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徒
文/威廉·埃克曼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兄弟，他们就像你今天认识的年轻人一样……
这对兄弟招人喜爱，但是他们不怎么守规矩，骨子里有一股子野性。有一次，他们犯下了大错，他们偷了当地村民的羊——这在很久以前，在那样一个偏远又笃信宗教的地方，是很严重的罪行。这对窃贼很快就被抓住了。当地的居民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这对兄弟的额头上被印上了ST两个字母，即SheepThief（偷羊贼）。这个印记将伴随他们终生。
其中一个兄弟觉得羞愧难当，他逃离了这个村庄，再也没人听到过他的消息。
另一个兄弟，满怀着愧疚顺从了命运。他留下来，用自己的行为弥补曾犯下的错误。起初，村民们对他仍心存怀疑，不愿意跟他有什么交往。但是，这个年轻人下定了决心要弥补自己所犯的错误。
村里不管是谁病了，这个额头上印着“偷羊贼”的年轻人都会跑过去用暖汤和爱心来照顾他。不管是谁家的活缺了帮手，这个“偷羊贼”都会跑过去帮上一把。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偷羊贼”都乐意伸出援助的手。而且，他从未为他的善行收取过任何报酬。这一生，他似乎是为了帮助他人而活。
许多年过去后，一个游客途经他们的村庄。他坐在路边的一个小餐馆吃午餐，他的附近坐着一个老人，他发现老人的额头上印着一个奇怪的标记。他还发现，所有的村民经过老人的身旁都会停下脚步，表达他们的敬意，与老人说上几句话；小孩子也会停止玩耍，给老人一个温暖的拥抱。
外地人十分好奇，问餐馆老板：“老人额头上印的那个标记是什么意思？”
“我不清楚，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老板回答道，接着他想了想，说，“我想那两个字母代表着‘saint’（圣徒saint的缩写也是ST）吧。”
幸福玫瑰
文/阿戈·登
每星期六的晚上我都要给凯洛琳小姐送去一朵玫瑰。那些日子里，我在放学后和星期六在奥森老爹的花店替他送花，周薪只有3美元，不过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些钱已经不少了。
有人送花给凯洛琳小姐，我很高兴，因为大家都可怜她。我们小城里的人都知道，凯洛琳小姐最倒霉不过，她被人抛弃了，她与杰弗里·潘尼曼已订婚多年。她等他读完医学院，在他担任医院实习生时她还在等他。实习期间，潘尼曼医生爱上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郎，和她结了婚。
潘尼曼娶的那个女郎的确是个美人，名叫克丽丝汀·马洛，是从大城市来的。至于可怜的凯洛琳小姐，这件事可把她害惨了。她好像打定主意要使自己变成一个脾气怪僻的老小姐。我送第一朵玫瑰去的那天晚上，她看上去像个鬼。“喂，吉米，”她无精打采地说，我把那个盒子递给她，她满脸惊讶——“这真的是给我的吗？”
第二个星期六，在同一时间，我又送一朵玫瑰给凯洛琳小姐。下个星期六，又是一朵。第4次她很快就开了门，我知道她一定在等待着我。她的两颊略微红润，头发也不那么散乱了。
我又给她送去了第5朵玫瑰，第二天早晨，凯洛琳小姐又去教学生弹风琴了。我看见她衣襟上别着朵玫瑰。她昂首挺胸，对潘尼曼医生和他娇妻坐的那排座位连看都不看一眼。“多么有骨气！”我母亲说。
我照例每周末去送玫瑰，凯洛琳小姐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这一晚是我去凯洛琳小姐家的最后一个晚上。我把盒子递给她，说：“凯洛琳小姐，这是我最后一次给你送花了。我们下星期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不过，奥森先生说他会继续送花来的。”
她踌躇片刻，说：“吉米，你进来一下。”
