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没有什么政治理想，也讲不出多少“大道理”，为了鼓励更多的人为自己所用，他只能在升官发财上做文章。1919年5月7张作霖在原赵尔巽、徐世昌所办的陆军讲武堂的基础上，创立了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他自兼堂长。这是东三省惟一的一所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学校，规模很大，学员是从东三省各地招收来的青年，教员则多数是从日本士官学校和中国陆军大学毕业的青年军官。经过一段时期学习，讲武堂的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举行毕业典礼时，张作霖亲自到场，并作了演讲。事先，讲武堂曾为张作霖准备了一份讲稿，但因他文化水平不高，讲稿又是半文半白的，演讲时张作霖只背了几句，就再也背不下去了。他干脆丢掉讲稿，老实地对学员说：“他妈的，我来前费了好大劲儿才把讲稿背熟，可今天看见你们大家，一高兴就他妈的全给忘了。”这一席话，把大家引得哄堂大笑。笑过之后，他又说道：“我今天来看看你们大家，本来有许多话要说，就是想不起来，总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非常高兴。”他稍停一下，用目光扫视一下会场，见所有的学员都在静听他的讲话，兴致更高了，继续说道，“你们都是好小子，国家的栋梁！可是你们知道现今天下的潮流吗？中国是谁的，是咱们的。好小子就得好好地干，将来我保你们错不了。毕业以后，不要一开始就想做督军，可以先当一个排长，再升一个连长、营长、团长什么的……只要你们肯努力，不贪生怕死，我张作霖是有材必用，有功必赏！那时候，你们要什么有什么。”
为了确保帅府的安全，张作霖曾向负责帅府夜间打更的更夫们下过一道命令：“午夜一过，任何人都不许进出帅府。”然而，有一天，张作霖本人因事回来晚了。到帅府大门口，他让随行的卫士长叫门，里面的更夫却不肯开门。张作霖火了，站在门外大叫：“我是大帅，怎么不开门？”更夫回答说：“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下过命令，半夜过后，任何人不得进出。”卫士长气得要砸门，张作霖却把他拉住了。他们只好绕道后门进了帅府。第二天，张作霖传见昨夜在大门值班的更夫。那更夫听说昨夜叫门的真是大帅，吓得不知所措。他一见到张作霖便跪了下来，颤抖着说：“报告大帅，昨晚小的确实不知回来的真是大帅，才不敢开门。小的该死，小的该死！”说完，他还左右开弓，打自己的嘴巴。不料，张作霖不但没有发脾气，反而和颜悦色地对他说：“起来，快起来。好小子，你他妈的不开门，是真听我的话，我不但不怪罪你，还要升你的官。这样吧，你去当模范监狱的所长吧！”更夫一听，以为自己听错了，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他弄清这并非做梦时，赶忙表示推辞说：“哎呀，我的好大帅，您不罚我的罪，我就八辈子忘不了您的大恩大德了。您看，我这块料做官能行吗？”见他这样，张作霖又笑又骂地说：“他妈的窝囊废，我就没听说过猫见了鱼，还有不会吃的。你做官不行，难道我做大帅行吗？我他妈说你行，你就行。今天你就给我去上任。”听张作霖这么一说，更夫只得上任去了。
某日，张作霖突然将担任多年的某秘书长撤职。有人向张作霖问及其事说：“他并没有违背大帅意愿做错事，为什么要撤掉他呢？”张作霖答道：“他的确没做错什么，我对他也没有什么可责怪的。不过，他做了八年秘书长，却没有同我抬过一回杠。在这八年中，我难道没有做错一件事？可他从未指出过我的过错，只是奉承我，这样的秘书长，用他何益？”
有一个士兵，因酒后违纪，无理伤人，让老百姓告了。这个士兵因此被军法处扣押审查。当时担任军法处处长的颜某，为人正派耿直。经过认真调查，他认为该士兵属偶犯，决定从轻发落。不料此事让张作霖知道了，他坚持要将这个士兵处以死刑，以正军纪。可颜处长不同意，他找到张作霖，欲辩明理由，两人遂发生争论，谁也说服不了谁。张作霖本是个说一不二的独裁者，见颜处长如此固执，便把桌子一拍，发起火来：“我叫你怎么办，你就得怎么办！”可颜处长也不服气，回敬道：“要是那样，要我这个军法处长有何用？”张作霖一听，火气更大了，指着颜处长的鼻子骂道：“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若不愿意干，就他妈的给我痛痛快快地滚蛋！”颜处长见张作霖如此说，转身便走。过了两天，他果然送上辞呈，要求离职还乡。张作霖一看颜处长真的要辞职，倒醒悟过来。