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中纪实文学的文化承担与网络前景
“从18世纪起，伟大的思想家们就开始梦想一个单一的世界文化’，甚至梦想随着启蒙运动和全球化的发展，一种世界文学’将会盛行。”两百年过去了，我们来到了世纪交，以全球性问题为核心言说对象的纪实文学终于使“世界文学”梦想成真。
如果我们不否认将人际交往行为及其方式和频率纳人全球化话语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我们将毫不费力地得出如下结论：自人类诞生并开始社会化交往的那一刻起，全球化过程就巳经开始了。应该说，这符合全球化理论的基本内涵。相对于全球化整体进程而言，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全球化乃是该命题的重新设定和当代追问，即新全球化，或称“相对全球化”。
全球化如！与全球性（化旧办）已经成为世纪之交的热门话题。辩证地看，全球性是全球化过程的基本属性和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样态。全球化过程可能也必然带来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导研究员、俄罗斯哲学学会副主席、“全球学”的积极倡导者丘马科夫博士的话说，“全球性问题是一个由当今世界的各种反映整此文系“全球化趋势中的文学与人”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该会由《文学评论》编辑部、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邮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举办，1999年9月24~28日在湖北省丹江市举行。
个人类生存严重危险的紧迫矛盾构成的极为复杂的综合体”。
正是这种“紧迫矛盾”所构成的综合体，强烈呼吁一种关于跨文化沟通的元话语。当此之时，具有现代潮头意识和忧患文化身份的纪实文学健步走来，勇敢承担起拯救人类的理性责任，重新唤起人们关于道义的诗性记忆，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文学所面临的深刻困境提供了最佳解决方案。鉴于此，本文试从生态学、人类学、传播学等角度，对全球化趋势中纪实文学空前勃兴的文化渊源、纪实文本的人文关怀以及信息时代纪实文体运作方式的革命性转换做出初步描述。旨在说明，取材上社会事态的严重性、主题上人文关怀的深切性、运作上电子传播的快捷与互动性，使跨世纪纪实文学机遇大于挑战，一个新的纪实文学时代正在崛起。
自然的呼唤：异化生态的沉重回应
如前所述，全球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当代全球性问题。“当代全球性问题’这一概念是人类的那些性命攸关的问题的总称，它们决定着当今时代社会进步的继续。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这一概念得到广泛普及。在词源学上，全球性’这一术语源自拉丁语一地球。因此，被认为全球性问题的，是那些具有全人类性并不仅涉及整个人类的利益而且实际上涉及地球上任何地方任何一个个人的利益的问埋。它们是世界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客观的因素，对单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对它们的解决要求把地球上一切人的努力联合起来，同时，只要它们尚未得到解决，它们就会以其严重的后果而威胁着未来的人类。”可见，有识之士所关注的“当代全球性问题”，更多地指向了全球化过程中所必然导致的生态学意义上的负面效应。分别召开于1988年和1993年的布莱顿和莫斯科世界哲学大会的研究成果表明，那些与人类既定目标事与思违的全球性问题以及人类寻求克服此类问题的兴趣正在增长。