她把我领到整洁的客厅，从壁炉架上拿下一个精雕的帆船模型。“这是我祖父的，”她说，“我要送给你。你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快乐。吉米——你和那些玫瑰。”
她把盒子打开，轻触娇嫩的花瓣。
我紧抓住我的帆船模型，跑到自行车那里。回到花店，我做了一件从来不敢做的事情。我去找奥森先生那凌乱的文件夹，找到了我所要找的东西。只见上面是奥森先生潦草难辨的笔迹：“潘尼曼，52朵美国红玫瑰，每朵2角5分，共计13元。已全部预付。”
原来如此，我暗自思忖，原来如此！
许多年过去了。有一天，我又来到了奥森花店。一切都没有改变。奥森老爹还像往常一样在做一个栀子花束。
我跟他聊了一阵，随后问：“凯洛琳小姐现在怎样了？就是接受玫瑰的那一位。”
“凯洛琳小姐？”他点点头，“当然记得。她嫁给了乔治·霍尔西，那个开药店的，人不错。他们生了对双胞胎。”
“哦！”我说，有点惊讶。我想让奥森老爹知道我当年有多么精明。“你猜想，”我说，“潘尼曼太太知不知道她丈夫送花给他的老相好凯洛琳呢？”
奥森老爹叹了口气：“詹姆斯，你向来就不太聪明。送花的不是杰弗里·潘尼曼。他甚至根本就不知道这回事。”
我瞪眼看着他：“那么花是谁送的？”
“一位太太，”奥森先生说。他小心翼翼地把栀子花放进盒子，“那位太太说她可不肯坐视凯洛琳小姐因为她而毁了自己。送花的是克丽丝汀·潘尼曼。”
一只手鼓起来的掌声
文/迪姆·韩塞尔
这是一个关于吉米·杜兰蒂的故事。早一两代的人都知道，他是那时当红的艺人。一次，有人邀请他加演一场给二战老兵的晚会。他告诉那人，他的日程安排得很满，他只能抽出几分钟的时间来表演一段独角戏，接着他就得离场赶赴其他的约会，如果他们能够接受的话，他就去表演。当然，晚会的导演欣然答应了。
吉米在表演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时间早就过了他说的几分钟，可是他还站在台上继续表演，场下观众的掌声越来越热烈。15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30分钟又过去了，吉米还在表演。终于，吉米最后鞠了一躬，离开了舞台。在后台，有人问他：“不是只表演几分钟吗？发生了什么事？”
吉米说：“是啊，我本该早走的，可是你自己去看看前排的观众，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原来，前排坐着两个男人，他们在战争中都失去了一只手臂。一个失去了右臂，另一个失去了左臂。可是，他们合力鼓着掌，大声地鼓着掌，高兴地鼓着掌。
果冻心
文/乔伊斯·姆勒
我在儿童医院做见习护士的第二年，爱上了吉米。他的眼睛呈淡淡的紫色，像满月的天空那么纯净；金色的卷发覆在像草莓一样红润的面颊上，他看起来就像教堂玻璃窗里的小天使。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可怜的、孤独的、内心充满恐惧的孤儿。
吉米患的是一种传染性疾病，同麻疹病人和肺炎病人一起被隔离开来。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被放在一张用氧气帐罩住的婴儿床上。在没睡着的时候，他就哭喊着要出来。但是，每当我走进他的房间，他就立即停止了哭泣，因为他知道我会把他抱起来，摇晃着他，唱歌给他听。在他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孤儿院是他惟一的家。虽然他在那儿被照顾得很好，但是没有哪一个公共机构的关心能够替代一位母亲的爱。当我为他哼唱着催眠曲的时候，心里想着：“吉米，等我一从护士学校毕业，我就想办法成为你的全职母亲。”
门被推开了一道缝。我的督导老师轻声对我说：“怀特小姐！你把所有病人的病情记录表都填好了吗？”“差不多了，斯蒂克贝小姐。”“快到下班时间了。现在把这个孩子放下来，检查一下你的其他病人。”我还没来得及回答，门就在她身后被关上了。
