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妇俩再次谢过我，然后去赶他们的飞机了。我走向相反的方向，心里泛起一丝丝愧疚。我撒了谎，给了他们一个虚假的鼓励。不过，只一会儿，我又重新振奋起来，因为我相信事情发生自有其理由。我只希望下次，我能用事实来激励他人。
我交给你一个孩子
文/克里斯蒂娜
在古色古香的校门口，我遇到契肯老师。
“早上好！”
“蒂娜妮，早上好！”契肯老师热情地回答我，并拍了拍我的右肩。他准备到五楼有阳台的那间备课间去。我想再说一句：“再见，契肯老师！”可没有。
老师转过身，询问母亲有无交给他的信。
啊，正好，差点忘了。“老师，是妈妈给的，呶。”那是我们的约定。
半年前，我从5区学校回家时，发生了一件令社区居民和学生深感恐惧的事情。
我上了交通车，买了票。我坐下了，这时，邻座一位二十八九岁的男士向我打招呼：“漂亮的女孩子，到皇后区吗？”
这是一位看上去很帅的青年，我乐意他同我打招呼。你看，整辆车上，那么多女孩子，他只跟我打招呼呢！“嗯，回家。”
“你的头发很漂亮。真的！”
我抬头望了望他那张可爱的脸，他微笑着，笑的样子让我心动。我不好意思了，我说：“您，您赞美我，是不是有事求我啊？”
我在同学中是被看作很聪明、很上进的孩子，我想他一定需要我的帮助。
“啊哈，好聪明！我——我是要求你的帮助。”
那帅哥似的男人对我的理解力表示倍加欣赏。他伸出手来，无意识地捏住我的手，待车停下时，牵我下了车。
车并没到达我预定要下车的站点，可我忽视了。
我下车时，被一种乐于助人的心境给幻化了似的，当时就是如此。
命运是灰色的吧？我真没料到，竟是一个魔窟等着我。我被他引进一辆轿车里，带到了几百里以外的村庄。我想，那车是事先准备好的，不然，他的犯罪不会如此顺利。
那家伙有一个团伙儿，他们逼迫我吸毒。我不从，他们就打，狠狠地打，甚至用宽宽的牛皮鞭子狠抽。再不行，他们把我的头发揪起来，往水缸里一次一次地按，让我呛得直想去死。这是些恶魔呀！世界那么美好，怎么会滋生出这伙儿野兽！（让我吸毒，是要达到完全控制我的目的，老师后来告诉我说。）
命运又是蓝色的吧？是蓝色，像天空那样的蓝色。谁也没想到，契肯老师跟踪了过来。他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来往于伦敦和那乡村的秘密地点。他没有报警，是因为他怕。怕什么？怕那群野兽在闻到一点蛛丝马迹时，把我们给“撕”掉了（叫撕票）。
契肯潜入村民里去，装成一个疯老头，他慢慢地接近了那个魔窟，探清了里面跟我同厄运的有12个女孩。他竟然能钻进地窖里面，骗过看守把我救出来，契肯真是英雄！
老师这才报了警，端了那伙魔鬼的巢穴。揭露出来的罪孽，让世人震惊，他们已联系好了，不日就要把我们贩卖给印度的跨国毒枭。
父母不知怎样感谢契肯。政府要授予老师“孤胆罗宾汉奖章”。契肯却回答说：“我没做什么，只不过是我已失去一个女儿，不想再失去一个。”啊，多年前，契肯的孩子丽吉丝尔就是放学后失踪的，真是可怜的老师。
妈妈告诉我，契肯老师当天正好从皇后区回校，他发现了那家伙与我的事。引起他的注意，是因为我很像他失踪的女儿。不过，很快妈妈便排斥了这种想法——因为老师的女儿的年龄比我大得多。
老师，我想做您的女儿，是的，我没有其他办法来感谢您！
父母让我自己来作选择。因为他们也只有我一个孩子。不过，母亲说：“让蒂娜妮做契肯老师的孩子，是上帝的安排。”
可契肯不同意：“假如我只是因为蒂娜妮像我女儿，才救她，那么我不配做老师。”
这是件难办的事情。我想，假如我是一把琴，把我借给契肯老师，那该多好。看到我们一家的感恩真情，老师说：“我可以要求你们做件事，仅一次，仅仅一次。”
妈妈说：“您说吧！”
“让克里斯蒂娜到我教的学校念书吧。就这要求。”
老师认真地说：“这可要孩子的母亲回答。”
