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赢了所有的游戏！对了，其实，露丝赢了往驴子尾巴上别图钉的游戏，只是她说过生日的女孩赢是不公平的，所以她把奖品给了我。我们把宴会赠品平分了。妈妈，她的确很喜欢那个化妆盒。我简直有些等不及了，我要告诉班里的每一个人，他们错过了一个多么盛大的宴会呀！”
妈妈把车开到了路边上，停了下来，紧紧地抱住瑞威丝，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说：
“我为你感到骄傲！”
正是在那一天，我懂得了一个人的确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对露丝的9岁生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妈妈对我的一切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重要的事情
文/詹姆斯·肯尼迪
那天上午，身为律师的我正在和中学时代最好的朋友一起打网球。在打球的间隙，彼此交流了这些年的各自情况。从他的谈话中，我得知他初为人父，喜悦无比。“小家伙每天晚上都闹得我睡不着觉。”他快活地说。
我们打球正酣时，朋友的父亲驾着一辆车子急驶而来，他带来了不幸的消息：朋友孩子没气了，正送往医院抢救。朋友迅速上了他父亲的车，扬尘匆匆离去。
我愣在那儿，呆若木鸡。我在努力想着我应该做些什么。跟着我的朋友去医院？可在那儿，我什么也做不了，朋友的儿子有医护人员照料。是不是给他些精神上的支持？但是我的朋友和他妻子的娘家来了很多人，大家都会围在他们身边，给他们安慰与帮助。我想，我在医院里除了碍事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决定回父母家，以后再来探望我的朋友。
我正发动车准备回家时，发现朋友的卡车还留在网球场边，而且车钥匙也没有取下来。我该怎么办？若把车开到他家，他如果回这儿来找车怎么办？由于没有纸和笔，我又不可能留一张便条，告诉他暂时由我代为保管车钥匙。于是我只好选择去一趟医院，将钥匙当面交给他。
到了医院，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正在病人家属休息室等着儿子的消息。正如我想的一样，房间里挤满了他们的亲人。他们都在默默地等待结果或者安慰着我的朋友和他的妻子。我悄悄地走进去，站在门口，想着下面该干点什么。这时来了一个医生，他小声说，小男孩已经死了。
经过了好似漫长的时间，朋友和妻子相拥而泣。我和其他人也感到痛苦和震惊，或潸然泪下，或默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医生建议朋友和他的妻子可以和他们的儿子作最后的诀别。
朋友和他的妻子起身朝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的妻子看到了站在墙角的我。她走到我的跟前，抱住我，开始哭泣。朋友也抱住我，说：“谢谢你在这儿。”
接下来整个上午的时间，我都默默地坐在医院急诊室里，看着悲伤欲绝的朋友和他的妻子抱住他们的幼婴，说着那些让人心酸的诀别话语。
这就是我做过的最重要的事情。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三点：
第一，重要的事情未必需要展示才干或发挥特长。这件事情，完全是在我手足无措的情况下完成的。我在大学数年寒窗以及六年司法实践中学到的东西，在那种情形下无一能派上用场。我能做的就是在一旁站着——因为当别人需要我的时候，我就在他的身边。
第二，重要的事情未必需要缜密的思维或科学的推理。我是一名律师，当人们向我们求助的时候，需要一个律师来帮助他们进行冷静而理智的逻辑思维。但是，我在学会科学思考的同时，却几乎忘记了如何去感受人之常情。这件事让我明白，今后若再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我将毫不犹豫地跳进我的汽车，跟着朋友到医院去。
