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在接到武穴地方官府的禀报及英国领事照会后，很快抽调水陆精锐部队，部署在各个地方，既防止外来入侵，又威震不明真相的闹事者。一方面他又命令江汉关道派轮船驶往武穴，将金教士、柯林的尸体运回汉口妥善安置。
另外，又派候补知府裕庚前往调查，命令文武水陆各营严防滋事，照会驻武汉各领事，让他们通知各教堂暂不要收养婴孩。
武穴教案发生后，广济知县彭某立刻振兵拘捕疑犯23人。裕庚驰赴广济后即会同黄州知府李方豫和广济知县审办，判处为首者郭六寿等二人正法，一起的从犯6人分别监禁枷示。
尽管张之洞接到英领事嘉托玛的照会后，立即明确表示要力任保护、缉凶，并在实际中也这么做了，但英方仍然肆意讹诈。对此，张之洞强烈反对。英领事称武穴教案为“谋杀、放火抢劫、故杀”，并要求将那些旁观哄闹者一一惩处。
张之洞驳斥说：哄闹混殴并非谋杀，多人共殴一人非故杀，失火延烧非放火故烧，攫取零物非抢劫。他拒绝拿办围观的人。嘉托玛又派费、梅两个教士前往广济做观审委员。梅、费二人提出很多不合理要求，强调该案的发生都是因为平日蓄谋而成，并非偶然，要求将首从各犯全都严办，张之洞一一据理驳复。
费、梅二人又以教堂曾向武黄同知求援三次未允、马口司巡检不肯收留洋眷为理由，要求按谋杀罪分别予以撤职查办。张之洞驳说：武黄同知本非地方正印官，手下并没有兵勇捕役，所以根本无法阻止当时的事态，而且根本没有差役不肯救护洋人之事，而该同知收留洋妇洋孩在署中住宿一夜，这是人所共知的，这就是保护。
由于英国政府的压力，总理衙门致电张之洞，要他免生枝节，设法速结。最后，双方议结如下：郭六寿等2人正法，胡东儿充军，胡视生等3人各杖200，流放到3000里之外的地方，田福儿等4人分别处以徙、流、杖刑；马口司巡检陈培周以“保护不力”被离职；赔付柯、金2人恤银各1万两，教堂由官修复，赔偿损失费2．5万两，合银4．5万余两。
武穴教案议结不过两月，鄂西重镇宜昌又爆发教案。丹阳、芜湖、武穴等地教案发生后，宜昌风声紧张，反洋教揭帖四处张贴。张之洞命令宜昌地方军政官员万勿大意，务须严加提防。
9月1日，饭铺老板游某丢失幼子，鸣锣寻觅，找了一整天没有踪迹。后来一位法国天主教圣母堂雇工告诉他，他的孩子现在在教堂，游某于是在9月2日这天带人前往圣母堂，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他的孩子。正在交谈时，堂外人群聚集，纷纷斥责教堂拐卖幼童，有喊打者，有喊烧者，声如山崩，势如潮涌，堂内修女急忙派人报官。
这时有十多个围观者执短木棍，盘辫扎腰，在前吆喝，带领众人冲入圣母堂，寻找其他儿童。忽然，美国圣公会教堂中一苏姓教士向人群开枪，击伤一人，愤怒的人群立马闯入圣公会教堂，苏姓教士等人仓皇逃离，众人放火将圣公会教堂焚毁，又在圣母堂点火，堂中7名修女及教士(分属法、德、美三国)被人打伤。附近河街教堂也被烧毁，英侨住宅、宜昌的英教士及正在修建的英国领事馆等七八处建筑或被焚烧，或被哄抢。
事发后，宜昌镇知府逢润古、总兵罗揞绅润等立刻率兵前往镇压，护送洋人登上停在江边的轮船，并将受伤修女、教士妥善保护。又派兵保护各税务司、洋行、领事馆及传教士、外侨住宅。