可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来陪吉米，因为接下来的三天我要去度假。我故意慢腾腾地按摩着他那瘦小的双腿，用漂亮的黄毯子遮住脸跟他玩捉迷藏的游戏，把他逗得咯咯直笑。他的反应能力比以前灵敏多了，呼吸也有力多了。这是他的病情好转的一个良好征兆。
这时，病房的窗户上传来一声急促的显然是很恼火的敲击声。是斯蒂克贝！我只好把吉米最喜欢的那只玩具熊拿给他，给他一个告别的抚摸。当他那双略呈紫色的眼睛闭上时，我把氧气帐放下来，然后低低地说了声再见。
回到护理站，我在填写病情记录表的时候，斯蒂克贝小姐一直在盯着我看。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心里疑惑地想。她是我们的老师和督导，应该看到我们都和她一样在岗位上尽职尽责。医院鼓励医务人员对所看护的孩子要经常抱一抱、逗他们玩，但是我从没看见过她逗一个婴儿说话，也没看见过她读书给一个小孩子听。每到下班的时候，我们身上的学生制服都是皱巴巴湿漉漉的。但是斯蒂克贝小姐身上的制服就像刚穿上一样笔挺干净，一头褐色的头发在护士帽下面被拢得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她就是这样一个周正、能干的护士。但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心隐藏起来呢？
在度假期间，我为吉米这个小家伙买了几件样子可爱的玩具。假期一结束，我便匆匆忙忙地回去上班。在向住院部走去的路上，我急切地从吉米的窗户向里看。他的婴儿床被整理得干干净净。但是，床上没有人。
“你们把吉米挪到哪里去了？”我问夜班护士。“噢，他在星期六的夜里死了。你不知道吗？”
一个多么不经意的回答啊。我的身体立刻僵住了，失魂落魄地走进护士休息室，在那儿，我能够任眼泪恣意流淌。
“怀特小姐！”是斯蒂克贝小姐那冷峻严厉的声音。“上班的时间到了。擦干你的眼泪，开始工作。现在就开始！”听了她的话，我心中所有的悲伤和难过就像滚沸的油一样全都灌注到这个冷酷的、没有感情的女人身上。
“你怎能这样漠不关心呢？”我冲她大声喊道，“吉米短暂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而他甚至还没有一个妈妈去关心他，他是多么不幸啊！你关心过他或者是关心过其他任何一个小孩子吗？不！你只是说，‘怀特小姐，去工作。假装一切都和以前一样。’噢，这不一样！我在意！我爱那个孩子！”眼泪像洪水一样溅落在我胸前的制服上。
一方手帕轻轻落在我那被泪水打湿的膝头上。我感到有一只手温柔地放在了我的肩膀上。斯蒂克贝小姐站在我的身边，泪流满面，那一贯笔挺的制服也被泪水打湿了。
“怀特小姐，”她的声音低低的，有些沙哑，“在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很多像吉米一样的孩子。如果我们不控制自己的感情，他们会把我们的心给毁掉。你和我的心都应该像果冻一样，是一种凝胶体。我们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不断地寻找方法安慰自己，使自己更理智地面对悲剧。我们必须给予每一个孩子平等的注意力，对某个孩子的特殊注意会毁坏和限制我们成为一个公正无私的护士的能力。”
她把脸上的眼泪擦干，“如果你知道吉米并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也许会觉得有一点安慰。死亡是从我的怀里把他带走的。”
我们一起坐在那儿，一个是经验丰富的拥有一颗成熟的果冻心的老师，一个是拥有青涩涩的果冻心的学生，我们一起为死去的吉米哭泣。然后，我们抹去脸上的悲伤，换上一副清新的、护士的微笑脸庞走出休息室，去爱和关心所有由我们看护的小孩子们。
流浪老妇
文/芭比·贝鲁斯坦
我们这区的第五街邮局常有一个流浪老妇逗留。她一口牙齿几乎已经掉光，衣服污秽不堪，带有尿味，一股异味自远处就可闻到，她总是缩在公共电话旁睡觉，若是睡醒，便语无伦次地喃喃自语。