第三，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身边平凡的事情。通过这次经历，我意识到，生活在一瞬间可以发生改变。当一切顺利进行的时候，我们或许会忘掉今天的一切正在悄然逝去；我们或许会忘掉，一次工作机会的失去，一次严重的疾病，或是某日与醉酒司机的偶然的遭遇，都将会在眨眼之间改变未来。
不幸的是，人们有时需要一个悲剧才能获得对生活的洞察力。我就是从那一次经历中体会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你赚的钱，不是你获得的地位或取得的荣誉，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与你的孩子一起打球，写一首感动自己的诗，或者只是拿出一部分时间给你的朋友。
风中的白玫瑰
文/（美）威廉姆斯·科贝尔
我急匆匆地赶往街角的那间百货商店，心中暗自祈祷商店里的人能少一点，好让我快点完成为孙儿们购买圣诞礼物的苦差事，天知道，我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哪有时间站在一大堆礼物面前精挑细拣，像个女人一样。可当我终于到达商店一看，不禁暗暗叫起苦来，店里的人比货架上的东西还多，以至店内温度比外边高好几度，好像一口快要煮沸的锅。我硬着头皮往玩具部挤，抱怨着，这可恶的圣诞节对我简直是一个累赘，还不如找张舒适的床，把整个节日睡过去。
好不容易挤到了玩具部的货架前。一看价钱，我有点失望，这些玩具太廉价了。俗话说，便宜没好货，我相信我的孙儿们肯定连看都不看它们一眼。不知不觉中，我来到了洋娃娃通道，扫了一眼，我打算离开了。这时，我看到了一个大约5岁的小男孩儿，正抱着一个可爱的洋娃娃，不住地抚摸她的头发。我看着他转向售货小姐，仰着小脑袋，问：“你能肯定我的钱不够吗？”那小姐有些不耐烦：“孩子，去找你妈妈吧，她知道你的钱不够。”说完她又忙着应酬别的顾客去了。那小可怜仍然站在那儿，抱着洋娃娃不放。我有点好奇，弯下腰，问他：“亲爱的，你要把它送给谁呢？”“给我妹妹，这洋娃娃是她一直特别想得到的圣诞礼物。她只知道圣诞老人能带给她。”小男孩儿说。“噢，也许今晚圣诞老人就会带给她的。”小男孩儿把头埋在洋娃娃金黄蓬松的头发里，说：“不可能了，圣诞老人不能去我妹妹待的地方……我只能让妈妈带给我妹妹了。”我问他妹妹在哪里，他的眼神更加悲伤了，“她已经跟上帝在一起了，我爸爸说妈妈也要去了。”
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那男孩儿接着说：“我告诉爸爸跟妈妈说，先别让她走，我告诉他跟妈妈说等我从商场回来再让她走。”他问我是否愿意看看他的照片，我告诉他我当然愿意。他掏出一张照片。“我想让妈妈带上我的照片，这样她就永远不会忘记我了。我非常爱我的妈妈，但愿她不要离开我。但爸爸说她可能真的要跟妹妹在一起了。”说完他低下了头，再也不说话了。我悄悄从自己的钱包里拿出一些钱。我对小男孩说儿：“你把钱拿出来再数数，也许你刚才没数对呢？”他兴奋起来，说道：“对呀，我知道钱应该够的。”我把自己的钱悄悄混到他的钱里。然后我们一起数起来。当然，现在的钱足够买那个洋娃娃了。“谢谢上帝，给了我足够的钱。”他轻声说，“我刚刚在祈求上帝，给我足够的钱买这娃娃，好让妈妈带给我妹妹。他真的听到了。”然后他又说，“其实我还想请上帝再给我买一枝白玫瑰的钱，但我没说出口，可他知道的，我妈妈非常喜欢白玫瑰。”
几分钟后，我推着购物车走了。可我再也忘不掉那男孩儿。我想起几天前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一个喝醉的司机开车撞了一对母女，小女孩儿死了，而那母亲情况危急。医院已宣布无法挽救那位母亲的生命。她的亲属们只剩下了决定是否维持她生命的权利。我心里安慰着自己——那小男孩儿当然不会与这件事有关。
