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用再害怕什么了。
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文/T·苏珊·艾尔
杰克把建议书扔到我的书桌上——当他瞪着眼睛看着我的时候，他的眉毛蹙成了一条直线。
“怎么了？”我问。
他用一根手指戳着建议书，“下一次，你想要做某些改动的时候，得先问问我。”说完就掉转身走了，把我独自留在那里生闷气。他怎么敢这样对待我，我想。我不过是改动了一个长句子，纠正了语法上的错误——这些都是我认为我有责任去做的。
并不是没有人警告过我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的前任——那些在我之前在这个职位上工作的女人们，称呼他的字眼都是我无法张口重复的。在我上班的第一天，一位同事就把我拉到一边，低声告诉我：“他本人要对前两位秘书离开公司的事情负责。”
几个星期过去了，我越来越轻视杰克。我一向信奉这样一个原则：当敌人打你的左脸时，把你的右脸也凑上去，并且爱你的敌人。可是，这个原则根本不适用于杰克。他很快会把侮辱人的话掷在转向他的任何一张脸上。我为他的行为祈祷，可是说心里话，我真想随他去，不理他。
一天，他又做了一件令我十分难堪的事情，我独自流了很多眼泪，然后，我像一阵风似的冲进他的办公室。我准备如果需要的话就立即辞职，但必须得让这个男人知道我的想法。我推开门，杰克抬起眼睛匆匆地扫视了我一眼。“什么事？”他生硬地问。我突然知道我必须得做什么了。毕竟，他是应该知道原因的。
我在他对面的一把椅子里坐下来，“杰克，你对待我的态度是错误的。从来没有人用那种态度对我说话。作为一名专业人员，这是错误的，而我允许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是错误的。”我说。
杰克不安地、有些僵硬地笑了笑，同时把身体向后斜靠在椅背上。我把眼睛闭上一秒钟，上帝保佑我，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我想向你做出承诺：我将会是你的朋友。”我说。“我将会用尊重和友善来对待你，因为这是你应该受到的待遇。你应该得到那样的对待，而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同样的对待。”我轻轻地从椅子里站起来，然后轻轻地把门在身后关上。
那个星期余下的时间里，杰克一直都避免见到我。建议书、说明书和信件都在我吃午餐的时候出现在我的书桌上，而我修改过的文件都被取走了。一天，我买了一些饼干带到办公室里，留了一些放在杰克的书桌上。另一天，我在杰克的书桌上留下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希望你今天愉快。”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杰克又重新在我面前出现了。他的态度依然冷淡，但却不再随意发脾气了。在休息室里，同事们把我追至一隅。
“看看你对杰克的影响。”他们说，“你一定狠狠责备了他一通。”
我摇了摇头，“杰克和我现在成为朋友了。”我真诚地说，我拒绝谈论他。其后，每一次在大厅里看见杰克时，我都会先向他露出微笑。
因为，那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在我们之间的那次“谈话”过去一年之后，我被查出患了乳腺癌。当时我只有32岁，有着3个漂亮聪明的孩子，我很害怕。很快癌细胞转移到了我的淋巴腺，有统计数字表明，患病到这种程度的病人不会活很长时间了。手术之后，我与那些一心想找到合适的话来说的朋友们聊天。没有人知道应该说什么，许多人说话语无伦次、颠三倒四，还有一些人忍不住地哭泣。我尽量鼓励他们。我固守着希望。
住院的最后一天，门口出现了一个身影，原来是杰克。他正笨拙地站在那里，我微笑着朝他招了招手。他走到我的床边，没有说话，只是把一个小包裹放在我身边，里面是一些植物的球茎。“郁金香。”他说。我微笑着，一时之间没有明白他的意思。