现在邮局一到6点便关门，这个老妇无处栖身，只得蜷缩在路旁，一个人自言自语。她的嘴巴呆呆地张着，身上的怪味被微风吹得淡了些。
感恩节那晚，我们家剩下一大堆食物，我把剩菜打包，然后一个人开车来到了第五街。
这天晚上奇冷无比，寒风将街上的落叶卷起。路上几乎见不到半个人影，只有一些不幸的人暂居在温暖的庇护所，但是我知道我会找到她。
她仍穿得跟以前一样，甚至还穿着夏装；老迈弯曲的身体包裹在温暖的毛毯下，瘦弱的双手抓住宝贵的购物推车，靠着邮局旁游戏场前的铁丝网蹲着。“她为什么不找个可避风的地方？”我纳闷着，心想她可能已经神志不清到不晓得该找个地方窝起来。
我把车子停在路旁，摇下车窗对着她喊：“老婆婆，你要不要……”，我顿了一下，因为我突然间觉得眼前的她不像是我印象中的那个流浪老妇。
我继续开口：“老婆婆，我给你带了些食物来，你想吃点火鸡或是苹果派吗？”
她从毛毯里探出头看着我，一字一句清楚地说，同时下排两颗松动的牙齿颤动着：“谢谢你的好意，但我现在已经吃饱，你还是把这些食物送给真正需要的人吧。”她的话十分清楚，态度诚恳和蔼，完全没有平时神志不清的模样。说完后，她又把头缩了回去，留下我一个人愣在原地。
意外效果
文/伊丽莎白·布莱尔
我站在机舱中间，手里拿着安全带，准备向乘客演示。喇叭里传出了一个女声：“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举起安全带，开始演示如何系紧和松开它。但我没料到播音员并没有像平常那样配合我的动作。
“首先，我们向站在机舱中间的那位空中小姐贝思表示祝贺，她是我们本月的空姐之星。”我不是，这个为了逗乐的把戏我们玩过很多次了。但乘客们鼓起掌来。
以为她会就此打住了，我安心接受了这个玩笑，并冲着乘客微笑着点头说：“谢谢你们！”
但她还没说完。
“贝思不仅获得了这一荣誉称号，”我的同事在喇叭中说，“而且她还是个非常特殊的雇员。”现在，每个人都竖起了耳朵。男士们放下手中的报纸，女士们则让身边的孩子安静下来。“贝思由于表现良好，刚从女子拘留所获得假释不久。她一直成绩优异，工作尽心尽力。让我们为她热烈鼓掌。”
乘客们中间再次爆发出一阵掌声。我的脸刷地红了。播音员说得如此恳切，连我本人都差点信以为真。现在，乘客都把头转过来看着我，看着这个在3.2万英尺的高空为他们提供饮料和小食品、“刚刚获得假释”的空姐。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不停地向我道贺，给我建议，甚至拥抱我，告诉我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一开始，我试图否认。“播音员很幽默，对不对？”我说。
“亲爱的，别不承认了，”一位女乘客对我说，“你应该感到自豪。”
最后，我放弃了。我知道，除了默认一切，向他们表示感谢，并露出自豪的表情外，我别无选择。再说，我可能再也不会见到他们了，这是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然而，一周之后，我正走在机场的时候，一对老夫妻走近我，一脸激动的表情。“我们只想过来打个招呼，并向你表示感谢。”他们说。
我没有认出他们。
“你也许对我们没有印象，”他们说，“上周我们在乘坐的那架飞机上见过你。我们只想告诉你，你大大鼓励了我们。”
“鼓励？”我感到吃惊。
“哦，是的，我们的一个女儿和你差不多大，她正呆在拘留所里。我们对她讲了你的事情。看到你获奖，并且表现得如此出色，让我们对她重新燃起了希望。”
妻子走上前抱住我，并在我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然后，她的丈夫也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告诉他们实情，粉碎他们对自己女儿抱有的希望吗？我的脸红了，但还是对他们说：“谢谢你们。祝你们和你们的女儿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