他本来也是在说气话，并非真要撵颜处长走。他知道颜处长是个人才，一定得挽留。但怎么挽留呢，张作霖抓了半天头，也没想出好办法。于是，他打电话向王永江问计。王永江说：“上将军把人家给骂了，人家能干吗？不论是谁，都会辞职的。”张作霖知道这次是自己不对，不赔礼道歉不行。可他毕竟是个大帅，这个脸很难拉下来。最后，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法子。他把儿子张学良叫来，吩咐说：“小六子，军法处颜处长叫我给得罪了，你快代表我去，给颜处长叩个头，赔个礼道个歉，就说我请他回来。”张学良问：“要是颜大爷还不肯怎么办？”张作霖说：“那你就在他面前跪着不要起来，直到他答应回来为止。”于是，张学良便按父亲所说的去做了。果然，颜处长不等张学良说完，便赶紧把他扶了起来，一边感动得抹泪，一边说：“少帅请起，少帅请起，明天我一定仍去上班。”第二天，颜处长又到帅府向张作霖致歉，张作霖亲热地握着颜处长的手，说：“大哥真的跟我生气了呀，我是个粗人，什么也不懂，现在我再给你赔个礼。今后军法处的事全交给你，你就放心大胆地干吧！”
张作霖的小舅子戴某是三夫人戴氏之弟，当时在督军署当卫士。平时，戴某自恃张作霖是他的姐夫，狗仗人势，专门欺压无辜，民愤颇大。一天晚上，戴某外出赌博嫖妓，喝得酩酊大醉。在马路上游荡时，他觉得路灯太刺眼，便心血来潮地拔出手枪，对准路灯乱打一气，一下子打灭了一串路灯。行人见他如此胡作非为，极为气愤，却又敢怒不敢言。戴某不但不以之为耻，反而得意忘形地哈哈大笑，夸耀自己枪法特准。
当时奉天城里的路灯不多，仅几条马路上有，故戴某枪打路灯一事在奉天城里影响颇大。管路灯的得知此事，便向督军署告状。张作霖一听，勃然大怒，立即叫来督军署卫队长，命令他立即把戴某抓来枪毙。卫队长知道戴某是大帅妻弟，认为大帅正在气头上，不会真的枪毙戴某。故他只将戴某软禁起来，并未当真执行张作霖的命令。不料，几天以后，张作霖听说戴某仍活着，又把卫队长叫来，厉声斥责说：“你小子胆子也太大了！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姓戴的那小子，你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枪毙？你再不毙他，我就把你给毙了！”卫队长知道大帅是动真格了，只好认错：“小人从命，小人从命，请大帅息怒！”就这样，戴某真的给枪毙了。
有一年春节，奉天城内的文武官员照例要到大帅府给张作霖拜年。已当上黑龙江督军的吴俊升也特地从齐齐哈尔赶到奉天，到大帅府拜年。一见到张作霖，他就向张作霖叩头，一边叩一边说：“过年好，过年好，大帅过年，恭喜发财，兵强马壮，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大吉大利！”这一席话，虽说得不伦不类，但张作霖听了倒也蛮高兴。待吴俊升给张作霖拜过年，张作霖马上让张学良等一帮儿女给这位吴二大爷拜年。于是，从张学良开始，又一个一个地给吴俊升叩头拜年。吴俊升也十分高兴。待张学良兄弟姐妹叩过头，吴俊升便从怀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一叠红纸包来，分给张学良等人，并说：“过年了，给你们每人一千元压岁钱！”谁知就在这时，张作霖却突然把脸沉了下来，生气地骂道：“你搞这个干嘛？有这个精神头，把黑龙江的事情好好办办，就比什么都强了！”吴俊升一看，老帅真的生气了，才知道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赶快把红包收了起来，尴尬地说：“大帅别生气，我一定照大帅说的去办！”说罢，就知趣地退了出去。
张作霖在1917年进驻奉天以前，谈不上用人之道，统治土匪出身的狐朋狗友，靠的是朋友义气。这些人与他臭味相投，患难相交，都是“绿林兄弟”，其中较有名的有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这些人出生入死，为张作霖卖命，立下了汗马功劳。
进入奉天以后，张作霖大力网罗人才，他深知以前的帮兄帮弟，打家劫舍，冲锋杀人可以，但匪性难改，办大事不行。张曾对亲信们说：“吾此位得自马上，然不可马上治之，地方贤俊，如不我弃，当不辞卑辞厚可以招之。”
于是张作霖极力寻求文武人才，先后有受到洋学堂军事教养的文武人才来到他的手下，如袁金铠、王永江、王树翰、刘尚清等，这些人为张作霖出谋划策，起到了智囊团的作用。杨宇霆、姜登选、韩春麟、常荫槐等受到洋学堂军事训练的人才后来成为张作霖手下得力的武将。
