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维黄于1924年2月间，任江西督办军务公署交际处上校处长，同年11月调任淞沪护使署中校宪兵营长；张允明前湖北第五混成旅旅长，在沪扩编为师，兼上海淞沪护军使。当日军阀混战，割据称雄，各霸地盘，因此淞沪战事发生。失败后，刘维黄回汉向联军总部报到，派在军官团将校队，由上校学员起充班长、分队长、中队长等职，张席珍任大队长。
1925年8月间，军官团移驻河南洛阳西宫，加速整训，联军总部由汉口移驻保定驻防，路过洛阳，顺便检阅。当日军队的学员精神振奋，操法整齐，成绩颇优，影响很好，如是张席珍以检阅的精神向吴保荐外。当晚调刘维黄为总部上校承启官，随吴出发，有八大处、警卫团，及第八师刘玉春一部分，官兵同车同往。但前行的官兵到达保定车站附近，站外的扬旗未起，军车不能冒险进站，吴佩孚另起武装徒步前进。而靳云鹗的军队，已撤在城内戒备，不来迎接。吴立即召集各处长及上校以上的官佐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靳云鹗撤职。命令已下，应派处长送达，在半小时内，气氛极为紧张，无人应允。刘维黄此时立起，自愿送达命令。吴此时转为笑容，向刘暗示，你有勇气，靳将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吴佩孚从来重用直鲁豫省人，而不重用南七省的人，认为是不可靠的)，你是南方人，有胆量去吗？可将家庭情况住址写上，并令参谋处晋升刘维黄为少将。他又说，大家知道，你们随我数十年，贪生怕死，没有勇气。刘维黄随我的很短，胆敢应声送达命令，忠勇可嘉。
第二日晨，刘随带侍从副官卫士各一人，坐吴的汽车进城。先以电话与靳云鹗的参谋长联系(姓名忘了，不记得)，说明奉吴帅命令，闻靳将军有病，派刘维黄代表前来慰问，并陈述移防保定和撤职命令等情。那时刘维黄极力要求帮助，但他虽未表示，面带惊慌、恐惧的状态，事无可解，亦有关自己，所以不得不同意刘的要求。此时就与参谋长同去谒见靳云鹗，说明代表吴帅前来慰问，并无他意。而参谋长应声说道，吴帅既然派代表问候，必须也要报告作战布置情况，回见才好。那靳云鹗躺在床上，吞云吐雾之间，说“也好”。即时整装同往，并随带卫士一排。刚到车站，刘早有计划，由警卫团将随来的卫士排缴械，刘将撤职命令递交靳看，扣留总部。吴又令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代行职权。于是第八师刘玉春部及总部警卫团等，安全进城布防。此时冯玉祥退至南口(保定经过京汉线北京至平张铁路线退到南口)，当日靳云鹗之兄靳云鹏，素与冯玉祥有很密切的友谊，其中有莫大的关系。而靳云鹗又不是吴的嫡系，其中有些隔阂，所以靳按兵不动，不服调遣，想向冯靠拢倒吴，但吴意在消灭冯玉祥，稳定北方为目的，回头再来消灭革命军。
1926年6月间，湖南局势紧张，赵恒惕所属唐福山、谢文炳部，已被革命军消灭。叶开鑫一个师、方殿甲一个团，因赵垮台后，叶开鑫仰靠吴的接济，吴是置若罔闻，所以在作战中，为保全实力，不肯牺牲，而又与北方部队少联系，互不合作，因此另图出路，径向江西方向而逃。董政国是一个空杆，虽是吴的嫡系但没有实力。宋大霈有一个师之兵力，曾数次要求补充粮饷，未能如愿，以致怀恨在心。李倬章掌握两湖督办之权，手中亦无实力，董、宋归他指挥，但不服从调遣。其原因是其目中只有吴没有李，吴自赏给董政国部10万现洋后，欲图挽回败局，反遭各个军阀首脑痛恨。在汀泗桥猛烈战斗中，吴来不及调遣，那时刘玉春、张席珍部，尚未全部调到，仅有张席珍之一部分和娄云鹤为汀泗桥之总预备队。但吴内部的矛盾，不胜枚举，终致将帅不和，自骄自尊，各想升官发财，各怀意见，各自埋怨。尤其是在汀泗桥战役指挥中，只有宋大霈、张席珍，其余董、叶、李已是先挂车逃遁。这就是最大的失败的因素。
