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另一种形态，同样体现了民俗的凝聚力量。只要你考察一下散落在世界各地大都会的唐人街（或称中国城），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众所周知，犹太民族从公元一、二世纪被驱逐出自己的家园，流落到世界各地以后，犹太教这一共同的宗教信仰就成了犹太人相互连接在一起的坚强纽带，同时也成了保持其独特民族性而不被当地民族所同化的根据和标帜。而侨居海外的中国人聚居在唐人街，却以华夏的民俗，再现并维护了中国人的传统社会生活面貌，从而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特性。这种华人小社会，正是靠了民俗，才一代又一代地承袭着这种文化氛围，几百年间人世沧桑，但在唐人街却无多大变化。即使她的祖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远在千里迢迢的海外唐人街，却能抵拒着“洋俗”的重重包围和侵袭，又不为“家乡讯息”所动，依然故我，保持着传统生活的样态。由此，我们可以体认到，民俗在保持传统文化方面的重大意义。
再者，通过文化大革命以后的种种事实，也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民俗还有其强大的再生能力。原来被十年狂风暴雨扫除掉的所谓旧风俗，相当多地又在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重新恢复起来，并因此引发了某种寻旧复旧心理，所以，不仅使一些无害有益的习俗得以重现，乃至还有一些不健康的风俗习惯，也面世再生出来。这充份证明，那种认为只要抓住哲学思想，即意识形态的灌输，就可以使人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就能够移风易俗的“传统”看法，是不符合实际的，经不住时间考验的！民俗是活在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它以习惯力量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有其产生、发展、演变，乃至更新的内在规律性，其重要性和复杂性决不亚于其他人文学科，如文艺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以及社会学。
其实，我们的祖先是很注重民俗的。早在周朝的时候，周王就很重视通过“观民风”，“察民隐”，来了解民间饥苦，以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采风活动就是其中之一。《礼记·王制篇》中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命大师陈师以观民风。”班固在《汉书》中曾具体地描绘春秋时期在民间采集民歌的情景：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绚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周天子将从各诸侯国搜集来的诗歌集中保管。据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之感，至幽厉之缺。”即今所见的《诗经》三百篇，其中特别是十五国风，是采自全国各地的诗歌。它即是诗，又是民歌，更是民俗，即以民歌的形式反映各地民间各式各样的生活与风俗。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学术上百家争鸣，各造其说以争雄斗胜的新局面。从此，各种文化典籍，诸子百家言大量出现，它们都或多或少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先秦时代的民风和民俗。从此以后，历朝历代，直接或间接记载民风民俗的书籍典册，更是十分丰富，为我们研究古代民俗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料宝藏。然而，在我国古代从事民俗资料收集和整理的学者大有人在，但专门从事民俗研究的却非常罕见。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我国出现了一位提倡进行民俗研究的人物，他就是著名诗人黄遵宪。黄遵宪对民俗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而且初步形成了系统，为我国民俗学史作出了贡献，可称作是民俗学者的先驱。然而，真正把民俗作为一门重要人文学科——民俗学，进行科学研究，则是很晚近的事，直到二十纪二十年代才正式开始。
民俗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从世界的范围来讲，也只不过才有二百年的历史。而在我国正式开展民俗学的研究，却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的事。首先进行民俗学的探索，则是由北京大学一些学者于1922年创办《歌谣》周刊开启的，从那时起至今，才只有八十多个春秋。在这段时间里，尤以二十年代北京大学《歌谣》周刊和风俗调查会，1926年成立于广州中山大学的《民俗学会》和三十年代初在杭州成立的《中国民俗学会》，聚集组织了一批有志于民俗的学者，开展了广泛的民俗调查与研究，写出了不少有学术价值的民俗研究文章和颇有分量的调查报告，发表在《民俗》等刊物上，而且出版了民俗丛书和研究论著。其中由顾颉刚先生编的《妙峰山》，即记述了几位学者到北京西北妙峰山碧霞元君庙进行民俗调查的经历和见闻，曾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总之，从1923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几年是我国民俗研究蓬勃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时期。