他清了清喉咙，“你回到家里之后，把它们种到泥土里，到明年春天，它们就会发芽了。”他的脚在地上蹭来蹭去。“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当它们发芽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们。”
我的眼睛里升起一团泪雾，我向他伸出手去。“谢谢你！”我轻声说。
杰克握住我的手，粗声粗气地回答：“不用谢。你现在还看不出来，不过，到明年春天，你将会看到我为你选择的颜色。”他转过身，没说再见就离开了病房。
现在，那些每年春天都能看到的红色和白色的郁金香已经让我看了10多年。今年9月，医生就要宣布我的病已经被治愈了。我也已经看到了我的孩子们从中学里毕了业，走进了大学的校门。
在我最希望听到鼓励的话的时候，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说出来了。
毕竟，那是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在圣诞节说我爱你
文/Shirlly
20岁的那一年，我在韩国的仁川大学念人种学。冬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这一层楼住的所有人都在担心着即将到来的期末考试，我却爱上了一个女孩，她的名字叫金辰玉，是学校咖啡厅老板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
我把这个秘密只告诉了和我同住的李仁和，一个个子小小的韩国男生。他做事谨小慎微，走路不喜欢抬头，有些固执甚至偏激，不爱说话，大多时候是沉默的，我几乎是他惟一的朋友。怎么说呢？我并不喜欢这个人，我有时候会希望他有一些特别的优点或者气质值得我尊敬，但是没有。只不过因为人总是需要朋友的，需要交流和倾诉，所以，我才会告诉他关于金辰玉的秘密。
李仁和常常都会认真地鼓励我去表白，坦白讲，我从来不以为他是真的鼓励。或者说，通常情况下他的建议，我也就当玩笑而已。
过了期末考试，大学有一个传统项目，也是每一年圣诞的传统节目之一。在一年级新生中找到一个最有勇气的人，授予他“勇敢的人”奖项，那是仁川的仅次于毕业之前颁发的“校长特别奖”的最高荣誉。而找到的方法，通常是高年级的学生会领袖临时决定的。
1998年12月24日的晚上，圣诞夜，学校举办了盛大的圣诞舞会。我们都尽情地狂欢着。临近午夜12点，大家拼命举着酒瓶干杯说圣诞快乐，然后，一个高年级的学生走到舞台的中央，大声宣布“勇敢的人”比赛现在开始。
全场一片寂静，只听到他慢慢念比赛规则。其实非常简单，谁第一个从舞场二楼的栏杆上跳下来，要四脚舒展，面朝地面，像鸟儿一样的“飞”下来，而下面的人则围成一圈，互相手拉着手接住，就算完成了测试。二楼距离地面至少有五米的距离，谁知道下面的人是不是一定能接住？那可是用生命在冒险啊！
安静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人站了出来，是的，他准备往下跳了。他慢慢地爬上栏杆，紧紧地握着栏杆边缘的柱子。有人指挥着下面准备接的人远一点或者近一点，大家都紧张地盼望着的时候，终于，他还是放弃了……
全场当然响起来雷鸣般喝倒彩的声音。
但是并没有完，大家开始陆续上楼，有上去了后退下来的，也有勉强跳了的，但却是双脚落地的，即使是这样，也得到了大家的掌声。
我有些发愣，虽然有人成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突然，我看到了一个我熟悉的身影，李仁和！
他都敢去跳？
他抬着头，在人群中缓缓走向那个“勇敢的人”纵身一跃的地方。他的眼神里，有一种我不熟悉的坚毅与自信。他小小的个子，深色的衣服，差一点就要被淹没，可我还是看到他冲楼下的我微笑了一下。
他爬上了栏杆，他的腿有些哆嗦，他的手也好像在发抖，但是他还是站起身来。突然，他的脚下一滑，他没有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纵身一跃，而是头朝前倾地跌落在地。他错过了十几双安全的手，却跌在了坚硬的水泥地板上。
