把进攻山东的靳云鹗兵团调回。
吴佩孚如果能善用政治手腕，联合冯部对付奉系，乘奉系之危，完成东山再起不是没有可能。可是他重视信用的个性始终不渝，最终在北伐军的革命洪流中日暮途穷。这是吴佩孚政治上的弱点，却也是吴佩孚人格上的亮点。
吴佩孚还用一生践行他“不做督军，不积私财，不纳妾，不出洋，不入租界”的诺言。只有不纳妾中间有所变故，因吴佩孚与原配李夫人虽两情甚笃，但始终未育，依当时的观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吴佩孚只好在其母吴太夫人的一手安排下，又娶张氏为侧室。但他在个人生活中一直是洁身自好，没有“绯闻”发生，曾以“老妻尚在”拒绝德国小姐的求婚。其余各项均未食言，可见他言行一致的品格。
(六)用人不徇私情，拒用亲属
吴佩孚在用人上，从不惟亲是用，曾下了一道手谕“天、孚、道、云、龙，五世永不叙用”。这五个字都是蓬莱吴姓一系，这道手谕等于把自己亲戚攀附之路给堵死了。吴佩孚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的确不易。
吴佩孚委用故旧，也看其能力。同学王兆中来依附，给了个上校副官，王不满足，想当县长，上条陈自夸自赞：“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大帅如不信，可令河南省长以优缺委任，必有重大贡献。”吴批了个“豫民何辜？”原件发还。此公果真是个如假包换的草包，居然搞不明白吴大帅的冷幽默，还在做梦等委任状。不过他倒不缺乏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碰壁后居然又搞了个条陈，想当旅长：“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大帅则直接批复：“先种树再说。”
董必武曾评价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是关、岳，他在失败时，以不出洋，不居租界自矢。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大都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蒋介石也承认“吴子玉有觉悟，昔日吴子玉虽政见不同，但其人格，在北洋系中，不可多得”。所以，对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的穷兵黩武进行否定的同时，对他的个人操守给予充分肯定也是应该的。
吴佩孚的爱国主义思想浅谈
1939年12月4日，在民国历史上叱咤风云的吴大帅——吴佩孚，被日本特务杀害于他在北京的寓所。蒋介石发唁电吊丧，表彰其“精忠许国”、“正气长存”、“大义炳耀”。国民党中央决定：“追赠一级上将”，其“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
六十年后的今天，国内关于吴佩孚的研究多起来了，传记、论着出版了不少。誉之者关、岳复生，戚继光再世，毁之者“盗匪”不若。一些人说他是“革命将军”、“爱国伟人”，另一些人则说他是穷凶极恶的反动军阀、卖国成性的英美帝国主义的“乏走狗”。结论大相径庭，真伪难辨。
笔者经过对吴佩孚一生经历、事迹、言行、品格的研究，认为吴佩孚作为时代的产儿，尽管身上同时兼有进步与反动、爱民与杀人的矛盾特征，但其基本的性格是爱国主义。可以说，吴佩孚一生都在奋力抗击“侵华亡我之心不断升级”的日本帝国主义，但他同时也决不为英、美等西方列强所利用。他戎马一生为自己树立了崇尚爱国名人志士，弘扬民族浩然正气，反对外来侵略，鄙视民族败类的爱国主义者形象。特别是以他在“五四”时期和抗战时期的爱国主义表现，以他这两个时期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和牺牲，有资格彪炳千秋，万世流芳。
吴佩孚爱国主义思想来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成长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积贫积弱的祖国，发展于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与一切卖国行为坚决斗争的实践。
吴佩孚6岁入私塾读书，14岁投登州府水师营当学兵，上课、操练之余继续读四书五经，尤喜读春秋及《三国演义》、《精忠说岳传》和戚继光的《练兵实纪》、《纪效新书》，从小就对关羽、岳飞和戚继光产生了英雄崇拜。关羽的重义、坚贞不屈，岳飞的抗击金兵、精忠报国，戚继光的抗倭壮举，还有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些爱国者的思想和表现，极大地激励着吴佩孚，使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坚定地形成“忠君爱国”思想，终生都牢不可破。