宜昌教案涉及范围广，教堂之外，还有外侨住宅和领事馆，国家有英、法、美等国。张之洞得知后十分焦急，连忙电函逢润古等，要求：“务将启衅放火之人缉拿讯取，此节最关紧要。”逢润古等人力加伪饰，复电称：此案系民人找寻幼童、洋人开枪伤人而发，圣母堂、圣公会及洋人住宅系洋人理亏心虚、纵火自焚的。张之洞复电要求复查，一再嘱咐“千万不可饰以却”，并派候补知府裕庚乘船奔赴宜昌查办。
当张之洞得知圣母堂内幼童并无被人挖目割肾之事发生后，电责逢润古等人所报虚假，又派荆州道方恭钊赴宜昌确查。他说此案关系到法、英、美等国，不能拿它当寻常小事来对待，不能谎报搪塞，如果想找借口，企图大事化小，不但没有好处，还必定会耽误大事。
9月10日，德国公使巴兰德联合英、法、意、美、比、日、俄、西等9国公使照会总理衙门，敦促清政府迅速处理此案，英法两国并使军舰从汉口上驶。英国领事趁机再次提出湖南全省通商宜事，试图要挟，被张之洞坚定拒绝。但张之洞担心各国以此为借口，联合起兵，便多次致电方恭钊、裕庚等人查拿凶犯，并说，若缉拿不到罪犯，则追究地方官员之责。在张之洞的严责下，宜昌地方官员在沙市、宜昌、汉口等地捕获12人，分别处以徙、流、充军等惩罚。10日，开始交涉赔款问题，最终，议定赔偿法国教堂银10万两，英、美分别为6万多两。
晚清办理外交者，都以处理教案最为棘手。张之洞的做法无疑就高明了很多。他上能得到朝廷的赞许，下能得到百姓的理解；外能使列强无话可说，甚至有苦倒不出，内能赢得舆论的支持，被称为有民族气节。他在处理广州，长江沿岸等地教案过程中，事先采取多种预防措施，事后面对外国领事、主教的讹诈，据理反驳，义正辞严，最终使其奸计狡谋未能实现。争是一种志气，张之洞不可无争之气，否则很难成为强大的人。
一个人要想有所收获，单凭一点小伎俩，是微不足道的，必须智慧与方法并重，双管齐下，才能各个击破。这就是夹缝哲学。张之洞则是夹缝哲学的高手。
洞察大势方能抓住机遇
诸葛亮幼小孤零，靠从父诸葛玄一手带大，诸葛玄曾任袁术所署豫章太守，携带诸葛亮兄弟随身教养，后来诸葛玄辞了太守职务，到荆州作刘表的幕后政客，不久便死于荆州，诸葛亮从此失去依靠，去南阳隐居。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割据，世事扰攘，前途难料。诸葛亮以布衣之身，躬耕南阳，但是怀有远大的抱负与雄心。他自比于管仲，以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自比；他自比乐毅，以乐毅的军事才能自比。他身在隆中，胸怀天下，不断研究世事，终于对当时的天下有了清楚的了解。
东汉之末，军阀混战。董卓乱后，群雄并起，袁术称霸，袁绍、曹操、公孙瓒、袁术逐鹿中原。刘备由于出身贫寒，缺乏根基与凭借，同袁绍、曹操、孙策相比，自然要弱小得多。所以刘备早年的奋斗屡遭挫折，只好四处投靠别人。
建安六年(201年)，曹操打败袁绍后，率军攻打刘备，刘备逃往荆州，寄寓在刘表处。由于前途难料，刘备急需有智之士的提点。
建安十二年(207年)在“水镜先生”司马徽与谋士徐庶的一致推荐下，刘备三顾茅庐，向诸葛亮请教怎样在乱世称雄、崛起一方的计策。诸葛亮感于刘备的知遇之恩，立刻委身于他，竭智效力，将自己平生对天下大势的分析、思考，以及乱世逐鹿中原的谋略教给刘备，这就是历史上着名的“隆中对策”。
诸葛亮在明辨当时大局时，量身订做，帮刘备提出了兼弱攻昧的外交谋略。