人群如潮水一般涌向他跌落的位置，我只能隐约看到他没有动弹，有人开始匆忙地给他做人工呼吸，有人在打电话叫校医。我心跳得厉害，我挤过去的时候，他似乎醒过来了，当然，也许他没有伤得像我们想像的那样重。他站了起来，告诉大家说没事。他一脸的抱歉，仿佛真的扰乱了我们的圣诞。
李仁和冲我走了过来，他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话，“我终于战胜了自己。”他微笑着，再也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低头走路的小个子少年。从来没有谁让我这样震撼过。我第一次，离一个勇敢的人这么近。我一直以为，那些勇敢的人与我，或者与李仁和之类，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永远不可能做到。
在送李仁和上车去医院做更详细的观察的时候，他对我又说了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也许没有你想像得那样困难。回到晚会现场的时候，纵身一跃的游戏还在继续，我也尝试了一次，虽然看起来会有些恐惧，可最终还是安全落地。
就在那个晚上，我终于鼓起勇气，面对那个叫金辰玉的女孩，说出了平生第一次“我爱你”。
在韩国的第一次期末考试，我同样顺利地通过。
后来的许多年，我不再有恐惧，不再有跨越不了的障碍，我终于也变成了勇敢的人。
感谢李仁和，那个当年的小个子少年，给了我一个最完美的圣诞。
一张家庭画像
文/（美）格雷·罗斯伯格
我正坐在椅子上，为拿到博士学位做着最后的努力，这时候，萨拉用一个问题向我宣布了她的存在：“爸爸，你想看看我的家庭画像吗？”
“萨拉，爸爸正忙着。亲爱的，过一会儿再来。”
走开，好吗？我很忙。一星期的忙碌工作才换来一个周末。你却在那儿打扰我。
10分钟后，她又回到起居室来。“爸爸，给你看看我画的画像。”
我心里的怒火开始上升。“萨拉，”我说，“过会儿再来。这很重要。”
3分钟后，她冲进起居室，在距离我的鼻尖3英寸的地方朝着我大叫起来，叫嚷的力度达到一个5岁的孩子的极限。“你到底想看还不想看？”这个过于自信的小女士似乎已经准备就绪。
“不，”我对她说，“我不想看。”
听了我的回答，她飞快地跑出房间，把我独自留在那儿。但不知为什么，在那一刻，独自一人并不如想像中的满意。我感到我的心就像是受到了猛烈的一击。我走到前门那儿。
“萨拉，”我喊道：“你愿意进来一会儿吗？嗯？爸爸想看看你画的画像。”
她没有任何怨言就跳到我的膝盖上。
这是一幅画得很了不起的图画。她甚至还为它写了个标题。在图片的顶部，她用她能够写好的书法写着，“我的家庭。”
“给我讲讲这幅画。”我说。
“这是妈妈（一个长着长长的、黄色的、卷曲头发的女人），站在妈妈旁边的是我（画着一张笑脸），这是我们的小狗凯蒂，还有，这是米丝（是她的小妹妹，一个在房子前面的街上躺着的小孩，比其他人大约大三倍）。”她似乎对我们的家庭有着很高的洞察力。
“我很喜欢你的画像，亲爱的，”我告诉她，“我将把它挂在餐厅的墙上，这样，我每天晚上工作或者上课回来（通常都是在晚上10点左右）都能看见它。”
她相信了我的话，高高兴兴地出去玩了。我重新回到书本里。但是为着某一种原因，我把同一章节的内容看了一遍又一遍。
有什么东西使我很不安。
是萨拉的图画里似乎缺少了什么。
我走到前门口。“萨拉，”我喊道，“你能再进来一会儿吗，嗯？我想再看看你的图画，亲爱的。”
萨拉爬回我的膝头。我试着闭上自己的眼睛，完全用她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在外面玩耍使她的面颊呈现出玫瑰的红润。她头上扎着马尾辫，脚上穿一双带有草莓图案的网球鞋，臂弯里抱着一个软绵绵的洋娃娃。
我问了她一个问题，但是我自己也不能确信我是否真的想要听到答案。
“亲爱的……这幅画里有妈妈、萨拉、米丝、小狗凯蒂、太阳、房子、松鼠和小鸟，但是萨拉……爸爸在哪儿？”