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本帝国主义的炮舰横冲直撞渤海湾，并向蓬莱阁开炮，竟然击中蓬莱阁上的“海不扬波”匾，古人所书“海不扬波”变成了“海扬波”。21岁的吴佩孚目睹了日寇的这一暴行，爱国的怒火在心里燃烧，抗倭的决心在胸中升腾。二十多年后的1920年，他在回想起这一惊心动魄的一幕时，义愤填膺地写下了一阕轰动全国、传诵一时的“满江红”词。这就是：“北望满州，渤海中风浪大作！想当年，吉江辽沈人民安乐，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到而今，倭寇任纵横，风云恶。甲午役，主权弱，江山如故，夷族错浇，何日奉命提锐旅，一战恢复旧山河；却归来永作蓬山游，念弥陀。”这首“满江红”作为吴佩孚所辖北洋精锐第三师的军歌，曾经唱红大半个中国，使千百万人为之倾倒，激起了人们强烈的爱国激情。
吴佩孚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是“五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中国作为战胜国派出顾维钧等5人作为全权代表出席和会。吴佩孚以一师之长，电告顾维钧在会议上阐明中国对山东不容分辨的主权。在吴佩孚的坚决支持和顾维钧的英勇斗争下，中国代表团毅然做出不在和约上签字的“拒签”决定。“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掀起“罢课、罢工、罢市”的群众爱国主义高潮。吴佩孚率北洋第三师自湖南衡阳前线连发数电致总统徐世昌和全国各界，公开站在爱国群众一边，反对北洋政府镇压人民，并请求政府对外抗争，对内召开国民大会，力争收回青岛。他大声疾呼：“此次外交失败，学生开会力争，全国一致，不约而同。民众民气，概可想见”。而政府却“对于直言学子，倒颠措施。大好河山任人宰割，稍有人心，谁无义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学生乎？”“彼莘莘学子，激于爱国热忱而奔走呼号，前赴后继，以草击钟，以卵投石；既非争权利势中，又非为结党要誉；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要求立即放学生，收回青岛。请政府对日宣战，愿效前驱。6月16日，吴佩孚联合西南将领发表着名的“删电”，痛斥巴黎和会的荒谬决定，反对在和约上签字，主张以武力为后盾，移师对外。电文说：“某等眷怀祖国，义愤填胸，痛禹甸之沉沦，悯华胄之奴隶。圣贤桑梓，染成异族腥膻，齐鲁封疆，遍来淫娃木屐。与其一日纵敌，不若铤而走险；与其强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悉索敝赋，背城借一”。6月24日，吴佩孚再致电国务院，正告当局：如果一意孤行，其后果将是：“大狱之兴，定招大乱。”请将在巴黎和会上交涉始末“宣示国人，以解群疑。”师长(吴自称)忝列戎行，对于国家有扞卫之责。6月27日，再次致电北洋政府，要求释放爱国学生：“学生又何苦越职干政，自取咎戾？如必谓民气可抑，众口可缄，窃恐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吴佩孚是山东人，对家乡厚爱无比，对山东问题更加关心。他联络山东籍军官致电北洋政府，指出：“日人此次争执青岛，其恿不止青岛，其将来有希望大于青岛数万倍者(后来的事实证明吴佩孚的远见卓识)”。他要求政府“释放学生，‘惩办国贼’，‘坚持到底，万勿签字’”。这同爱国群众呼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完全一致。6月30日，他发出要电，指出：“他国加入协约皆获利益，我国加入协约反受损失，揆谐公理岂得平乎？”针对安福系认为：“如不签字，则失英美法之感情”的荒谬论点，他严正驳斥：“未闻牺牲本国绝大数权利而博友邦一日之欢心者。”7月1日，吴佩孚再联合冯玉祥等通电反对签字：“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军人卫国，责无旁贷，共制后盾，愿效前驱。”7月13日，吴佩孚再次通电反对补签和约：“此后如再有勾串外人，仍请签字割地者，以卖国论，”“日人对华，向用威吓手段，我政府应镇静对待，勿为所屈”，并再次表示：“谨励戎行，敬待后命，急难有用，敢效前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