人们已经注意到，正当罗马俱乐部的“全球论”对全球性问题忍无可忍时，国际文坛随即响起“纪实文学”的强音。罗马俱乐部所代表的关于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沉重思索，与纪实文学的救赎意愿一拍即合。显而易见，当代纪实文学之于全球性问题极不轻松的审视，既是特殊“人学”内在结构的规定，也是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必要。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多灾多难的时期。劳资矛盾和自由市场引发了欧亚大陆戏剧性的政体转换，接连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以沉重打击，聊以自慰的科技进步和工业发展在带给人类以便利和实惠的同时又以“疯狂”的形式异化着日渐可怜的生态，环境污染、资源破坏、能源萎缩、人膨胀、粮食短缺，核威胁阴云密布，艾滋病惊雷满耳，厄尔尼诺、拉尼娜鱼贯而出。所有这些，使地球的承受极限和人类的终极家园问题终于摆上了桌面。尤其是80-90年代，伴随着高科技的迅速产业化及产业规模化，人们“发现经济与科技的盲目开发、利用，竟意外地造成了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矛盾，使人类越来越面临全球性人爆炸、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危机”。
在如此这般的严峻情势之下，人们已经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赏玩离现实人生十万八千里的虚构型诗歌和小说，通往“象牙之塔”的艺术之路一时间被大众化的“世俗”趣味强行关闭，文人经由数千年苦心经营起来的“理想国”顷刻瓦解，广大读者被通俗化的纪实文学先行拦截，即时报告和名人传记竞比《诗经》、《神曲》、《红楼梦》、《红与黑》之类的作品还要红火。尽管固守者惊叹“文学沉沦”，狂呼“读者归来”、“救救文学”，无奈过于沉重的现实语境已经并且正在以更为强劲的势头迫使纯文学“退场”，传统“经典”文本在遭受无情的嘲弄之后被再度边缘化暂时“搁置”的命运似乎不可避免。普通老百姓至为关切的是自身以及与自身一样的平民住哪里、吃什么、穿什么、活多久、怎么活。究其实，所谓新写实、新状态、新体验、新现实主义等中国诸“新”以及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之类，本质上都是隐含苦衷的文学话语方式，所表达的也多半是生存的痛苦、选择的无奈和寻找的渺茫。
因此，对于这样一个自然和社会生态均被严重扭曲的时空，过于发达的超现实想象反倒不合时宜。换言之，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认识自我的现存环境和未来生活的起码依据，更需要通过报吿文学、深度报道、大特写、体验新闻及其他非虚构文本来获取关于人类介于今天和明天之间真实的周边信息。从这种意义上说，以报告文学为中坚的当下纪实文学，不是“向内转”，而是“向外转”。
外转的纪实文学首先在20世纪末的中国报告文学领域取得长足进展。以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玻译为例，既往的文学思维确认人类认识自然的目的在于征服自然，征服自然的标志是改造自然。我国新时期的报告文学则清醒地认识到，认识和把握自然的最高境界，便是最大限度地争取与之和谐共处、互利互惠。这显然是现代生态伦理观念在文学层面的敏感投射。
这种一改过去的敌对意识而为朋友关系的亲和心态，使报告文学作家有可能窥见一一随着都市化、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现代人日趋急功近利，甚至开始了不计后果的野蛮攫夺，人为加剧了天人矛盾。有资料显示，在我国600多个城市中，大气质量符合国家一级标准的尚不足整体酸雨面积达国土总面积的30；荒漠面积占总国土的27.3，且以每年2460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前推进；全国669的河流和1000多万公顷土地惨遭污染。罗马俱乐部主席贝恰博士早就发出警示：“人在这个世界上主张一切都是属于他们的，把自己捧上了特权的地位。但是，只要他们不停止作为这个星球上的贪婪、愚蠹的暴君的胡作非为，他们的地位就会日益动摇，也许会以短命告终。”严峻的现实告诉我们，他的忠告并非危言耸听。
面对大自然痛苦的呻吟和沙哑的呼唤，作家们以文直谏。哲夫的“绿色文学”堪称表率。但真正产生警劝作用的，当推80年代以来的报告文学。如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针对首都地区水资源极度短缺的严酷现实，正告人们：“我望见了自然界虎视眈眈的眼睛，听到了自然界咬牙切齿的诅咒”，“向往着找到这80年代剧烈演变着的城市终归会和自然界重归于好的答案”。岳非丘的《只有一条长江》对母亲河遭遇的可怕亵渎表示焦虑和悲哀。郭传火《汪洋中的安徽》对水灾的忧戚，雷收麦《红色的警告》和杨民青等《大兴安岭大火灾》对火患的诘问，以及《伐木者，醒来！》、《中国风沙线》、《超载的土地一二难境地的中国人问题》、《西部在移民》、《民以食为天》、《中国生存的悲歌》等诸多也许还来不及精雕细刻的“快餐文学”，无不表现出厚重的关于现实生活境况和人类生存依据的忧愤心态与守护意识。科技出版社“贵耳丛书”中的《人满为患》、《谁能供得起中国所需的粮食》、《塑造未来的大趋势》以及西北沙暴、华北泥雨、沿海赤潮等严重态势，足以表明新时期报告文学关于天人矛盾的调解努力绝非多余。