“你在图书馆里。”她说。
我不由得惊呆了。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我把她从膝盖上轻轻举起来，送到阳光下继续玩耍。我晕乎乎地跌坐到椅子里，血液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脏。即使是在我把这些语句打进电脑的时候，我还能感受到那种剧烈刺痛的感觉再次流遍全身的滋味。这是令人恐惧的时刻。慢慢地，我头脑里的迷雾开始消散了。我突然能够看清了。但是我看见的东西不但没有减轻我的痛苦，反而更增加了我的恐惧。
萨拉的那句“你在图书馆里”的简单声明使我受到极大的震动。
我把这幅画挂在餐厅的墙上，正如我对我的小女孩作出的承诺那样。在准备博士论文的那漫长而又紧张的几个星期中，我一直注意着那幅对我具有启迪作用的肖像画。每天晚上在我家人入睡后，当我大口吃着重新热过的晚餐时，我都要盯着它看上很长时间。我没有勇气把这件事告诉巴巴拉。我终于完成我的学位考试。现在我是“罗斯伯格博士”了，我以为它会使我获益匪浅。然而，坦白地说，它并没有给我的生活带来多少快乐。
在我毕业后的一天晚上，巴巴拉和我正一起躺在床上，我鼓足勇气问她：
“巴巴拉，你一定已经看见挂在餐厅墙上的萨拉的那幅图画了。为什么你什么也没说呢？”
“因为我知道这使你受到的伤害有多深，格雷。”从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口中说出这么深刻尖锐的话语，真令我感到吃惊。我向她提出了我这一生中从未向任何人提出的同时也是最令人紧张的问题。
“巴巴拉……我想回家。我可以吗？”
接下来的是二十多秒钟的沉默。这对我来说似乎有一个小时那么漫长。“格雷，”巴巴拉谨慎地说，女儿们和我都非常爱你。我们想让你回家。但是你一直都不在这儿。这么多年来，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位单身妈妈。
这几句话像冰一样的冷酷，但是她说这话的时候极力抑制着自己的情绪，声音很温柔。她说出的只是简单的事实，先是我的小女孩画了这幅画，现在她的妈妈又说了这些话，我的生活已经失控，我的家庭似乎是一架无人驾驶的飞机，如果我要重新赢得她们，我知道我前面的路还很漫长。
但是，我必须把她们重新赢回来。它已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友谊之旅
文/史蒂夫·威利
克特和我的深厚友谊，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有幸经历的，所有关于同伴的真正意义——信赖、关心、冒险，以及其他所有在我们仓促熙攘一生中，友谊所能拥抱的事物，都在克特和我的深刻友谊中具体展现。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多年前。当时我们就读于不同的高中，是因为体育竞赛而认识的，我们对彼此的运动技巧都很欣赏。随着时间过去，我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克特在我的婚礼上担任伴郎；几年后，他和我妹妹的室友结婚时，我也当他的伴郎；他还是我儿子尼可拉斯的教父。不过最能展现我们的友情、巩固我们友谊的那件事，发生至今已经超过25年，当时我们都才20岁出头，还都是无忧无虑的年轻小伙子。
那次我和克特一起去参加一个当地“游泳球类俱乐部”举办的赌彩金比赛。克特赢得门票对号奖，获得一只美丽的新表。我们两人一面开着各种有关这次赌赛的玩笑，一面走向我们的车子，克特突然转身对我说：“史蒂夫，你刚才喝了几杯鸡尾酒，车子还是我来开好了。”起先我以为他在开玩笑，但我们两个比起来，克特一向比较聪明，我还是尊重他清醒的判断。
“好主意！”我说着把钥匙递给他。
我在驾驶座旁边的椅子上坐定，克特也坐上驾驶座。他说：“我可要靠你帮忙了，因为我不太确定从这里到你家要怎么走。”
“没问题。”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