在这个民俗研究的繁盛期，中国的民俗学者，借鉴但又并未囿于外国学者民俗学的研究观点及方法，开展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而又独特的民俗调查与研究，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开拓性成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处于学者群体各自分散的研究，缺少全局性的规划与协调，故我国的民俗学仍停滞在一些个案与局部的调查研究阶段，未能出现总括性的综合研究著作。由于客观的历史原因，中国的民俗学在上世纪40年代～70年代之间，出现了停顿或中断，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纠正了在人文科学研究，特别是在社会学的研究中的“左”倾蒙昧主义错误之后，一些老专家焕发出青春，如钟敬文等老前辈们，中青年学者也跟了上来，才再度出现了民俗学研究的热潮，特别是1983年全国性的“中国民俗学会”成立以后，二十年来，学者努力精进，出版了一系列调查研究报告集和民俗学的研究专著，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前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我国民俗学者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民俗调查与研究，还是比较注意宗教对民俗的影响和信仰民俗的研究上，如对妙峰山碧霞元君庙和东岳庙的调查研究等，都取得了别开生面的学术成果：但是平实而论，仍使人感到对于宗教信仰对民俗的影响和信仰民俗的研究有重视不够之嫌。1949年以后，大多学者因受到关于宗教本质及其社会作用的极左的错误论断的束缚，以及大多现实宗教活动已经很狭窄这一现实的影响，文化大革命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当然不可能进行正常的民俗研究，既使文革结束以后，批判了消灭宗教和只看到宗教消极面的错误，仍很难放开手脚，解放思想，对宗教信仰与民俗的关系、信仰民俗，进行大胆深入的研究，挖掘其宗教信仰的丰富内涵和意蕴，往往只是原则地指出宗教的影响重要性和罗列信仰民俗的事项而已。本书专门谈的“道教与民俗”，一刻也离不开宗教，故不得不对宗教的本质及其社会作用，多说几句话。
宗教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重大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强制手段的原始氏族社会中，宗教高于一切，每个原始人都是虔诚或称痴迷的原始宗教信徒，宗教信仰是一种包容一切的综合意识形态，大巫与酋长（或即是一个人”，都是神在人世的代表，他以神的名义安排氏族社会的秩序，使其井然有序，各得其所。宗教禁忌，就是全氏族每个人都必须绝对遵守的“法律”！道德风尚，也是依据神的意志来维护，任何人都不得违反。违反者要遭神的惩罚，而神的惩罚是非理性的概然性，严酷无情！每个氏族成员都不能脱离宗教，正如不能脱离自己的氏族一样，一旦脱离，就等于死亡。在此，顺便说一下，人与最高灵长动物猿分开的重要标志，是人有意识，能制造工具。而人一旦有意识、能思维，宗教或者说是最初级的宗教意识也随之产生了。所以从这一层意义上讲，有没有宗教意识，也是人与猿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原始社会中的重大社会变革，都必须先有宗教领域的变革，社会变革才能实现。这只要看一下人类在宗教控制一切的中世纪的历史，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大家知道，西欧中世纪后期最初的资产阶级性的改革首先就是从宗教领域发动的，即著名的十六世纪初的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宗教则具有了两重性，既有安定社会秩序，维护社会道德，整合社会的积极作用，又有保守地维持旧制度、神圣王权，防止以下犯上的叛乱或造反的消极功能。在文化精神上，即有促进文化发展，给人以精神安慰和鼓舞的一面，也有阻碍科技进步，宣扬逆来顺受奴隶主义的一面。总之，对宗教的社会作用，要作具体分析。绝不可以一言以蔽之——宗教是麻醉人民精神的鸦片烟，只起迷惑、扼杀生灵的作用！这是先哲们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单纯从政治变革角度作出的有特指的判断，不能一概而论。
三、宗教与民间信仰
关于对宗教、民间信仰乃至迷信在民俗考察中应采取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而不应因为自己的理性主义或唯物论的观点而掺杂到调查分析民俗事项中去的看法，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由顾颉刚先生编著的《妙峰山》一书就已经有了比较清醒而又明确的认识了。
那次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于1925年春组织的以顾颉刚为首的五位民俗学者（还有容庚、容肇祖、庄严和孙伏园）爬山涉水，不辞辛苦，实地考察了北京西北的妙峰山天仙圣母碧露元君庙会民众进香风俗，并写出了详细的调查报告和观感，发表于当时的《京报》副刊，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效应，不少学者为此发表了很精彩的评论，提出自己的看法。顾先生把此次进香民俗调查的文章及读者的评论，集结编纂成《妙峰山》一书，作为民俗学会丛书，于1928年出版发行。《妙峰山》书的问世，是中国民俗学研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他们所从事的民俗调查事业，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提出来的一系列看法，对我们今天从事宗教和民俗研究仍有很大的启示作用，理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