人与自然关系改善意愿的日渐真诚和不断明朗，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展与成熟。在一批精英作家作品的启蒙与推动下，人们愈来愈认识到一一“在这历史的转折时期，在分析有关人类所处的状态及其可能导致的命运等复杂情况时，应当选择的着眼点必须能射穿整个人类体系的核心，而且要真正具有全球性的视野。这只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在最优先的地位才有可能。”事实正是如此。而今，有关异化生态的救赎性回应本身也呈全球化趋势。俄罗斯的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艾特玛托夫等当代知名作家都以各自的方式为惊吓过度的自然“招魂”。正如阿斯塔菲耶夫所说，“地球已经需要我们的帮助了。我们人类已经到了不仅是砍伐，还应当栽种的时候了。我们现在不应当再夸耀自己是大自然的征服者，而应当把自己称之为地球的主人”，并发出殷切召唤一“保护地球吧！”日本的《复合污染》，英国的《我控诉》，美国的《家园》、《漫长的诉讼》等，都是饮誉全球的优秀生态报告文学作品。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并非所有的工业文明都给人类带来或主要造成灾难性影响。英国…！梅在《前景》杂志上发表文章指出：“从保护都市环境的角度看，电子通信技术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其原因在于，它缓解了交通拥挤的状况，其结果，既节省了油料，又减轻了城市的污染。”此种提示，对于避免在倒洗澡水时将婴儿一同倒掉是有益的。
“人道管理”纪实文学的人文关怀
就人性的呵护与优化而言，全球化时代更需要适当的“人道管理”。具体到纪实文学方面，就是应该大力张扬与人性的普遍原则相协调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集中体现为遵循、倡导并追求人类普遍信守的生命意念和行为规范。这在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矛盾关系的关怀性纪实文学作品中表现得较为充分。戈雷申指出：“如果在考虑与人类命运攸关的各种问题时不以最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作主导思想，如果不仅在对待自然资源的利用，而且在对待文化和人的个性上的生物学立场不能成为人类行为的准则，那么，即使不发生核战争，人类也会灭亡。”因此，蕴含清醒的理性精神及浓郁批判意识的纪实文学本质上是“远观”而非“近视”的文学。诚如荒煤所说，“作家出于义愤和良心，有了强烈的责任感，就随手选择了一种比较轻便而又有力的武器来进行战斗，便往往挑选了报告文学这种样式。”0也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说纪实文学客观上充当了大众文化时代人类精英意识的合法守护者。
中国作为国土面积和人总量上的大国，即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任何重大事项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全球意义。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工程的启动及日益深化，中国作家的世界视野已被打开，传统儒道文化的人世、画满及天人合一的理性观照，决定了包括作家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仁义礼智信的文化特质和温柔敦厚的处世先见。它们沉人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之中，形成独特的民族心理结构及文化表达方式，潜在而有力地制约着中国作家对于世界不幸和人类苦难的文化敏感。对此，不少学者已经做出深刻阐释。谢冕在历史沉思中得出结论，自19世纪末至今，“忧患是一种贯彻始终的情致”。我们同样可以认为，钱中文所倡导的“现代性”和“新理性精神”实质上也是现代人文关怀。在他看来，具有现代性的新理性精神“就是促进社会进人发展阶段，使社会不断走向科学、进步的一种理性精神，就是一种现代意识精神，表现为科学、人道、理性、民主、平等、权利、法制的普遍原则”。