两天后，我从报纸上看到，那家人同意了拿掉维持那位年轻母亲生命的医疗器械，她已经死了。我始终无法忘记那商店里的小男孩儿。有一种预感告诉我，那男孩儿跟这件事有关。那天晚上，我实在无法静静地坐下去了。我买了一捧白玫瑰，来到给那位母亲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殡仪馆。我看见，她躺在那儿，手拿一枝美丽的白玫瑰，怀抱着一个漂亮的洋娃娃和那男孩儿的照片。
我含着热泪离开了，我知道从此我的生活将会改变。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文/小鱼儿译
对于檀咪·希尔来说，2002年感恩节是个快乐的日子。她开车载着三个孩子——一岁零八个月的特里莎、四岁的特劳妮和七岁的特杜斯，去她的父母家吃晚饭。那里距她自己家只有半个小时车程。
晚餐后，夜色深沉，在把孩子们放进车里的小孩座位之前，她先给他们穿上了睡衣。因为在回家之前他们就会在车上睡着，到时候，她只需直接把他们抱到床上就行了。
这是这个家庭破裂之后过的第二个感恩节。檀咪和他的丈夫阿丹斯两年前离婚了，每天晚上八点，孩子们都会准时接到父亲的电话。
那个星期四，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檀咪接到了阿丹斯的电话。她把手机递给了儿子特杜斯。小男孩刚刚说完拜拜，电话又响了。由于够不到特杜斯手上的手机，她解开了安全带。当她靠近儿子的手时，卡车失控了。
“我开进了路旁的沟里，车子弹起了两次，”檀咪回忆道，“幸运的是，孩子们都在后面的车座上。我被甩出车窗，立刻就不省人事了。”
这个夜晚乌云满天，没有月亮，也没有繁星。阿丹斯的孩子们的生活就在这几秒钟改变了。妈妈不见了。他们呆在一条死寂的马路上的一辆卡车里，风从破了的车窗吹了进来，几乎能把人冻死。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妈妈也听不到她的声音——她在离车几米远的地方失去了知觉。特杜斯一下子变成了这个家的家长。
“我们动了动，但是被安全带绑着。”特杜斯回忆说：“我解开安全带的扣子。我有一些害怕，但是看到惊慌的妹妹们，我又不是特别害怕了。”
特杜斯小心地拉过毯子，盖在两个小妹妹身上，并告诉她们他得现在出去求救。他从破了的车窗爬出去找妈妈。可是外面一团漆黑，他什么也看不见。而在离公路几里远的地方，他看到了牛奶场的灯光。
“特杜斯其实很怕黑，”檀咪讲起了自己的儿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总是让卧室亮着灯。我很惊讶他会勇敢地爬出卡车。”
“天冷极了。”特杜斯说。那天的天气报道说结了冰，但是他仍然爬了出去，穿着小睡衣和小袜子。
“他穿过三重篱笆，包括一通电网，”他的妈妈说，“他被划破了耳朵和脸蛋。”
大约五分钟后，特杜斯到达了牛奶场。在一所房子面前停了下来，那是一所移民工人的房子。他们立刻意识到这个小男孩有苦衷。但是他们都不会说英语，无法和他交流。其中一个人立刻跑去找来了翻译。
那个工人很快带来了一个既会说英语又会说西班牙语的邻居。那个人马上拨打911，并带着特杜斯回到了事故现场。
彼得是第一个赶来的警察。“特杜斯太令人吃惊了，”他说，“在这么一场事故之后，他还能准确地告诉我他的妹妹们的生日，和两个亲戚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他被吓坏了。因为他走到农场对大人们讲话的时候声音都是颤抖的。但这个孩子真是难以置信，他给了我所有需要的信息。”