刘维黄在汀泗桥布置前进阵地，于铁路之左余家湾小高地，前面地形呈波浪式，射界宽阔，配置由第一营营长郭勋担任，其阵地为掩护后古铜角之主要阵地，易于出击反攻，又能固守。铁路右翼丘陵，为夹击据点，下面湖沼河流，不能通行，配置第二营营长曹金标。此据点是与余家湾小高地对峙，中间只有一条铁路构成交叉火网，排列机枪。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于26日拂晓向余家湾小高地猛烈进攻，冲锋四次约4小时之久都未能取得进展，双方伤亡颇重。直至下午2时，第四军又开始攻击，经2小时的冲锋，因受丘陵据点夹击，官兵伤亡很多。到了黄昏的时候，双方炮击一夜，未能停火。27日拂晓，第四军独立团，猛击猛冲，另从铁路线伏击进攻。独立团官兵勇敢善战，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亦未能夺得阵地。因受敌之密集火网夹击，双方伤亡很多，敌营连排长亦阵亡5人，受伤更多。不到2小时，独立团又来冲锋，仍未夺得阵地。两天来冲锋夺阵约在13次之多，在下午双方炮火猛击，均未停止片刻。这时刘维黄在古铜角阵地，用电话请示总部增援并报告战斗情况。总司令部驻扎咸宁，当时总司令宋大霈和张席珍以电话口头指示，坚决固守，沉着应战，须用强大火力猛击，使革命军不能抬头，不易接近阵地。并调娄云鹤部两个营和第三师两个营增援阵地，而张席珍前来督战视察，认为凭险扼守，不足顾虑，必须谨慎防守。午后双方炮击，尤以黄昏火力更炽，似有冲锋夺阵现象。到了夜间9时，白墩阵地第二团电话不通，断绝联系，不明真相。第四军因攻击受挫，绕回铁路之右，将白墩高地敌之军官第二团和炮兵阵地包围，于28日晨将其缴械。这时刘维黄所率领军官第一团各阵地尚未变更，同时闻之右翼第二团被包围，刘维黄即抽调步炮两个营，很迅速地布置于汀泗桥车站和汀泗桥之街市，准备应战。不料叶挺将军闻刘某在此，有同学关系，即派人与刘说合缴械投降。如此娄云鹤、陈冲参谋长和军官一、二团全部投降。汀泗桥这一大战役，就在此间告一结束。
刘维黄被俘时，十二师司令部设在咸宁，刘维黄第一次与叶挺将军见面彼此寒暄几句(在座有张发奎)，说明张发奎在汀泗桥失败之间，官兵抛弃军械枪炮等很多，请派人到湖中捞起。那时贺胜桥还未攻下，第二次到独立团与叶团长见面，说曾在古铜角阵地埋藏地图，请派人同往取出，作为作战之参考，取回后，亲交叶团长。因他忙于布置，无暇闲谈。第三次见面，战事已告一段落。接见时，是在汉口太平洋饭店谈了围城和外围作战情况(见编的围城之战和外围的经过情形，就是叶将军所谈的过程)。
第八军在嘉义和长寿击溃敌军后，全部汇合南江桥(即南林桥)分向蒲圻一带前进。但第四军是不分昼夜穷追猛进，攻下了汀泗桥。第八军由此沿江而下，经簰州、白沙洲渡江，向鹦鹉洲、梅子山、龟山进军。这时，军阀高汝桐部尚在汉阳所属之锅山、黑山一带，敌闻风向河南而逃。革命军在战略上取得了一个大包围的形势，而唐生智与河南樊钟秀联合夹击武胜关和信阳之间。那时，围攻武昌城有第八军两个师、一个独立团、一个教导团、一个炮兵团及第五期入伍生队工炮两营，还有其他直属部队，足够应付。敌人固守孤城，把打垮的残余官兵凑合成军，不足三师之兵，是如瓮中之鳖，有何能挽救。然而唐生智虽未有直接担任攻城任务，其外围更为重要，一则断敌的归路，二则堵截敌军支援，决不能使敌中央突破，压制其早日投降，并且第八军与第四军彼此随时互相呼应。在这样精伟的战略上，是有利于围攻武昌城的胜利的。(城内的情况是刘玉春被俘时，在武昌文华大学与他见面所谈出的经过的情形。汉口及汉阳商会办理善后事务的经过情况，是商会会长周星堂、赵典之来我家所谈。)