母亲说：“这是个好主意。”
“那么，让蒂娜妮的母亲答复您吧。”父亲继续说。就是这个约定，需要今天答复他。
经过5个多月的严酷的戒毒和恢复期，我又能上学了。
以下是妈妈交给契肯的信：
——我看着孩子步出长巷，她既不跑也不跳，一副循规蹈矩的样子。我怔怔地望着伦敦塔下猩红的太阳而眼熟。
——我想告诉城市的每一座楼，每一块草坪，今天我交给你一个孩子，她还没有真正逃离恐惧和灾难。
——我把她交给校园，交给计程车、运货车、警察、乘务员，交给一切在马路上可以遇到的人——你们会小心待她吗？会伸一伸手帮助她吗？会严于律己像契肯一样去保护她吗？我交出一个孩子，多年后你们能还我一个怎样的人？
——我交给世界和早晨一个孩子，你们会给她什么？
契肯老师把妈妈的信展开，贴在了校门边上的黑板上，契肯老师、路过此处而停步阅读它的老师和我都热泪盈眶。
少年课堂
文/迪克·格雷戈里
老师以为我是个捣蛋鬼。
我在家里从未领教过痛恨和羞辱，可是在学校里，却有人给我上了这第一课。当时，我喜欢上一个名叫海伦·塔克的女孩，她肤色白皙，梳着辫子，举止优雅。她总是衣着整洁，在课堂上反应敏捷。现在想来，我那时候上学大概主要是为了看到她。我梳理头发，甚至还为自己弄了一条破旧的小手绢。这条手绢是一位女士用过的，我只是不想让海伦看到我用手揩鼻子。水管又冻了，家里没有水，但我每天晚上都要把袜子和衬衣洗一下。我总是拿着水壶，去本先生的杂货店，把水壶伸进他的冷饮柜，舀一些碎冰块出来。到了晚上，冰块融成水，就可以洗了。那年冬天我常常生病，因为到夜里火就熄了，而衣服还没烘干，第二天早上，不管是干是湿我都得穿上。我就只有那么些衣服。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海伦·塔克，这象征着你所有梦想的一切。我喜欢她，因为她善良、纯洁、讨人喜爱。每当她沿着我家住的那条街道走来，我的兄弟姐妹就会叫喊：“海伦来了。”而我则把网球鞋放在裤子背面擦一擦，并且希望我的头发不会那么蓬乱，我穿的白衬衫对我显得合身些。之后我跑到街上。如果我出于自卑而不敢靠近她，她就会朝我眨眼示意，问我好。那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有时我送她回家，把她家走道上的雪铲掉，并极力同她的妈妈和姑姑交好。有些个深夜，我从旅馆干完擦皮鞋的活回来，也会到她家门廊上坐一会儿。她有父亲，而且他有份不错的工作，当裱糊匠。
那天是星期四。我坐在教室后面一个用粉笔在四周画了圈的座位上，那是“笨蛋”的座位，专门给捣蛋鬼坐的。
老师认为我很笨，不会拼写，不会阅读，也不会做算术题，总之就是笨得不可理喻。老师从来不理会你上课走神的原因，不管你是否因为饥饿，因为没有吃早餐。而你时刻在想的是：午餐时间怎么还没到？也许你可以悄悄地走进衣帽间，把别的孩子放在外衣口袋里的中餐偷吃一口，就吃一口番茄酱什么的。只是你不可能真的把番茄酱当饭吃，或是涂到面包上做三明治。但有时我会从放在教室后面的酱坛里舀几勺出来。当你饥饿难耐时，番茄酱的味道不会太坏。
老师觉得我是个捣蛋鬼。她从教室的前面所看到的一切，就是有个黑人男孩坐在他的“笨蛋”专座上动来动去，弄出声响，不时地用手指戳他周围的同学。我想她不会明白，那个不安静的孩子是想让人注意到他的存在。
那天是星期四，也就是黑人救济金发放日的前一天。老师要每一个学生回家问父亲打算为社区基金组织捐多少钱，在下个星期一把钱带来。我决定当场把钱捐出去，好让别人以为我也有父亲。我的口袋里有些钱，是我擦皮鞋和卖报纸赚的。无论海伦替她父亲许诺捐多少钱，我都要超过她的数，而且马上就交，我不想等到下星期一才让人觉得我有父亲。
我颤抖着，怕得要命。老师打开了花名册，开始按字母顺序点名。
“海伦·塔克？”
“我爸爸说捐2美元50美分。”
“很好，海伦。的确太好了。”