救援人员听到了沟里传来的呻吟声，檀咪躺在离卡车几英尺的地方。当救援人员找到她的时候，她苏醒了一会儿，就又昏迷过去。救护车迅速把檀咪送到了医院，医生说如果晚来一刻钟的话，檀咪就可能失血过多没命了。檀咪一直昏迷了三天，当她苏醒过来后，全美的电视和报纸都对特杜斯在那样危急的关头救了全家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在医院躺了一个月后，檀咪逐渐恢复了健康。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把檀咪一家邀请了过去，在节目上特别采访了七岁的小男孩特杜斯，女主持人奥普拉·温弗莉问特杜斯：“听你妈妈说，平时你是很怕黑的，天气那么冷，妈妈不见了，是什么力量让你跑了几英里的路来找援兵的？难道你不怕吗？”小特杜斯脸红红的，略带羞涩地说：“是的，我当时很害怕，可是我必须做英雄。妈妈不见了，我就应该是两个妹妹的英雄，我必须救他们，救我们的妈妈。我希望我们一家人能永远快快乐乐地生活在一起……”特杜斯的话一说完，节目现场响起热烈的掌声，主持人奥普拉也颇为激动地说：“是的，当我们面对危险的时候，我们都应该成为自己的英雄，其实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这是我们的小英雄特杜斯告诉我们的。”
回家
文/里贝尔
哈里回来了，6个月后第一次睡在自已的床上，早上醒后惬意地看看窗帘在晨风中飘动。回家的感觉真好，但似乎有点遗憾。
6个月前，作为镇上收税员的哈里，在汽车展销会上看中了一款心仪已久的轿车，但当时手头缺现金，就问汽车销售员能否把这笔交易推迟到下周二。销售说汽车当天必须买走，并且要付一大笔首付款．情急之下，哈里动用了保险箱里的税款。车到手后，哈里开着它直奔波特兰市，准备把他存在银行保管箱的一些债券兑成现金。不料，在去的路上，由于车打滑，出了车祸，哈里被送入医院，神志不清地躺了一周。当然，动用税款的事就败露了。他被判了6个月监禁。
父亲痛心地说：“儿子，你真糊涂啊。”
“我知道，爸。”
“你在镇上的信用一向都好，麦克唐纳在你每周赚15美元时就为你开了一个赊欠户头。取得了他的信任，你在镇上任何地方都容易贷款。”
“对不起，爸。”
“如果你今天要去镇上，替我买些剃须刀片，好吗？”
哈里没出门，整天在花园里忙活着。第二天，父亲问些刀片的事儿，哈里回答说他没去镇上。父亲严肃地斜眼看了他一下。母亲赶紧去镇上把刀片买了回来。
“你有什么打算吗，孩子？”几个星期后父亲问道，“我们并不是要赶你走——这是你的家，但……”
哈里正看着波特兰日报，说：“正好，他们在招聘清洁工，我明天准备去应聘。”
哈里乘公共汽车去了小镇北边的山区，来到靠近加拿大边境的森林找工作。他找了一份不要求个人档案的砍伐工。他每天工作在人迹罕至的森林里，觉得非常自由，自由的感觉是如此美妙，以至他毫无怨言地忍受着劳作的艰辛。
但他忘不了家里的亲人，父亲话语中那种忧郁的掩饰不住的无奈让他无法忘怀。
他又回来了，坚定地、平静地乘公共汽车在小镇中心下了车。只要他还想给亲人们带来一些安慰，或是想让自已的心灵得到安宁，他就得面对全镇的人。
汽车停在麦克唐纳店前，哈里的心还是提到了嗓子眼儿，麦克唐纳就坐在店前的长椅上。
“你好，麦克唐纳。”哈里礼貌地打招呼。
麦克唐纳冷冷地默默地打量了他一会儿，缓缓地跟着哈里走进店中。
“我买几件白衬衣。”哈里说。
“15号，34的袖子。”麦克唐纳说道。
哈里把手伸进裤兜，紧抓着一卷钞票，“再要几双袜子，颜色要黑的和灰的。”
“袜子是11号。”
哈里选了6双，他还挑了两条领带和三条内裤，做这些事时他的手一直放在裤兜里抓着那把钱，实在等不及要把钱拿出来了。
“就这些了，一共多少钱？”
柜台上有一本记帐本，哈里看着麦克唐纳打开它，翻到B字打头的那一页找到“巴尔·哈里”。
“一共是22美元50美分。”麦克唐纳边说边在帐本上记录着。
哈里用不着掏出裤兜里的钞票了，他的手慢慢放松了。手从裤兜里退出时，空空的，但满手是汗。
麦克唐纳把东西包好，递给哈里，说：“再来啊，哈里。”
哈里提着包，走在街上，脸上露出释怀的微笑，嗓子眼儿像被什么堵得满满的。他回家了——真正意义上的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