诸葛亮仔细地分析了历史的形势，认为自从董卓专权乱政以来，各地英雄豪杰纷纷涌现，乘机割据，势力跨州连郡的人不可胜数。最大的两个割据集团分别是曹操与袁绍。曹操家世、声望都不高，而且兵力薄弱，但是曹操依靠谋略，利用时机，终于以弱胜强，官渡之战一举击败袁绍。如今曹操统帅百万大军，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外交、军事、地理处于绝对优势，无可争锋。
孙权占据江东，经过父子三代人的经营，又有长江为天险屏障，而且百姓归顺，大批贤能之士为他效力，所以只能和他结盟而不可与其为敌。
荆州北临沔水、汉水，可以便利地直通海上，东边连接东吴，西边可通巴蜀，是兵家必争的战略重地。而刘表却懦弱无谋，不知军事，虽有地方千里、兵甲10多万，却无力守住，这是上天有意提供的，应有攻取的打算。
益州地处险要，而且沃野千里，可谓天府之国，汉高祖正是以此成就了帝业。占据这里的益州牧刘璋昏庸无能，提供了争夺的机会。
张鲁占据着北部的汉中地区，虽然人多地富，但却不知道珍惜和爱护，所以有才能的人都渴望能有贤明的君主来统治。
如果能同时兼并荆州与益州，守住险关要塞，西边与各部落和好，南边安抚夷、越民族，对外与孙权结盟，对内精心治理，一旦天下形势大变，可派一员得力大将率荆州的军队向南阳、洛阳一带进军；主力人马出兵秦川，在战略上形成东西左右呼应、并举之势，如此一来不但霸业可以成就，光复大汉指日可待了。
根据当时的形势，诸葛亮为刘备量身定做了这条兼弱攻昧的谋略。首先对形势进行全面分析，对各种趋势作出正确的估计，制定出积极稳妥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行动方案，然后根据情况的发展变化和政治上的需要，借机削弱、兼并或攻取弱小的、腐败没落的势力，从而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变不利为有利，由弱变强。
后来三国的历史发展证明，诸葛亮为刘备设计的争夺天下的总策略，联孙抗曹，夺取荆州、益州作为基地，以等待局势的变化，出兵夺取中原，完全合乎客观形势的演变，完全有道理。由于这条战略得以实施，最终使刘备三分天下有其一，形成了三国鼎立的政治局面。诸葛亮的聪明包含着聪明与智慧两个不同的层次。聪明表现了他先天的素质，智慧则体现了后天的人格修炼。归根结底，是他知理。什么是理？理就是不可违背的规律。诸葛亮对当时的天下大势明察秋毫，无论治国还是用兵，都反映出了理的智慧。
必须有一点“绝招”
在嘉庆亲政之初，百废待兴，其中漕运、河务、吏治被称为“三大政”，刘墉虽已八十岁高龄，却仍亲自进行漕运问题的调查研究。严格说，早在嘉庆亲政前，刘墉就已经开始操劳河漕问题。
嘉庆三年（1798年)四月初，山东齐河县武生戴云龙，告发知县侵蚀舞弊，刘墉奉派与尚书庆桂一道前往查办。结果得知，只有修理仓库勒派钱粮、车辆，漕粮折价不公三款事属有因外，其余各款则属诬陷，戴云龙问拟如律。
在查办山东齐河县呈控案件前，刘墉和庆桂还曾奉命视察山东曹州段黄河工程，并将有关险情报告了嘉庆帝。这时，河道总督李奉翰等，恐嘉庆帝降旨怪罪，也给皇上折奏了有关工程情况。
嘉庆看后极为生气，下令说：曹州一段黄河漫堤，总由该督等筑坝时未能督工修筑坚实，以致去年刚刚堵住决口却又决堤，及此次再经修筑后，又不能督率在工人员加紧施工，旷日持久，水性就下，以至于决口日益加深。
昨有旨令刘墉、庆桂前去勘察，即以口门跌成深塘，转瞬大汛经临，办理费手为虑。今据所奏情形，果真如朕所料，是李奉翰等疏玩迟延之咎，实无可辞。姑先革去翎顶，以示惩戒。