我感觉相当愉快，超过这个数并不费事，我的口袋里有3美元，都是10美分和25美分的零票。我把手伸进口袋，攥住这些钱，等着老师点到我的名字。但她点了班上所有其他人的名字之后，把花名册合上了。
我站了起来，并举起手。
“现在又怎么啦？”
“你忘了点我的名字。”
她朝黑板转过身去。“我没时间跟你闹着玩，理查德。”
“我爸爸说他打算……”
“坐下去，理查德。你又在捣乱。”
“我爸爸说他要捐……3美元。”
她转过身来，显得很生气。“我们是在为你和跟你一样的孩子募集这笔款子，理查德·格雷戈里。如果你爸爸能够捐3美元，你家里也不必靠领救济过日子了。”
“我现在就有，就在手头上，是我爸爸给的，让我今天交，我爸爸说……”
“而且，”老师打断了我的话，直直地看着我，鼻翼翕动，双唇紧闭，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们知道，你——没有爸爸。”
海伦·塔克朝我转过身来，眼里噙满了泪水，她在为我感到难过。接着，我就看不清她的脸了，因为我也哭了。
我一直以为老师多多少少是喜欢我的，她总是在星期五放学后让我擦洗黑板，那是一件令我激动的事，让我觉得自己很重要：如果我不擦洗，到了星期一，学校就没法正常上课。
“你要去哪儿，理查德？”老师问。
那天，我就那样走出了校门，并且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怎么回去。我在那儿感到了羞辱。
如今那种羞辱感无处不在。就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曾上过那堂课，都听到过老师所说的一切，都转过身来为我感到悲哀。放学后跑到本先生的杂货店里取他的烂桃子，我感到羞辱；到西蒙斯太太家里讨一勺糖，我感到羞辱；出门迎接送救济物品的卡车，我感到羞辱。我痛恨那辆卡车，因为它装满了给“你和跟你一样的孩子”的食品。它开过来的时候，我就跑到房子里避而不见。我开始悄悄地走小巷、穿胡同，老远地绕着回家，以免碰见那些常去本先生杂货店的人。是的，那一天全世界的人都听到了老师所说的话：
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爸爸。
高高的玉米
文/加里·卡特
吉姆·卡尔顿坐在厨房的窗边，望着烈日照射下的玉米地。
今年的庄稼长得特别早、特别好，他家屋子的周围满眼都是高高的玉米。
他的妻子休伊站在水槽边，用凉水洗胡萝卜。她时不时看一眼外面的天空。她巴望着天上出现云块，看上去有些不安。已经有27天没有下一滴雨了。
吉姆抬头瞧一眼不见一丝云彩的蓝天，叹了一口气。“旱得太久了。眼睁睁地看着叶子被晒得卷起来，真拿老天爷没办法。”顿了一顿，他又说：“不过，担心也没什么用，只会让心情变得更糟。”
休伊·卡尔顿是个壮实的女人，今年刚40岁出头。她把胡萝卜放入水槽，然后擦干双手，向他的丈夫走过去。吉姆·卡尔顿坐在轮椅里，一只脚往前伸着。
一个月前，他翻修谷仓的时候，不小心从高处摔到了地面上，造成腿部骨折。X光检查显示他的脊椎骨也受到了损伤。至于受损程度、吉姆以后是否还能行走，大夫当时还说不准。
休伊站在轮椅一侧，轻轻抚摩着吉姆的脖子。“你说的有道理。”她低头看着他说道，“其实，干旱更让人心焦。”
她瞅着窗外自家的菜园。他俩曾商量不去管园子里的蔬菜，让它们在烈日下自生自灭。但他们家那300英亩的玉米地，不管不行啊。
她弯腰吻了一下他的头。“咱们会没事的。”她平静地说。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吉姆的邻居帕皮·迪克森家的玉米地里的叶子开始发黄、卷曲。
一天，休伊刚从菜园干活回来。吉姆告诉她，他刚刚跟帕皮通过电话。帕皮家的玉米不行了，几乎看不见穗子，连梗都被晒黄了。