(刘雏黄，时系直系军阀吴佩孚军总部少将；冯嶷)
溃退武昌始末
1925年10月吴佩孚到汉口，被推为讨贼联军总司令。12月湖北督办萧耀南亡故，陆军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继任，我当时任二十五师参谋长。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唐生智的队伍)由湖南北伐，湖北蒲通镇守使陆熙(北洋第二十五师第五十旅旅长)被围自戕，继而孙建业的队伍又在咸宁败退，于是吴于8月令刘玉春第八师开到贺胜桥南方，第二十五师(师长陈嘉谟兼)由武昌开到贺胜桥，刘任前敌总指挥。
作战刚几天，两个师即动摇后退。吴在前线见队伍后退，即令他的大刀队砍了多人，然终不能制止。只要有少数敌人上来，队伍即慌乱后退，吴口中只说“自乱”，但看情形已无办法，遂上火车，陈刘两人及参谋等也均上车。开出10余里，见铁路两旁支有帐篷，询知是马济的队伍，吴下车和他谈话，大约令他拨部队上前援助，马则因大队已退，自己力量单弱，上去既无济于事，且恐被牵动，吴乃又上火车回武昌。陈刘两师长及其参谋等沿铁路步行。队伍离敌已稍远，秩序稍恢复，刘玉春自告奋勇断后，在后方担任掩护。
陈嘉谟素吸鸦片，烟瘾极大，退却时烟具全扔掉，体力不支，幸路上遇一马，遂骑马而行。太阳已没，武昌派火车头挂节闷子车车箱来接，于是众人登上火车，参谋等人员也都挤上。我随同吴佩孚等人一起撤退，当时没有挤上车，乃沿铁路步行一夜，第二天早晨始到武昌，队伍则在后且战且退。
吴佩孚回到武昌后，即计划守城待了一天即回汉口总司令部。
9月汉阳被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昌被围，吴佩孚即北去郑州，令陈嘉谟、刘玉春防守武昌。刘是守城司令，陈则督理重镇。
武昌守城期间，国民革命军白天在望山门外黏鱼套岸边民房等处隐蔽，这里是城上射击的死角，夜间则用梯爬城攻击。一连十几夜，都被击退，伤亡甚多，超过贺胜桥之战。然日久困守孤城，城内食物亦成问题。陈嘉谟，刘玉春屡次电吴告急，吴始即回电令守一个星期，继则令守三天，最后则并无回电。终于10月间被攻陷。
城破时，陈嘉谟换装装病人，派人抬到汉阳门，准备混出城，被守城的革命军查出俘虏，刘玉春则在教堂被俘。
武昌被围时，陈、刘打算派我到南京，请孙传芳出兵援助，未成行。继派与革命军议和，以为缓兵之计，往来武昌、汉口之间。城破前我由汉口英租界迁到日租界，以后即在日租界设法营救陈嘉谟。住半年，因营救无望，于1927年6月回北平家中。
湖北督署参谋长冯家祜(陈嘉谟的内兄)和张宗鲁，城破时均逃出至汉口日租界。冯住两天，马住十几天，即先后回到北方。
(蒋雁南)
谈吴佩孚的操守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秀才出身，经过现代军事学校培训，凭借其学识和军事才能，渐由士兵而将帅，成为直系军阀的实际首领。他虽然曾操纵政局，穷兵黩武，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但在北洋军阀之中，他却是少数值得后人纪念的人物之一。其中最值得后人称道就是他的操守。
(一)尊崇儒家之道
吴佩孚22考中秀才，受过系统传统文化教育，一生尊崇儒家之道，并用儒家的忠孝节义训练部属。吴佩孚本人也是知恩图报，值得称道。