嘉庆命刘墉勘查河工情况。五月七日，刘墉如实禀奏了查勘情形，内称：决口已成深塘，断难在此实施堵筑；开放引河与堵筑决口相资并济。如果于事前先行挑挖引河，恐大汛时普漫停淤，请一并缓至七月后兴工。嘉庆觉得所说情况与李奉翰所奏基本等同，很是高兴。遂令据实严参。
五月十一日，刘墉将查勘下游河道情形奏报嘉庆：下游一带，间有淤沙一二尺至六七尺者。嘉庆批道：可见前此办理未善。令秋汛后由该督实力挑浚。
嘉庆亲政之初，颇有作为，裁掉了漕运陋规及多征费用，但引起了当事人的反对。嘉庆四年八月，新任漕运总督蒋兆奎奏请于州县浮收漕米内划出一斗贴给运粮旗丁，但嘉庆帝却把他否决了。
十月，两江总督费淳也上奏建议酌情收津贴，于征收漕米之时，再次遭到户部和嘉庆帝的否决。至十一月下旬，在有漕督抚奏报筹款补贴运丁的情况下，嘉庆下旨废除应禁陋规。
在此情况下，蒋兆奎愤欲辞职，遭嘉庆申饬后，又提出以漕项银两预借旗丁分年扣还的暂行办法。结果嘉庆也将此否决了，只准多带二十四石以资贴补。
五天后，蒋兆奎复奏时再以江苏、浙江、福建等花费为例，说明旗丁经费的确入不敷出。嘉庆看后指出：若如所奏，是清理漕务之事竟不可行。况津贴兑费，原视道路远近，酌定多寡，其路近省份，领银自少。今蒋兆奎竟不分别各省远近，概行牵混入奏，而又一一列入造船之费，乃蒋兆奎执谬之见尤甚于前，看来蒋兆奎难胜漕督之任，嘉庆便下令解蒋之职位。
不久，山东巡抚陈大文奏报山东漕帮旗丁经费陋规名目，嘉庆看后更加惊愕，称：如果说革去浮费，兑运尚有不敷，有谁相信这话？若如单内所开各种浮费，不行禁革，即再增津贴，又有何益？且漕员取之州县，州县必取之小民，层层侵蚀，浮收之弊伊于何底！
刘墉对此情况进行了认真的分析，上奏嘉庆，建议从佥派运丁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办理：漕粮起运收米，行船为旗丁之专责，而州县佥派旗丁，或将殷实之丁索钱卖放；贫丁若懦弱无能，或致自尽，以免累妻子，纳词状于怀中，诉冤苦于身后，如同一人一家的事情。贫丁之无赖者，不以为苦，挈家上船，居然温饱，自水次以至通州，盗卖官粮，无所畏忌。所卖既多，或凿船沉水，以匿其迹，或称漕粮交兑本不足数，抵通弊混，等同于无处查证，卸桅拆柁，无所不卖，及至回空，仅存船底。
于是新漕起运之时，船已不可复用，此亦州、县、府、道不职，而督抚两司不能察吏之一端也。请敕下有漕省份督抚两司，严查州县，务佥殷实丁户，或一人力薄，数家帮贴，则可更卖粮拆船之弊。
嘉庆采纳了这个提议。但这些都不足以解决漕运经费入不敷出的问题。
漕运经费紧张的根源是因物价上涨，而国家规定的时价与比价，自然使承办漕粮受赔累之苦。故此，在嘉庆五年十一月，费淳又会同铁保、岳起、阮元等联衔上奏，要求于轻敛之项，以六成改征本色，四成予以豁免。听说这种方式，实则六成本色之值已较原来十成折色多一倍有余，所以再次受到嘉庆的驳斥。但此事直到嘉庆七年也没有彻底解决。计策总是属于聪明人的，一个人如果失去计策，必然就会逊人一筹。
竞争的现实使许多人甚至成百上千的人都盯着同一个目标，“相对而争利”。在竞争的队伍里，可能有许多精明强干、智慧过人之人。实现目的所能采取的办法，差不多人们都想到了。这样，若想超凡脱俗，出类拔萃，就必须有一点“绝招”，见人所未见，为人所未为，出奇制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