“帕皮说，如果这个周末还不下雨的话，他要把地里的玉米全部犁掉。”吉姆显得忧心忡忡。
“全部犁掉？”休伊看了吉姆一眼。
“他是那样打算的。可能他过分操心了。咱家的玉米种子跟他是一样的，又是同时种下去的。可是我觉得咱家的玉米眼下还长得好好的。”
又过了几天，休伊从镇上办事回来。吉姆听到她开门的声音，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和她打招呼。她走进屋里，目光中满是疑惑。吉姆正襟危坐，但脸上满是笑容。她放下背着的包袱。“你不会要告诉我，”她说，“天就要下暴雨了吧。”
“比那个好多了。刚才大夫打电话来，说我后来的X光片看起来很好，比预想的要好。”吉姆顿了一顿。他笑得更厉害了。
“大夫估计我下个月就能走动了。”
“能走？”她直盯着他的眼睛。“他真的说你还能走？”她弯下腰，双手捧住吉姆的脸颊。
“这个消息真是太好了！”她含笑说道，忽然跳了起来，在屋子里轻快地转了几个圈。
“这个消息是不是比下暴雨还好？”
“啊，是的，亲爱的。比下暴雨好上一百倍。”
“你知道，”他握住她的双手，“一个月前，我不知道今后咱们怎么生活，净朝坏处想了。然后来了好消息，干旱一下子变得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是呀。那以后我就不用夜里偷偷摸摸去浇水了。”她抬头直看着他。
“你是说，给菜园浇水？”
“菜园，还有从这屋子能看到的所有的玉米地。”
“玉米地？”吉姆两眼盯着她看。
“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改变不了天气，只能让你眼睛能看到的玉米长得好些。”她微笑着说。
屋外，依然是满眼的高高的玉米。
因为你，我才在这里
文/罗宾·李·肖普
斯旺小姐离开后，学校用了两个月时间才为那个班级找到一位新的代课老师。贝蒂·瑞在牧师的陪同下来到教室里，与那些貌似天使的学生们见了面。贝蒂小姐刚刚搬迁到这座城市里来，因此，她还没有听说过他们那专门撵走老师的恶习。看到她身上穿的那件粉红色的衣服，尺寸比她应该穿的尺寸要小一个号，还有她那一头乱糟糟的、有些发白的金发，学生们立即感觉出她是一个容易欺骗的老师。于是，一场赌局很快就产生了。他们赌的是贝蒂小姐能在这里待多久。
贝蒂小姐首先作了自我介绍，声明她最近刚从南方搬到这儿来。当她在她随身带来的那个大肩包里搜索着寻找什么东西的时候，房间里发出了“嗤嗤”的窃笑声。
“你们中间有谁出过这个州？”她用友好的腔调问道。几只手举了起来。“有谁到过500英里以外的地方？”窃笑声慢慢低了下来，一只手举了起来。“有谁出过国？”没有一只手举起来。沉默的少年们感到迷惑了——这些有什么相干呢？
终于，贝蒂小姐在包里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她那只瘦骨嶙峋的手从包里拉出一只长管子，打开来，原来是一幅世界地图。
“你那包里还有什么东西？午餐？”有人大声问道。贝蒂轻笑着回答：“待会儿和你们一起吃饼干。”“真酷。”瑞克嘲弄地说。然后，她用留着长指甲的手指指着一块不规则的陆地。“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她用手指敲着地图说，“我在这里一直长到你们这么大。”每个人都伸长了脖子去看那是什么地方。“那是德克萨斯州吗？”坐在后面的一个学生问道。“没有那么近，这里是印度。”她的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
“你怎么会在那里出生呢？”
贝蒂大声笑起来：“我的父母在那里工作，我出生的时候我的母亲就在那儿。”
“真酷！”瑞克身子仰靠在椅背上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