吴佩孚认为，忠孝节义，“可以说是与中华民族共生死、共存亡者也”。在他所着的《循分新书》效忠章中称，“中心为忠，盖由心之诚实无伪，自中以发外，而外亦如其中也”，“臣之忠君，常则洁己奉公，变则致每报国，固本分所当循者也”，“若军人能遇为国为民之长官，能忠于长官，即是忠于国家。不幸遇有权利心得之长官，亦当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入大不忠之地步”。并强调，“事君之忠，忠之一端也。由是而兄弟相待以忠厚，怜里相待以忠直，乡党相待以忠信，朋友相待以忠正，宾主相待以忠敬，师弟相待以忠挚，奴仆相待以忠爱，夫妇相待以忠贞，长幼相待以忠实，贫富相待以忠义，贵贱相待以忠诚。如是以推广之，而效忠之义，乃毫无所遗”。
吴佩孚是在保定武备学堂学习时，以精文习武，学业高等，受到教员靳云鹏的特别赏识，并把他推荐给时任北洋陆军第三镇统制(师)的曹锟。从此，吴佩孚以其聪明才智，竭力为曹锟参谋策划，赢得曹锟的信任和重用。从出兵湖南，到大败皖系，乃至直奉战争，吴佩孚都征战在第一线，为曹锟攒下了偌大的家业。尽管他和曹锟在有些问题上产生分歧，态度有时现出不恭，却是始终忠诚这位知遇恩公。对当初做勤务兵时赏识提拔他，并推荐他进武备学堂，才有日后起步基础的恩人郭梁丞也是最重恩义，吴佩孚发迹后保举这位郭恩兄做到了省长。
吴佩孚不但知恩图报，还以德报怨。当已握有兵权的吴佩孚遇到当年逼他远走他乡的生死冤家翁钦生，非但没有报当年之仇，还亲热得像同胞兄弟。一连留他住了好几天，最后还替他买了车票，备丁厚礼，亲自将他送上了火车。有人曾问吴佩孚为什么要仇将恩报，他笑着说：“如果没有翁钦生在家乡时对我迫害，就不会逃亡出来当兵，这一辈子也只能在蓬莱当个穷秀才，落拓一生，更不会有今天出头的日子。所以，正是他的压迫才成全了我。因此我就不能再把他当作仇人了。”可见吴佩孚的忠厚为人。
(二)保持廉洁，不积私产
吴佩孚在《循分新书》尚廉章指出，“贪之一字，最足坏事。故人之一生，莫如尚廉。使舍廉而不尚，事事有一贪字在，其弊即有不可胜言者。夫人之尚廉，非谓其仅廉于财也。凡百玩好，不知尚廉以清其源，则贪色者，必死于色；贪酒者，必死于酒；贪气者，必死于气。又岂有贪财而不死于财者哉？”“财为养命之本，无财则命何以养？自我言之，财之可贪不可贪，亦当有所分别。分所当取，即千驷万钟不为贪；分不当取，即箪食豆羹亦非廉。”
在当时的中国军界，位高于吴者，类皆克扣军饷，以饱私囊，广置姬妾、以娱晚景，位卑于吴者，无非竭力媚上，众缘千禄，狐假虎威，遇事生风，惟佩孚独不然。姑无论其今日威名鼎鼎，不肯阿附于人。即当日居张敬尧部下，亦未尝稍卑其志。若以利字言，他人之为师长旅长者，莫不腰缠万贯，骑鹤上扬州。花前买笑，月下征歌，以作娱乐计者，甚至桃叶迎归藏诸金屋，一之不足，继之二三，以克扣之资，供挥霍之用，若皖系中之人物，若此类者，不可胜数，而佩孚则对军饷，实支实付，全师兵额无一浮报，真可为军界之模范也。
吴佩孚驻军湘南时，得知贪得无厌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想利用寿诞之日发一笔外财时，很是痛恨，致电张敬尧道：“大帅生辰之日，佩孚将率领本部官兵晋省祝寿！”张敬尧吓了一跳，倘若他当真率领数万人马闯进长沙，那还了得！只好传令下去：生辰之事不再筹备云云。民众闻之，愈发敬佩吴佩孚“为民做主”的侠义行为，称其为“吴清官”。
吴佩孚在兵败流寓四川后，一直是靠其朋友和部下接济，到北京后又靠张学良接济生活，没有留下私产。所以，在吴佩孚死后，当时的《中央日报》说他“治军严肃，持己俭约”，“足为我国军人之模范”。
(三)治军严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