原来出生入死的哥儿们对张作霖任用新人颇不服气。一次王永江逮捕了一名无赖军人宋某，汤玉麟纠集了一伙人找到张作霖，汤玉麟说：“天下是军人枪杆子换来的，王永江凭什么功劳高高在上，来管辖军人。”张作霖大怒，骂道：“枪杆子能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你们懂什么？给王岷源牵马扶镫都不配。”
事后，原来的土匪弟兄们又拟订一张呈文，共同要求撤王永江的职，送给张作霖，张把呈文撕得粉碎，并破口大骂。后来终于导致汤玉麟背叛张作霖，又去当了土匪。张作霖任用新人，不惜得罪患难与共的弟兄们，可见他的用人之道。
张作霖对部下的统治是封建家长式的。惟他独尊，众人都效忠于他。统治众人的东西是权与钱，部下都可得到应有的财富，并随着张作霖的升官而升官，因而他们紧随张作霖，为升官发财而奋斗。
张作霖统治部下的手段主要靠权术，靠封建“义气”、“哥们意思”，靠这种权术使部下服服帖帖，甘愿为他卖命，权术使他在土匪中有极高的威望，足智多谋使部下认为他是必然的领袖。
由于“义气”这个东西是针对个人的，因而也就不是最稳定的，当张作霖在时可以一呼百应，说一不二，震慑全军，张作霖死后就发生分化。
东北军出身土匪，西北军是正规军队出身，二者在统治上有共同之处：都是封建家长统治者，谈不上对官兵进行理想、道德教育，因此，东北军也同西北军一样，在抗日战争中出了不少汉奸，而这些汉奸多数是当初跟张作霖当过土匪的人。
当过土匪的人，什么都不信，只相信实力。有枪有人就有一切。什么爱国不爱国，从不考虑这个问题，只要日本人给枪、给钱，他们就会去当汉奸。
从土匪到军阀，这在旧中国是很自然的。当土匪发展成军阀时，土匪之间的向心力、凝聚力就会减小。这时，就会形成一个又一个势力，各个势力一旦形成，就会为争权夺利反目成仇，相互残杀，这是不可避免的。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易帜，后又率兵入关，参加军阀混战，未能及时地调整高级将领的结构，张景惠、汤玉麟、袁金铠等老班底的人员加紧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先后当了汉奸。而杨宇霆、常荫槐又企图反叛，张学良只得将二人枪毙。当日本乘虚而入的时候，东北军的分化加剧，导致奉系军阀的最后跨台。
张作霖之死加速了蒋介石的统一。张学良入关助蒋战胜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使蒋介石获得了胜利，但助蒋并没有保证使东北军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最后还是被分化瓦解了。
张作霖用人颇有特色，凡来投的人，只要忠诚，均能得到恰当的使用。
张宗昌，山东掖县祝家庄人，绰号“狗肉将军”，又称“混世魔王”，土匪出身，带土匪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任团长，后又投靠冯国璋，1913年在冯国璋手下升为暂编陆军第一师师长；1921年因闹饷被江西督军陈光远以武力强迫解散，张宗昌带了几个亲信逃走。张宗昌用第一师20万元的军饷，铸造3个金寿星作为礼物，投靠曹锟，但在洛阳被吴佩孚臭骂赶出去。
张宗昌没办法，改投张作霖，拜见张作霖那天特意带了两个大抬筐。张的众将对张宗昌礼物很惊奇，不知何意。
张作霖面带笑容问道：“今日见我，有何打算啊？”
张宗昌答道：“听说大帅要盖大厦，咱想为大帅添土打基。”
众人都不解这句话的意思，交头接耳，张作霖走到张宗昌跟前，拍着他的肩膀说：“好！你有心为我添土，我就送你一条扁担！”
张宗昌闻言十分激动，扑通跪倒在地，说：“只要大帅重用，我张宗昌死心塌地为大帅效力！”
张作霖亲自把张宗昌扶起，又设宴为张宗昌洗尘。宴会上，张作霖委任张宗昌为苏鲁别动队司令，让他去招募新兵。
原来张宗昌送两个抬筐，意思是有意为张作霖出力，但没有扁担——权柄，希望张作霖授他职权。别人不懂，张作霖也是土匪出身，二人匪味相投，自然明白。
张宗昌得到张作霖的宠幸，带着招募的1千多亡命之徒，东征西战，先后击败黑龙江绥芬河山林游击队卢永贵部，又收编了俄军一个师。1924年直奉战争中，张宗昌拼命冲杀，收编直军近10万人，为奉系战败直系立下汗马功劳。1925年张宗昌被委任山东军务督办。
用张作霖的话说是：用张宗昌打直系军阀是胜了不赔，败了也不赔。
张作霖在用人问题上，固然有惟我独尊的特点，但有时也颇能听取部下意见。
张作霖评定“人才”优劣，忠诚固然是第一标准，但也不是以善于逢迎为标准，而是以谁肯卖命，谁出力大，为衡量人的标准。
正是张作霖大力招揽“人才”，才使奉系军阀迅速扩大，并增强了战斗力；善于理财的王永江又为张作霖聚财，打下了经济基础，奉军才能三度入关，两度控制北京政府，称霸一方，成为东北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